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争则退，不争则败
“争”是通往胜利彼岸的必经之路，任何人都不可能绕开。只有“争”，人才可能前进，“不争”就只有倒退了。
我们讨论曾国藩的为人之道时，必然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即怎么样才能做成人生大事？很多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理想和奋斗目标，都希望做成一两件事，以体现人生的价值。但是真正要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等，却是相当困难的。那么，有人不禁要问，曾国藩是通过什么方式去实现他的人生目标的呢？这就是本文所要讲的争胜、明强。
争胜，一般的理解就是争取胜利获得成功。但它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在与他人，与社会的竞争过程中保持前进。
人人都想争胜，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获得成功。在“争”的过程中，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总有人会被挤下河。被挤下河的人，性格稍软弱点的，就有可能望天长叹，再也爬不起来了。曾国藩是最厌恶这样的人的，因为他终生的信条是：“男儿自立，必有争胜之气。”
曾国藩在给弟弟的信中多次提到争胜、明强的重要性。同治二年七月一日，他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写道：
“强”是一种美德，我以前寄给你的信也讲过做人要明强。但是怎么样才能做到“强”呢？强字必须从明字做出。只要自己的知识丰富了，洞悉了事情的真相，明察了事情的本质，然后始终不屈不挠地去争，才能够达到“强”。如果对事情全不了解，一味蛮横，不但达不到强，实现不了我们的人生目标，还极有可能被人挤下河。如今我们正处于事业的鼎盛时期，大权在握，难免会遭到嫉妒，如果你不能明白这一点，仍气焰嚣张，言语放肆，就有可能受到打压而栽跟头。这又怎么能做到“强”呢？所以，要想做成一件大事，必须认清、明察你所处的环境。
在信中，曾国藩着重谈到了“明”作为“强”的前提的重要性，概括成一句话就是做大事必须要认清自己所处的环境。“明”是“强”的基础，那么“争”就是获得“强”的重要方式，坚强的意志则是“争”的有力保障。
曾国藩坚强的意志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而逐渐发展起来的。
在考中进士之前，曾国藩是一个举止行为非常活泼，而且态度乐观，但也不免有点儿轻浮的富家子弟。这个时期，他的意志主要体现在用心苦读要考取功名这一点上。中了进士到了京城以后，学习宋明理学，言行举止，都规规矩矩，这个时期，他的意志主要体现在做学问上。统率军队之后，意志变得坚强起来，态度沉着冷静，虽然屡次遭到挫败，但仍有“屡败屡战”的精神。
其实从曾国藩的诗文和军旅生涯中也能感受到他意志坚强的个性。他的诗文，很少有意味平淡之作，而多豪言壮语，雄奇之气溢于笔端，坚强的性格跃然纸上，如他二十五岁在北京做官的时候写的一首诗：
去年此际赋长征，豪气思屠大海鲸。
湖上二更邀月饮，天边万岭挟舟行。
竟将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铲不平。
偏是东皇未去易，又吹草绿满蓬流。
通过曾国藩练习书法这件事也可看出曾国藩的性格特点。他不喜欢纤弱阴柔的字，而喜欢强劲阳刚的字。他赞扬杜甫“书贵瘦硬”。字体硬而瘦，正是阳刚风格的一种表现。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具体的事例来看看曾国藩耿直、坚强的个性。
咸丰皇帝亲政不久，为了显示“英明”，有所作为，曾下诏让文武百官发表意见、举荐人才。曾国藩就上了一封《应诏陈言疏》，提出了对于人才的培养、考察、使用等方面的一些看法。咸丰皇帝对曾国藩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很是满意，批示“深堪嘉纳”、“察例详议”。
同年曾国藩又上了一道《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的折子。文章在对咸丰帝歌功颂德一番之后，十分尖锐地指出了咸丰帝身上存在的自矜才智、拒谏饰非的毛病，以及朝廷可能面临的严峻政治形势。
在“伴君如伴虎”的时代，上这种捋虎须的奏折，可以看出曾国藩为人的耿直与气魄。
咸丰帝看了这道折子后，龙颜震怒，“摔其折于地”，并且“召见军机大臣，欲罪之”。幸亏曾国藩的老师季芝昌出面求情才保了他一命。季说：“此臣门生，素愚惹，惟皇上宽而有之。”咸丰帝这才稍稍息怒。
在军事上，与太平天国作战的初期，曾国藩屡战屡败，多次濒临绝境，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屡败屡战”。他以其坚强的意志、顽强的作风，走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险滩，最后竟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蔡锷说，曾国藩“出身词林，于兵事一端，素未梦见，而其所供之役，所毕之功，比之古今名将，毫不逊色”，做到了“武功灿烂，泽被海内”。曾国藩以一书生带兵，取得辉煌的成就，其争胜的性格、争胜的意志，起了很大的作用。
清末的龙梦荪在《曾文正公学案》的序言中对曾国藩有很高的评价，大意是：“激励自己能像前贤古人那样勇敢地克服困难，不流于世俗，不改变自己的决心，千折百阻，也不改变自己的志向，坚贞自信铸就辉煌人生。”这一段话把曾国藩的坚强意志刻画得淋漓尽致。只有意志坚强，才能遇到困难而不放弃，不追求于眼前的功利，才能有巨大的成就。
没有一个人会说“我不想成功，我就宁愿失败”，成功是我们每一个人追求的终极目标。但是，只有那些具有“明强”、“争胜”智慧的人，才能获取成功。人只有在“争”的过程中才能前进，“不争”就只有后退了。
进退灵活，原则不变
人生在世，有所变就有所不变。变的是为人处世的方式与方法，无论是进还是退，目的都是为了获取成功；不变的是做人的原则，原则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根本一失，其他的变化也就没有意义了。
曾国藩认为做人的原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改变的，这些原则是人立身行世的根本，如果丧失了根本，其他的便也就没有了价值。那么曾国藩所恪守的原则是什么呢？是诚信。
曾国藩为人很实在，做事也讲究诚信，这一点从他的日记以及朋友的记述中都能了解到。李鸿章在晚年曾讲述了他接任直隶总督时，老师曾国藩向他传授如何办理外交事务的一件事就能充分体现曾国藩诚信的立身之本。
李鸿章说：“老师问我：‘少荃（李鸿章），你现在任直隶总督，外交事务可一定要办好，你与洋人打交道，你想到了什么好的方法吗？’我说：‘我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敷衍了事就行了。’老师很严肃地给我指出：‘依我看来，还是诚心诚意地对待洋人。如今国弱兵微，也没有实力跟洋人较量。无论你如何逞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
外交是国家之间利益相争的产物，以实力为后盾。特别是中国在半殖民地时代，弱国无外交。空谈以诚相待就有可能被视为卖国行为，但从为人处世的方式讲，诚信确是为人不可缺失的原则。
同治元年，曾国藩又写信给李鸿章，告诫他对待洋人要讲究诚信，不要因小事而酿成大祸。他说道：洋人最近没有生什么事端吧？你要告诫各位将士以“忠”、“信”、“笃”、“敬”四个字为主。哪怕有再大的委屈也要有勾践卧薪尝胆的志气，外表上也要十分和让。
同年的四月，他再次写信告诫：
办理洋务，关键有四句话：一是说话要讲忠信，二是行为要笃敬，三是坚持会防不会剿的原则，四是先疏远后亲近。忠，指没有欺作之心；信，指没有欺作之言；笃，指气质厚重；敬，指谦应谨懊。
在为人上，曾国藩主张立身以诚，待人以诚，他说管理下属的方法，最好是用诚心感动他，使其信服。他与左宗棠之间的纠葛，也能体现他“诚”的思想。
曾国藩初办团练，多有不顺，有一次一气之下就弃军回家了，对于这件事，左宗棠处处挖苦他，使得曾国藩几乎无颜立世。后来曾国藩又出山了，对于左宗棠挖苦他的行为毫不挂怀，亲自登门拜见，使左宗棠感愧不已。后来左宗棠与曾国藩政见不合，曾国藩仍待他以诚。曾国藩在临终之前还对李鸿章说要多培养左宗棠，以挽救大清。
做人要有原则，待人要讲信用，这是处世的基础。曾国藩对“信”非常重视，这倒并非那种江湖义气，而是待人接物的一种策略。只有诚信，才能博得别人的信任，这样才可协调好关系，共同追求更大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