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或者称知识分子，永远是统治阶级的一个部分。因为所有的政权都需要有统治能力的人来执掌，没有哪一个政权可以将他们排除在外。在封建时代，他们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在资本主义时代，他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时代，他们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果对他们大肆打压，那么政权离灭亡就不远了。东汉帝国很不幸地成为这样一个典型。
一、名不副实的“中兴”
东汉的崛起，史称光武中兴。其实，“中兴”这个词用得名不副实。别误会，不是说兴盛得不够，而是说应该是新兴而非中兴。
有人认为，刘秀在历史上是个过渡人物。我倒认为他的地位与开创西汉王朝的刘邦相当。他所开创的东汉帝国是应当与西汉并列的崭新帝国，而非西汉的延续。
虽然史书记载，刘秀是刘邦的九世孙。但是，刘秀这位皇族成员和西汉末年的皇帝们早就是出了五服的超远房亲戚。虽然刘秀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是汉景帝，但他的父亲仅是一个县级干部南顿令。据《汉书·平帝纪》记载，“惟宗室子皆太祖高皇帝子孙及兄弟楚元王吴顷之后，汉元至今十有余万人”。可见，刘秀本人只不过是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刘氏皇族中的普通一员。仅因为皇帝姓刘，就将东汉当作是西汉的延续，称之为“中兴”，这样的理由充分吗？
事实上，东汉与西汉一样，是其开创者付出大量心力，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战争，打败一个又一个对手，用血与火铸造的。
我们将时间退回到东汉建立之前，当时各地起义风起云涌，不但有赤眉、绿林、铜马等农民起义军，也有拥兵自重的地方豪强，比如陇西隗嚣、琅玡张步等。王莽政权没有覆灭之时，大家都打着反莽的旗号，也算是联军。当绿林军攻入长安城，灭掉了王莽的新政权之后，谁来统治天下则必须由战争来决定了。于是，绿林军中的各派系（刘秀是其中之一）、赤眉军、铜马军、王郎、公孙述、张步、隗嚣等各军事集团展开了大混战。刘秀从23年10月到河北拓展自己个人的势力开始，到36年11月消灭公孙述为止，经历长达十三年的战争，终于基本上统一了中国。
东汉帝国的建立与西汉非常相似，都是在农民起义推翻了旧政权之后，在军阀混战中取得最后胜利而创立了新的政权。但是，东汉又与西汉有很大的不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统治者不同。
我们不妨再回忆一下前面讲过的开创西汉帝国的是群什么人。刘邦，亭长，相当于现在的居委会主任；樊哙，杀狗的，属于被城管赶得满街跑的小贩；韩信，无业游民；萧何，狱吏；周勃，吹鼓手……只有张良是官宦子弟。
而我们再来看看刘秀和他手下的开国功臣们是些什么人。
刘秀本人，皇族大地主。说他是大地主有证据吗？有。据《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刘秀为养育自己的叔叔刘敞追租子，诉讼的标的额高达两万六千斛，当时一斛等于十斗、一百升。具体有多少，我没在粮食部门干过，不知道一斗谷子能有多重，反正看着这数量“两万六千斛”，应该是挺多的。
再看开国大臣，据汉书记载，汉明帝时被列为开国功臣的三十二人中（云台二十八将加上王常、李通、窦融、卓茂），明确记载“家富给”或“世为著姓”的四人；世代为官者，八人；自身曾为西汉或新政府官吏者十三人，宗室贵族或地方豪强二人。需要多说一句的是，这些人可不是一个个单独的个体，他们每个人往往都是一个集体的首领。他们不是自己一个人支持刘秀，而是全家、全族都支持刘秀。比如耿纯，他就是率宗室宾客两千多人一起投靠刘秀的。
现在大家清楚了，刘秀本人是大地主，他的亲戚们当然也大多数是大地主，再加上帮他打江山的那一帮功臣也大多是地方豪族大地主。那么，这样一个充满了大地主的政权如何统治天下呢？
二、兴起有道理
东汉的兴起不是没有道理的，有内外两方面原因，即一方面朝庭内部在权力结构和政策上进行了调整，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环境也发生了变化。
我们先谈其政权内部的原因。刘秀上台以后，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建立自己的行政体系。
在整个东汉帝国的建立和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出力最多、功劳最大的，当然是以军事将领为首的功臣集团，比如说云台二十八将。对于这些人，怎么办？
这个局面，当年汉高祖刘邦也遇到过。他最初是封这些人为诸侯，但是这些人却一个接一个地造反，最终刘邦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好不容易才将他们一一消灭。可见，刘邦的这个办法不好。刘秀吸取了教训，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非常好。他怎么做的呢？有四招。
其一，在物质上给这些功臣丰厚的奖赏。这些功臣全都封侯，平常也经常给予赏赐，甚至进贡的贡品拣好的先赏给这些功臣，剩下的那些差一点的刘秀留下自己用。
其二，在精神上给予极大的关怀，建立亲密的感情纽带。刘秀平时经常和这些功臣一起聊天、吃饭、游玩；有的功臣去世了，刘秀亲自去吊唁；甚至有的时候还和他们开开玩笑。比如有一次在宴会上，刘秀问大家说：“你们如果不跟着我起事，你们现在能混成什么样儿呢？”其中马武就说：“我能够当个抓贼的警察。”刘秀笑着说：“你还能当警察？能不当贼被警察抓就不错了。”说得大家都哈哈大笑。可见当时君臣之间关系是比较融洽的。
其三，削弱了内地的兵力，不让这些功臣在京城附近握有重兵，而是让他们带兵去对外作战或驻防。没有统一天下之时，当然是对西北的隗嚣和四川的公孙述，统一之后，就是在北边防守匈奴。比如王霸在上谷驻守了二十多年，马成也长期在常山、中山一带驻防。
其四，不让这些功臣在政府担任实职。当时功臣，除了邓禹等少数几个人之外，其他人要么就像王霸、马成这样驻守边关，要么就是处于退休状态，即使担任官职但也没什么实权。
此外，刘秀也不忘吸取西汉灭亡的教训，对后族势力进行了有意识的控制。但是，这种控制仅限于防止外戚结党专权，并非完全将外戚排斥出朝廷。
在控制军功阶层和后族势力扩张的同时，刘秀重用士人阶层。例如建武七年，刘秀下诏求贤，命“公、卿、司隶、州牧举贤良方正各一人”。其中王莽当政时期弃官隐居的那些大儒和西汉旧臣，特别受到重用。这些人本身没有军功，和皇帝也没有亲戚关系，但是他们大多是对刘氏家族忠心耿耿的人，而且一般都有一定的治国能力，对原来的法律体系和行政运作方式也比较熟悉。所以用这些人，既有利于治国还能让人放心。
刘秀对于另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地方豪强是什么态度呢？这的确是一个难题。
一方面，刘秀本人是大地主出身，身边的亲属也都是大地主，很多追随者都被史书记载说是“著姓”，也就是当地的豪门。在夺取天下的过程中，刘秀得到了背后这支强大势力在财力、人力、物力多方面的大力支持，刘秀的东汉帝国就是建立在地方豪族大地主势力的基础上的。
另一方面，地主豪强势力虽然支持刘秀建立了东汉帝国，但是对于当上皇帝的刘秀而言，其强大的力量却依然可能对皇权构成威胁。刘秀既要壮大他们使东汉帝国的阶级基础更加牢固，又要防止他们过分强大从而威胁皇权。
怎么办？刘秀很天才地找到了一条解决之道：让他们成为士人。
这绝对是天才的想法。其一，知识分子历来都是对皇权威胁最小的集团。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想以此来巩固统治，后世作诗讥笑：“坑灰未冷天下乱，原来刘项不读书。”真正会造反的哪里会是读书人？况且俗话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其二，知识分子中的儒家更是不会造反。儒家以忠、孝、仁、义为做人的核心价值观。论语有言：“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又忠又孝的儒家知识分子犯上都“鲜矣”，怎么可能造反？
为了将这些地方豪强能变成儒家知识分子，刘秀首先从思想上崇扬儒家，从行动上复兴太学、重用儒生，从制度上恢复并完善西汉时建立的察举制度，使之成为平民获得政治权力的主要途径。其中特别要强调的是建武十二年，刘秀下诏令三公、光禄、御史、州牧等每年举茂才（即秀才，避刘秀的讳而改）各一人，从此茂才由特举变成了岁举常科。而茂才的政治前途是比较光明的，绝大多数担任县令或相当于县令一级的官职，掌握地方政权。
通过这样一系列的举措，就给包括地方豪族在内的所有平民百姓指明了一条从政的阳光大道：做儒士。这样就引导着豪族这个有可能威胁到皇权的强大集团成为东汉帝国的忠实拥护者。
这样一来，东汉的权力架构就基本成形了。这个权力架构类似一个金字塔，皇帝在顶层，他的旁边是军功集团和后族，但这两支势力都属于架空状态，没有根基。而在皇帝的下面，是士人集团，这是政权的中坚力量。而在士人集团的下面，是以不断被儒化的地方豪族大地主为核心的整个地主阶级。
这个金字塔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皇帝如何控制与自己没有任何亲缘关系的士人集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刘秀对行政体系进行了一些重大的改革。主要是三个方面。
第一，在中央行政机关中，架空三公，将权力集中到皇帝直接控制下的尚书台。西汉时三公不但地位高，实权也很大；但到东汉时，三公地位虽高，但实权却没有了。据《汉制丛录》记载：“光武即位，政事不任三公，而尽归台阁，三公皆拥虚器，凡天下之事，尽入尚书。”尚书台成为中央政府的权力中心，是决策机构，三公九卿只是受命办事。
第二，加强对行政体系的监察。一是监察系统直接由皇帝控制。原先三公中的御史大夫主管监察，到东汉时御史大夫改称司空，但已不负责监察。而将原来御史大夫属下之中的御史中丞改任为御史台的长官，负责监察百官。御史中丞和御史大夫不同，他的职位比较低，职责也很单一，显然便于皇帝亲自掌控。二是强化监察人员的职权。前面已提到御史中丞地位的提高就是一个例子。同时，东汉还恢复了司隶校尉一职，而且还扩大其职权，使他主管监察中央官员，同时主管京城附近的郡内事务。这御史中丞和司隶校尉再加上尚书台的主管尚书令在朝会时各专席而坐，号称“三独坐”，其权势之大可见一斑。在地方上的监察官刺史的职权也大为扩大，不但有了选举权，还有了弹劾权。
第三，弱化地方的力量。一是罢除非边境地区的都尉官，地方政府里没有了军官的编制。没有了官，还有兵呢？战争一结束，刘秀就下令裁军。这样一来，地方武装部队就没有多少人了。二是将郡国化整为零。东汉时，刘氏皇族也被分封，但是，封的人数多，封的地盘少，许多封国的地盘连一个郡都不到。封国小，郡也不大。秦时全国是三十六郡，而到东汉时，据统计郡有七十多个。三是地方受制于中央。东汉时，无论郡或封国，行政首长和一些主要官员均由中央任命，受中央监督。
通过这三方面的举措，刘秀成功地加强了中央集权。
权力结构和执行体系都重整完毕，那么执行什么样的政策呢？
东汉帝国初期的政权结构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在这里，最具有实力的就是士人。汉光武帝刘秀本人原来就是熟读诗书的士人，他的政权中又以士人为中坚，那么他们当然会执行士人们所认为正确的政策：放松剥削。这是儒家民本思想的体现。
具体来说，第一，安抚民众。新莽末期到东汉建立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农民起义不仅有绿林、赤眉这几支，还有很多零星的、小股的起义军，而且绿林和赤眉内部也是派系林立，很多部队失败或者遇到挫折后就化整为零了。这些人，没有跟刘秀争夺天下，但却影响到东汉帝国的稳定。对于这些人，刘秀采取的办法是招安，把这些农民起义军的领导人弄到外地去，给他们良田美女，让他们安家立业。这些人本来就不具有政治上的野心和志向，是迫于无奈才起义的农民。当然很容易就放下武器，做了东汉帝国的顺民。
第二，减轻税赋。最初税率大约是百分之十，后来降到三十分之一。在灾荒年代，还会进一步下调税率，甚至对农民给予救济。
第三，提倡节俭。刘秀本人就非常注意节俭，衣着非常朴实，生活上也不追求享受，史称“身衣大练，色无重綵，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修陵也要求简朴，下令不要修得太大，“制地不过二、三顷”，更不要做“山陵”。这里要解释一下“山陵”是什么意思。在西汉时候，王公贵族流行修山陵，即在山腰上凿一个大山洞，然后把墓室放在洞里。这样一来，整个大山就成了一座墓。现在开凿隧道都是大工程，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就更难了。需要的人力、物力比就在地上挖个坑大多了。所以，刘秀不修山陵节约了很多人力、物力。在他的影响之下，后宫也节俭成风。他不但自己节俭，还要求大家都节俭。比如说曾下令要求薄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