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家书中反复告诫自己的子女，一定要一边种地，一边读书，以保持前辈的传统，千万不要沾染官场习气。他说：
“凡官宦人家的子弟，衣食起居都要与贫寒人家的子女相同，这样长大后才会有所作为。如果沾染上了一些好吃懒做的习气，就别指望他能有所出息了。我虽然是朝中命官，我所穿的衣服也只是三百块钱一件的。希望你们过日子能坚守勤俭之道，这也是惜福之道。”
他对自己的两个儿子纪泽和纪鸿的要求也更加严格：
“出门不许坐轿，不许指使仆人为自己做端茶倒水，打扫房间之类的事情。这些事情都必须一件一件自己去做，也要学会耕种。”
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骄奢淫逸，才算抓到了根本！
曾国藩在去世的前几日，已经说不了话了，他指向桌案上的一卷纸。长子纪泽打开一看，原来是一份早已写好的遗书，纪泽含泪念道：
我做官三十多年，官位显赫，但是做学问一无所成，也没有很好的德行，我现在后悔莫及。我感觉自己不久将离开人世，特立下四条遗言给你们弟兄。一曰慎独则心安；二曰主敬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人悦；四曰习劳则神钦。这四条是我几十年来的一点心得，希望你们能按照这个标准去做。把这四条作为家训流传给后代子孙，以使我们曾家长盛不衰。
曾国藩一生清廉做人、为官，受到后世子孙的好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始终有那么一些人因经受不住一时的诱惑，而“一失足成千古恨”。
其实，身居显赫官位，胆敢以身试法的贪官，绝不是东窗事发后一句“一失足成千古恨”就可以轻松搪塞过关的。分析这些人蜕化变质的轨迹，大多都是在第一次的诱惑面前没有经受得住考验。很多私欲膨胀而毁于贪欲的“人民公仆”在铁窗内回首自我毁灭的过程时，常常因“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而泪涕横流，痛不欲生。这的确值得人们深思。
宋代哲学家王廷相讲过这样一个寓言：有一个轿夫一天穿着新买的鞋子进城，他很小心地走路，生怕弄脏了新鞋子。后来一不小心，踩到臭水坑里去了。鞋子脏了之后，轿夫走路就再也不那么小心谨慎了，再也无所顾忌了。
其实，为官清廉就跟轿夫小心行路不弄脏鞋子是一样的道理。有些领导干部刚上任的时候还雄心壮志，信誓旦旦地要为老百姓办一些实事，可是一旦下水湿了第一脚后，便“久闻不知其臭”，甚至“破罐破摔”，在泥潭中越陷越深，以至不能自拔。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是足以令每一个有职有权者警醒的。
办事无私心，处理事件不偏心，以规章制度为准则，不徇私舞弊，这是廉洁的具体体现。
无欲则刚，只有廉洁才能秉公办事，秉公办事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与拥护。廉洁奉公才能够赢得民心。赢得民心也就巩固了自己的群众基础，基础坚固了，你的官也就能做得长久。“公生明，廉生威”是为殷鉴。对于做官的人而言，廉洁奉公是为官之道中极其重要的谋略。
以上所谈到的是为官清廉需要为官者自律，但是，人性都是有弱点的。有些人本质是想为老百姓做些实事，但身在官场，也有身不由己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又该怎么办呢？
谨防“湿第一脚”，除了各级干部从严自律、洁身自好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建立健全有力的约束和监督机制。唯有如此，才能使那些意志薄弱者抵挡得住“糖衣炮弹”的诱惑，做到率先垂范守清廉，廉洁奉公显本色。
精心培养接班人
一个人不可能做尽天下事。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后，为自己找一个接班人，适当地放权给年轻人，才能够保住公司发展的动力，才能使自己未竟的事业延续下去。
很多企业在创始人带领下，苦心经营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都遇到一个很头疼的问题，那就是“如何选择合适的接班人”。
曾国藩很早就说过：“天下事一个人是做不尽的，要做大事情，第一个要想到的就是找替手，等到自己不能做事情或做其他事情的时候，这人能接替自己做下去。”因此，他在担任各项领导职务之时，并不恋栈，总是时刻不忘培养接班人，保证事业不会因为他的离开而终止。
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曾国藩的接班人培养之道。
咸丰十一年，太平军在江浙战场上取得突破进展，危及清廷的财赋重地，更严重的是上海也面临被太平军占领的危险。因此，上至朝廷下到地方官员，都希望曾国藩发兵救援。曾国藩认识到这是扩大湘军势力的极好时机，可以抓住这个时机再编练一支军队。
由谁去上海担此重任时，曾国藩主要考虑了三点：一是湘军嫡系；二是要有能力胜任此项事情；三是对湘军、对自己都有大益处。
经过再三权衡，他举荐李鸿章担此大任。1862年2月28日，曾国藩与李鸿章谈了个通宵，嘱咐他先把兵练好，不要急于出战，吏治、洋务可以缓办。他告诫李鸿章“有军则有权”，要把军事放在首位。在曾国藩看来，只有练就精兵，学会作战，才能站稳脚跟飞黄腾达，否则将一事无成，甚至有掉脑袋的危险。他还看出李鸿章心高气盛、急躁、傲慢、任性，这些致命弱点如不改正后患无穷。因此曾国藩“以深沉二字”相劝，其他好友也纷纷提出忠告，李鸿章深受教益。
李鸿章到上海后，迅速组建了一支新的军队。但他处处以弱军自居，打定主意：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也不出兵，要保住自己的血本。
不久，慈禧就给李鸿章施加压力了，要求李鸿章带兵攻打太平军。但李鸿章一直抗旨不遵。清廷知道只有曾国藩能调动他，于是令曾国藩劝李鸿章出兵作战。李鸿章特向老师诉苦，曾国藩也不糊涂，坚决支持他按兵不动。待清廷令他劝李出兵的谕旨下发后，曾国藩又出一招，让李鸿章“勉为应允”，“会防不会剿”，即与外国势力共同防守上海，但不参加共同对抗太平军的会战。
因为曾、李都清楚，自己不能被人当枪使，把本钱送给别人花。李鸿章佩服老师的眼力，更坚定了不出兵的信念。
从此以后，李鸿章处处按照老师的意思办事，在上海六个多月，李鸿章写给曾国藩的信即有四十四封之多，事事请命、时时请命。他把曾国藩比作佛祖释迦牟尼，而自己只是附骥尾以成名。
李鸿章为了表示对老师曾国藩的感谢，每月仅接济安庆大营的银两就达四万之多，洋枪洋炮更不计其数，有一次仅子弹就送一百万发。
攻陷天京前后，曾国藩实际上是清军的前线总司令，且握有苏、浙、皖、赣四省军政大权。不过谁都知道，朝廷已经在忌其兵权过重，尽管表面很受恩宠，但曾国藩已经想好要找一个接班人，然后自己抽身。
后来裁湘留淮，就是曾国藩有意要重点培养李鸿章。李鸿章后来还很谦虚地说自己“师事近二十年，薪尽火传，筑室余为门生长”。
1860年11月，曾国藩坐在新建的署衙里总觉内心无比空旷、凄寒，随之也觉病情加重肝区阵阵疼痛，头晕目眩，两脚麻木，失眠，噩梦不断。他意识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想要交代点后事，于是赶紧写信给李鸿章。想到李鸿章，心里宽慰了很多，他庆幸自己有这么个可资接班的学生，这几年他的事业都由李鸿章接过去了。湘军裁撤了，李鸿章的淮军成了支持清朝的顶梁柱；自己没有完成的剿捻大业，李鸿章也替他完成了；“天津教案”也由海战妥善解决了。“青出于蓝胜于蓝”，学生胜于老师，曾国藩也很佩服李鸿章。他虽对李鸿章的过分热衷功名利禄有些看法，但也总是宽容。
李鸿章接到老师的信，尤其读到“此次晤谈后或将永诀，当以大事相托”时，深恐老师或有不测，若不能见上最后一面将成终生憾事，便从保定赶到了江宁。
当李鸿章问及他哪些人可作为以后培植的“种子”时，曾国藩思考良久，说：“海内第一号人物当属左宗棠。左宗棠雄才大略，待人耿直，廉洁自守。”李鸿章听了感到不解，因为曾、左七八年不通问讯，外人都说他们有矛盾，为何老师竟说他是第一号人物？曾国藩说：“左宗棠与我争的是国家大事，不是私情。左宗棠‘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正是他的长处。”他认为左宗棠之后当数彭玉麟。此人光明磊落，疾恶如仇，淡泊名利，重视情义，是天下的奇男子。然后是郭嵩焘，其人之才，天下难有其匹者，而且非书生之才，将来会有发展。再往下数如刘长佑心地端正，沈葆桢很有能力，但心地狭窄……
由于马上就要过年了，李鸿章不得不辞别老师回直隶。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病卒，李鸿章就秉承了他的事业，做了曾国藩的传人。李鸿章后来在搞洋务运动、办外交以及组建海军等方面都很有成就。
挑一个好的接班人，精心地培养，他就可以完成你未竟的事业，能够使你的思想得以延续。行军打仗如此，治国安邦如此，经商也是这样的道理。
但是某些公司的领导人总觉得舍我其谁，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时仍然亲力亲为，大包大揽，不肯放权。其结果只会使公司中的年轻人得不到发展，从而使公司难以为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