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已经黑了，天上没有月亮。
凌乱的家属院里没有路灯。准确地说，有路灯，没有灯泡。
以前曾安过灯泡，但安不住，不是叫人摘了，便是叫小孩子的弹弓打了。晚上，家属院总是黑魆的。好在人们也习惯了，一是住的时间长，路熟悉了；二是有些窗户还射出些光。
她在家属院里疾速穿行，她要去赶公共汽车。汽车15分钟一趟，开往火车站。等车的人总是很多，汽车又不正常，因此提起赶汽车，心里总是着慌。扶老携幼，或是多带点行李赶火车的，宁愿提前两小时动身。好在时间并不珍贵，人人都富裕地拥有时间。
她来到车站（站上没有路牌，大家习惯在那里等车），人已经很多了。这是能赶上44次的最后一班车了。赶车的，送站的，接站的，或是下班回家的，人人心里都很紧张。秋风飒飒，寒气逼人，脖子都缩起来了，人们局促不安地在原地踯躅，瞭望。
车终于来了，凭那两盏车灯和车头上的指示灯，就可以判断那不是卡车，而是公共汽车。可是公共汽车在离站30米的地方停下了，挤下几个人。站上的人反应过来，朝那儿涌去（老人和孩子自然没有这份竞争力了），可人未涌到，车又发动了，驶过车站，扬长而去。自然，车厢里挤得不能再挤了。这群没有上去车的人，有的叹息，有的骂街，有的默默地离开，还有的耐心等待着下一趟。
她急如热锅蚂蚁，因为她一定得赶到火车站。她多想有个熟人骑自行车路过，好把她捎走。但是愿望毕竟是愿望，就像她自己……她是个家属，整天在自己的男人身边转圈，除了邻居，认识得人太少了。时间还剩20多分钟，赶到火车站有6里地。那公共汽车走的是n形，直接到车站对面爬火车道过去要省两里地，还来得及。别无选择，快跑。
马路狭窄，路边缘不平坦，天又黑，一脚高，一脚低，走起来磕磕绊绊。
不愿观照大地的月亮躲进云里了。
一条混浊的小河边，一棵小树下，一堆短而细的象征着歉收的麦秸里，一对情人互相搂抱着（他们是农民，不会洋气地拥抱，不会洋气地接吻，他们是以人的本能的自然状态接触着）。
她的泪水****了他的粗布衬衣的肩头，他的泪水****了她的廉价花布做的旧的很薄的无袖衫的肩头。
“你永远跟我好？”
她没有回答，但他的肩头感觉到她在点头。他将她转过身来，搂进怀里，两只手伸进她的衣服，她没有反抗。
“可是我家穷，一年干到头还吃不饱肚子，我没有钱娶你。”
“我不要钱，我和你一同去受苦。老一辈不是闯关东嘛，我们也去；死了也就算了，反正命不值钱，活着也没意思。”
他的手向下滑落，抓住了裤带，要松开它。她立即抓住他的手，死死地守护着最后的防线。他苦苦哀求，她抵抗着：“不行，还没有到时候……”“哧！”上衣裂开了，好在是个没有月色的夜晚……
她躺在炕上，盖着母亲遗留下来的千补百衲的被子，睁大眼睛想心事。
推了两下门。“谁？”“我。”她听出来了，是她父亲，她赶快起来搬开顶门的木棍。
“爹，你有事？”
老头儿叹口气，手里端着一只破碟子做的油灯，像只萤火虫儿似的照着满脸皱纹的饱经风霜的脸。他摇了摇头，迟钝地转过身去。她拽住他，把他拉进自己的一无所有的闺房。油灯灭了，他坐在炕上，她趴在他的肩头：“爹，什么事，你老说呀！”
他不愿说，但经不起女儿的催逼，支支吾吾地开了口：“闺女，你娘死后，你跟我没有吃的没有穿的，爹对不起你。”他的声音比哭还难听。
“爹，你自己更苦呀，还要拉扯我们两个，不要说这些了。
有什么事，你尽管说吧。只要爹好，女儿上刀山下火海都不怕。”
女儿23岁了，骗是骗不了的，他只好直说了。她哥哥比她大四岁，在农村找对象已是老大难了。原来老头儿想换个调面亲，但是不那么容易。村子太穷了，连一栋像样的房子都没有，一棵大树都没有，本村的姑娘都不愿嫁本村的小伙。哪个姑娘还肯嫁进来？但是这回有了一个机会，有一个姑娘“愿意”来，条件是要2000元现款。本来这是件上天揽月的事，那时邻居说过老头儿苦笑一下就置之脑后了，但偏偏有个矿工随同事来村子里玩，看中了桂英，愿意出2000元聘金。
“爹，为了哥哥的大事，我愿意。”
她跑着，已跑到岔路口了。一辆救护车撵过她，风驰电掣向医院驰去。她的心猛一紧。扭头一看，右边远处医院的三层楼亮着三排方块，心里有股说不出的味儿。
“笃笃笃”，有人敲门。桂英打开挨着建筑队围墙的用土坯垒成的6平方米的小临时房的门，见有一辆吉普车停在门口。来人是位矿工，刚从井下上来，脸还没有洗干净：“孟嫂，孟大哥受伤了，已经送医院了，你快去吧。”
她是跟着姓孟的晚上动身坐火车来到这里的，没有让那个相好知道，因为人只有用这种办法割断感情最为利索。她来了，他们结了婚。有人说这种方式叫先结婚后恋爱，其实结婚后再恋爱只不过是文人浪漫的想象罢了。既然结了婚，恋不恋还有什么关系！孟大山用20张大团结把她买来，那还有什么说的！她的任务自然是伺候丈夫，生儿育女，尽中国妇女艰难的义务。尽管这样，她还是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了。
他受伤了，伤得怎样？虽然她才来20天，夫妻还没有什么感情，但是突然而来的打击，不能不使她震动、战栗、恐惧。她觉得有些瘫软。
她扶着头顶一般高的门框镇静了一下，手忙脚乱地进屋端下正在煮着的饭锅，封了炉子，出来锁了门，看见屋顶上还晾着她的洗干净的布鞋，伸手取下，从板皮钉的门的裂缝中塞了进去，破天荒第一次坐上吉普车来到这所医院，她看到了白被单裹着她昏迷不醒的丈夫。
后来，丈夫坐了轮椅，她成了他的影子，无论出门还是在家，整天推着轮椅。
后来，矿上分给他们两间15平米的平房，还给他们砌了围墙，搭了小伙房。
后来，她农转非，真正成了城市的一员，矿上每月给她30元的津贴，成了一名自食其力者。
自然，这个家既不是老家那个墙头、屋顶全叫烟熏黑了的老屋，也不是初来矿上那个小小临时房了。有了白墙，有了木床，有了柜橱、桌子、凳子，是一个挺像样的家了。吃的白米白面，穿的也整整齐齐。
留着剪发头的胖胖的家属主任笑呵呵地进来了。她赶快让座，倒茶。
“桂英，告诉你一件大喜事，你被俺居委会评为‘五好家属‘啦！快开会去。”
她被家属主任拉到矿礼堂，礼堂里挂着大横幅，贴着标语。
她记起来了，她上初中的时候，也在这样的气氛中领过三好学生证书呢，但那事已很遥远了。她和家属主任坐在头一排，后来，工会主席宣布五好家属名单，果然有她，而且排在第一名。她被招呼上台，矿长和她握了手，给她戴上一朵大红花，要她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