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不会是我身上某个零件出了问题？我写下《一九九四年的碎片》这个题目，嫌疑就更大。一九九四年实在没有什么可写。问题是我又放不下一九九四年，好象从家中出来明明锁了门，记忆一下断了，仿仿佛佛地觉得没锁，那份牵挂，扯得娈心闹地震似的。我隐隐记得，一九九四年的早晨，每当睁开双眼，就觉得四周的空气都被雨水泡得发涨了。若夫淫雨菲菲，连月不开。我有点想不明白，范夫子连洞庭湖是什么模样都不知道，居然把洞庭湖岸的淫雨菲菲写得湿淋淋的。今天，洞庭湖岸这座名城，仍罩在雾茫茫的天空下，四处重甸甸的水珠，正在延续着范夫子那场菲菲淫雨。印象中，那年我仿佛没见过太阳。有天，我发现窗外，挂了一个圆圆的红盘盘，社区里的树木、花草拼命高唱《东方红》，似乎都成了“解放区”的天，红彤彤的光芒四射。我激动得跳了起来。这一跳才发现自己象孙猴子，棉被就是如来佛的手掌。当我从床上跳下来，天空仍像泼了一层蓝黑墨水。
那天，上班迟没迟到已经记不起了。
一九九四年，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可写。幸好我写下的题目是《一九九四年的碎片》。碎片！好像碎片不一定非得轰轰烈烈，非得刻骨铭心，非得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
碎片一
那天的愤怒，颠覆了我三十年的修养。
一进办公室，有个同事对我说：“你这假休得亏，一级工资啊。”我一听，心想完了，涨工资没我的份。半个月前，我向部长请工休假，部长接过请假条，沙沙地签上大名，还一再嘱咐我外出要注意安全。我好感动的，部长那天的形象，是一个挺人性化的领导。当时我还觉得真走运，要遇上部长不高兴，也可能就不批我的假。****的，和我玩调虎离山。部里只有我一个人五年没涨过工资（那年月加工资是有指标的，不是每人都有，加谁不加谁，领导说了算），大家私下都公认，假如只有一个指标，这级工资就姓孟了。而在我心里，这级工资早就姓孟了，要不我也不会去休假。我一听，那级工资泡了水，心里像有座火山爆发，一股股烈焰奔腾而出。我见墙上有部长的大名，拿起一张板凳，朝部长的名字猛砸，仿佛是砸在部长的头上一样过瘾。同事们为我抱不平，犹如火上浇油，烧得更猛、更旺。一连不知砸了多少次，墙壁倒完好无损，只是部长的名字有些缺胳膊少腿，最苦的是板凳，全身散了架。一根木屑插进了我的中指，当时没感觉，待怒火熄后，那痛才有点钻心。
同事们都很同情我，都说你不能太老实，去找部长。部长的性格就是点欺软怕硬。某某找部长闹，高门大嗓，部长不得安宁，最后事情就成了。这样的典型事例，大家给我搜罗了很多，全部灌进了我的耳朵。我象鼓足了气的篮球，一下就蹦起来了。
我不是一个胡绕蛮缠的人。待我冷静下来后，我就想明白了，我是为正义而搏。部里的舆论象古代作战的战鼓，一鼓就把我的信心鼓得足足的，我仿佛看到了正义的胜利，看到了正义的不可战胜。这时，我有一种伟大的感觉，我觉得我不是为一级工资，是为了正义，为讨回公道。为正义，为公道，就只能用文，不能用武。否则会被别人看低，看贱，就算要到了那级工资，也掉了身价。我有点后悔开始的失态，我不应该用凳子砸部长的名字，那只能说明我不老练，不成熟，容易冲动。我常常怀疑自己的反应和应变能力。十件事有八件事过后就后悔，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不那样做？说话也一样，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心想那样说就好了。可惜都是事后才变得聪明。同事告诉我，前天我们楼上有个部室，一位男同胞为工资割脉自杀。那人我熟悉，常和我们一起打牌。同事不说，我也能想象出，那位荣兄的窝囊场面。救护车耀武扬威地来到办公楼下，每个窗口都伸出一颗或两颗黑绒绒的脑袋，但很快又缩了回去，那些脑袋里装满了幸灾乐祸的好奇，抑或也还有同情和不屑。这时的救护车仿佛很孤寂，车顶上血一样的灯无声地闪烁，似有点不甘寂寞。这是一家大企业的机关，比市政府的级别还高，毕竟不是村野之地，扎堆看热闹有些对不起这装修华丽的办公大厦。其实，这救护车并不孤寂，虽然周围没扎堆看热闹的人，我敢保证，它身边关注的眼睛，肯定是里三层外三层。
我把向部长申诉的理由，在脑子里左一遍又一遍，打了无数次腹稿，还像小学生背书似的，背了下来。一共有五个理由，我愈背愈觉得不管从那个角度，都占满了道理。我还设想了几种情况，其中一种就是部长不和我讲道理，和我打官腔。怎么办？首先我排除了像那位荣兄一样割脉，绝对不能步那位荣兄的后尘。我不得不承认，割脉虽然是下下策，也可能是一个最有效的下下策。这个下下策最有效，我也不会仿效，因为太下九流了。我把这次抗争定位为柔性抗争，策略是外柔内刚。要让部长知道，我虽不胡绕蛮缠，但也是一个不好对付的人，而且我也要让同事们知道，我不是一个窝囊人，有理能走遍天下。
一站到部长身旁，我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在作逃离准备。不是我畏官、惧官，是部长长宽厚三维所占空间太多。在大学进修时，公共关系课的老师教导我，与人交谈，眼睛不能四处张望，要望着对方的脸。这一来，我就养成了和别人说话目不斜视的习惯。我望部长时，就需摆出一点仰头望明月的姿势。那种男人间的压抑感，像虫子一样一点点蚕食我的自信心。部长是我的顶头上司，我不可能不见他。我只能挺直腰杆，或踮起脚尖，让自己能多增加一毫米就一毫米。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还有点好茶叶。这茶叶就不一般啊，你试试，试试就知道了。”
部长的客气和热情，超出了我的想象，我端起茶杯，说了一句谢谢。部长问我茶叶如何，我硬着头皮说“好”，后面就没了下文。我喝水从不放茶叶，各种名目繁多的茶叶对我的味觉，就像沙漠一样单调。就是这个“好”我都觉得是昧着良心说的。通过对茶叶的评价，再一次证实我的情商无可救药。这是一个简单的逻辑题，即赞美茶叶，就是赞美部长。事后，我才醒悟我犯了一个大错误。我骂自己，你这个蠢东西，你的脑子灌了水？就一个“好”字了得？碧绿明亮，回味甘甜，这类赞美茶叶的名词，回到家里信口拈来，奇怪的是，我在部长办公室搜肠刮肚也只找到一个“好”字，那些好听的言词都有意和我为难，躲着不肯见我。
部长从茶叶开始，拉开一付和我聊天的架式。问我休假去了哪些地方。我说去了某个地方，部长就大谈某个地方的名胜古迹，人文历史。还不时问我父母身体如何，孩子学习如何。我几次想打断部长的话，但都不好意思，其实根本找不到打断部长思路的机会。真是天助我也，理教科一位女同事来向部长汇报工作。女同事人还在门外，一股男人闻了骨头发软的香味先飘了进来。看得出，部长此时的心情很阳光，笑也很暖人。我把视线从部长的脸上移到墙上，墙上白白的，正如一位伟人说的，可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白白的墙如屏幕，面对着那屏幕，我的思绪一下就活了起来。来时准备的那些理由，又在我脑子里梳理了一遍，之前我一直担心自己记性不好，怕在领导面前讲得颠三倒四，现在看来，根本没必要担心。
女同事走后，我抢占第一时间。“部长……”
“啊，啊！我知道……”
我刚开口，部长立马将话抢过去。我不晓得他知道的是什么。这时，我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嘴唇僵着。
部长说，你很能干，很踏实，很敬业。开始我没反应过来，以为说别人。直到部长把我近年做的几项主要工作翻出来表扬一遍，才知是说我。什么年什么月，好像部长帮我记了一本日记，一些我自己忘记了的细节，都说得那样准确，那样肯定，那些本来忘记了的细节，又清淅印在脑膜上。这时我心里很滋润，仿佛部长往我口里塞了一块糖，甜丝丝的感觉山洪一般席卷而来。我的斗志正面临一场考验。我是不会那么容易被部长的“甜言”炮弹打倒的，很快我就清醒过来了。讲得这样好，加工资，怎么没我了呢？我表现得这样好，更应给我加工资。可见我还清醒。对，这样顺着部长的话提出我的疑问，看他如何说。部长这席话，为我准备提出的几个问题，作了有利我的铺垫，在道理上我占了绝对优势。
“部长……”
刚开口，部长就站了起来。这时，我必须把视角调整到望见天花板的角度，否则只能对着部长的下巴说话。我没想到部长站起来是为了给我茶杯里添开水。我只得把话咽回去。我也站起来，接过部长手中的热水瓶，说，我来我来。我也聪明了一次，先把部长茶杯的水满上。为什么是满上，而不是上满？这规矩我懂，倒茶不能满杯，要留一个小圈，酒则要上满。
部长一边看我倒水，一边老朋友似地说：“我们私交还不错，今天我干脆把话挑明”。
部长要把什么话挑明？没给我加工资，是不是还有什么内幕？是不是前面的表扬是为后面的“但是”服务的？挑明了说，是要挑我的毛病？是不是有人告我的黑状，说我用凳子砸他的名字？一连串问号在我脑子里打转。
部长上的微笑里，透出掏心窝子的诚意。从他的脸上，我读不出对我不利的符号。我从那笑里隐隐约约地感受到一种友善，好像是放下了架子的友善。部长挑明了说的什么，我始终没有明白。我只清清楚楚地记得，他说不会亏待我，难道他要挑明了说的就是这句话？现在想来，那一剂剂精神迷魂汤，把我忽悠得不知东南西北，带着一种迷迷糊糊的满足感走出了部长办公室。
走出部长办公室，我突然又成了一个明白人。说我很蠢？我真还不承认，谁要当着我的面说，我还真会和他急。要说我很聪明？连自己的事都办不好。我有些懊悔地打了自己五个嘴巴，一边打一边在心里抱怨自己。要去找部长的是你，到了那里没把该说的话说出来的也是你，又不是没理由，也不是不让你说，更不是不能说。
这事办得，怎么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