“当今，生活快速变化。生活使所有的道德化为乌有。”这是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在其《后现代道德》一书的“引言”中表达的主题观念。与其说它是利奥塔对“后现代道德”之知识状况的思想诊断，不如说是他对“现代性”道德思想命运的知识判决。
在利奥塔看来，随着现代主义启蒙“大叙事”框架的解构，作为“政治解放”之革命修辞和作为“城市哲学”之制度想像的理性主义道德，已然消失在急剧流变着的当代生活之中。理性化的道德让位于洋溢着审美情趣和个性美德的快感道德，如同当年在启蒙运动的思想压力下，传统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古希腊英雄式的）美德伦理让位于现代性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仰仗着科学知识权威的）理性主义规范伦理一样。
我们时代的生活的确是在快速地流变着：现代主义思想家们乐在其中的“思想巨城”在急剧地膨胀着，膨胀得几乎没有了边界。城市的边缘地带（如，贫民窟）与中心地带（哲学沙龙或商人午餐会？）同样在快速流变，既不断地相互倒错，又同时在失却着各自原有的边界。
“流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一种只有复调或副音而没有主调或主旋律的无主题的主题变奏，或者说，一种到处呈现断裂或“不连贯”、差异或“杂音”的非主题化主题。没有了“确定性”，没有了理性的神话，甚至也没有了“大写的人”，启蒙的哲学和启蒙的道德已经不复存在。这便是后现代状况下的形而上学之死。“当思想的外部、自然、现实、神祉和人类都在批判的影响下毁灭时，形而上学似乎就丧失了其动机”。
后现代状况：特异与流变
在利奥塔的眼里，形而上学代表着现代性哲学思想的猖獗，因为它以哲学预制的方式设定人类和历史的未来，想像绝对完美的终极目的和价值理想，虽然它可以被看做是某种“实现了的隐喻”。
然而一切都只是人类虚拟的假象，尤其在人类流动的生活面前。流变是人类生活的主题——玛丽的日本旅行证明着这一点，市场的资本流动证明着这一点，人类的记忆证明这一点，甚至连作为凝固之历史的博物馆也证明着这一点：玛丽在宾馆淋浴时感觉到了旅行（现代人的游荡？）的流变，她仿佛突然意识到，老师所讲过的资本概念竟然是如此充满流变的经济现实，其所显示的流变不独是金钱的增减，更是时间与金钱的相互变换，这让玛丽真切地感觉到，并非“时间是金钱，而是说金钱是时间”，因为“最好的流变最快到达”，（同上）只要有钱使用最快捷的交通工具，比如说，欧洲的协和式飞机，就能“最快到达”，就能赢得时间，因之赢得金钱。资本主义是最简便快捷的文化，但简便快捷并不意味着普遍通用和同质性，因为文化必定是特异的或异质的。“真正的普遍性就是特异性”。（第4页）特异是流变的力量之源，快捷当然是一种流变。因为这种流变，现时代的人更愿意储存时间而非金钱，加州硅谷的老板和纽约华尔街的巨商们才会考虑是否要花费两秒钟左右的时间弯腰拾起被人遗失的百元美钞——对于他们来说，花费两秒钟所能挣到的很可能远不止于一百美元。
时间或者说流变成为当今第一大资本。与之类似，人类的记忆和博物馆也具有这种时间流变的价值意味：记忆并不只是为了人类文化的传承，最重要的是为了让文化成为资本。“文化资本指：所有的文化都在文化银行里成为资本。”而所谓文化银行即是人类的记忆。
能够使文化变成资本的记忆当然不能是凝固的。如同要使金钱变成资本就必须让储存在银行里的金钱流动于市场一样，使文化变成资本的记忆也必须让过去的和凝固的文化流动起来。即便是被称之为凝固了的历史文化的博物馆也必须流动起来，在流变中展示文化的资本力量。
利奥塔说：“博物馆必须永远变化风格。在博物馆中发生的流变要求被保存和被展现的权利。”文化的展现即是文化的流变。
利奥塔在告示人们，流变是我们时代的风貌。但这种流变决非百川归大海式的文化汇合，恰恰相反，它是一种一脉化万溪式的分流。
用利奥塔的后现代哲学话语来说，文化的流变源自文化的差异，呈现为流而不定、变而不居的思想跳跃，这便是后现代知识状况：差异且异质，感性且狂乱；没有规则，没有合法性的诉求；质疑所谓理性的普遍确定性，质疑一切中心化或专家权威化的话语权力，质疑任何靠宏大主题设置或终极目的预制的客观真理或绝对价值秩序。在《后现代知识状况》一书中，利奥塔就已然断定：“后现代知识并非为权威者所役使的工具：它能够使我们对形形色色的事物获致更细微的感知能力，获致更坚韧的承受力宽容异质标准。后现代知识的法则，不是专家式的一致性；而是属于创造者的悖谬推理或矛盾论。”（《后现代知识》，岛子中译本，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第30—31页）正是文化的差异和边缘人群而非中心权威者的审美化的创造力使利奥塔相信，流变既是生活的本质（尽管他从来就忌讳“本质”一类的词汇使用），也是文明和文化的本相。欧洲边界的模糊和游移是文化流变的结果：“就多元文化而言，欧洲是不可战胜的。”多元文化的欧洲本身便是文化流变的展览馆。不同语言间的翻译是语言资本的流变，它表明，语言间性同时具有文化多元和多元语言的文化权力竞争乃至角力的性质。人类的共同体无限多样，无限可分，他们的生活如同奔突于群山峻岭间的溪流，蜿蜒九曲，坎坷八方。没有什么力量可以人为地限定他们，改变他们。用预设的哲学（形而上学）或后设的历史学来剪裁他们的生活图像，只能是让自由奔突的生活之流封冻于某一既定框架的思想狂妄；而沉思他们的差异与边缘微观，才使人体会到无穷的“审美快感”。事实上，作为现代性的文化症候，“昏昏欲睡的文化资本主义”除了让人感到全球性“资本时差”所带来的眩晕之外，很少真实的生活意义。利奥塔于是感叹道：“人类在所有的剧场上演了有关自身的戏剧。必须更换全部节目了。要发现新的戏剧。否则上演旧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