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简默朴实
曾国藩对于绿营军军官投机倒把，苦心钻营，贪污受贿很是不满。“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何可胜计。今大难之起，无一兵卒供战之用，实以官气太重，心窍太多，离朴散淳，其意荡然。”曾国藩从内心里慨叹：如果不对绿营军进行彻底的整治，那么这支曾为满清开疆拓土的军队也就完全没有指望了。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曾国藩规定，一方面，湘军不用入营已久的绿营兵和守备以上官；另一方面，他强调挑选将领要侧重“纯朴”。所谓“纯朴”是指脚踏实地，无官气，不浮夸虚饰。曾国藩经过遴选，将大量“纯朴”之人委以重任，这对于提高湘军战斗力和耐力极为有益。
（4）智略才识
曾国藩认为，“凡是选取将才，必须选取很有智慧，能深谋远虑的人，绝不能选用平庸之辈”，其实这句话是曾国藩针对当时绿营军的腐败来说的。他指出：“依靠裙带关系选取平庸的人做将领，最终害的不是一军，而是一国。”曾国藩力求从书生中选拔人才，借助于他们的聪明才智，努力克服绿营将领缺乏韬略的弊病。
（5）坚忍耐劳
曾国藩一介书生，刚开始组建湘军的时候也没多少军事经验，但他很清楚，行军作战是一件很艰苦的事。将领平时要带领士兵进行严格的训练，整肃营务；战时则要有临阵胆识，敢于冲锋陷阵。因此，他选将以“耐冷、耐苦、耐劳、耐闲”为标准，提倡“习苦为办事之本”。
在战场上杀敌，如果没有坚忍的意志，就很可能会投敌卖国，只有坚忍的人，才能在各种困难、各种诱惑面前做到矢志不移。
上述五个方面，是曾国藩选用将领的五个标准。
曾国藩认为，世上怕的不是没有人才，而是有很多有才能的人不具备一些为人的基本品质，所以曾国藩在选用人才的时候，更看重的是对方的品质。下面以商鞅的故事来作为本文的结尾。
在战国时期，魏国的大臣公叔患病将不久于人世，魏惠王前来探视，对公叔说：“你去世之后，我该把军国大事托付给谁？”公叔回答：“有个叫公孙的可把国家大事委付于他，但是他如果不想干，你就把他杀了，以免为别国所用，危害我们国家。”对于公叔的话，惠王很不以为然。惠王走后，公孙来服侍公叔，公叔把他对魏惠王说的话告诉了公孙，公孙未加理会。不久公叔死了，惠王并未重用公孙。有人劝公孙快逃走，但公孙仍很有孝心地处理公叔的丧事。有人问他：“难道不怕惠王将你杀了吗？”他答道：“就是惠王要杀我，他也得允许我处理完公叔的丧事。”后来公孙逃到了秦国，秦王为公孙的一片孝心所感动，重用公孙。公孙在秦国变法图强，奠定了后来秦统一六国的基础。被秦孝公封在商的地方，称商鞅。
用人要用尽其才
准确地识别人才，合理使用人才，是各级各项工作层层推进的重要保证。没有识别人才的眼力，也就谈不上善于用人。知道了人才，却又不肯用，不敢用，或又用不尽其才，就只会使人才资源浪费。所以，在用人时，不但要肯用、敢用，还要用尽其才，使之发挥最大的作用。
曾国藩在幕府中养了大批的人才，这些人为曾国藩出谋划策、筹办粮饷、处理军务、办理善后、兴办军工厂等，真是出尽了力，效尽了劳，帮助曾国藩功成名就。可以说，曾国藩每走一步，每做一事，都离不开幕僚的支持和帮助。
在平定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曾国藩所统率的湘军个个能征善战，打了很多漂亮仗，但是战术的制定、兵力的部署、统筹军饷等事情都是依靠幕僚来完成的。曾有人很形象地打了一个比喻。如果把曾国藩所打的一次成功的战役比作一个人的话，曾国藩本人及其幕僚就是这个人的头和躯干，作战部队则恰如他的四肢。四肢不仅靠头脑支配其每个行动，还要靠躯干供应其营养。这个比喻虽然不是很恰当，但充分说明了曾氏幕僚所发挥的作用。
在《汉书》中记载着刘邦在向诸将解释为什么张良足不出户就能得到很高的封赏时，曾把战争比为打猎，把张良比作猎人，把出征的将士比作猎犬，称指示之功胜于奔走之劳，诸将为之悦服。但是在平定太平天国的整个过程中，曾国藩的幕僚则不仅有指示之功，尤有筹备之劳，可谓功兼张（良）、萧（何）。自1860年6月至1864年6月，四年之中曾国藩报销军费高达一千六百多万两，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厘金与盐税。这笔巨款主要靠幕僚筹集，这就是湘军能取胜的有力保障。
如果曾国藩不把每个人的才智都挖掘出来，不把每个人的才智都发挥到极致，他也不可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在文化、科技、工业各领域，曾国藩都很有建树，这主要得力于幕僚的帮助。
那么，让幕僚为自己出力，曾国藩他又是怎么做的呢？
曾国藩对幕僚的酬报很丰厚，主要是保举为自己出力之人做官。曾国藩当初招募的这些人，官阶最高的是候补道员，也只是极个别人，知府级的就更少了，绝大多数在六品以下。他们有的刚被革职，有的只是一般生员，还有的连秀才都不是。但是入了曾氏幕府之后，几年内，个个加官晋爵，这主要是曾国藩为他们保举的。李鸿章的经历就最能说明这个问题。
李鸿章于1866年末入曾国藩幕，后来因与曾国藩意见不合一赌气离开了曾氏幕府。郭嵩焘劝他说：“此时崛起草莽必有因依。试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谁可因依者？即有拂意，终须赖之以立功名。”李鸿章听取了左宗棠的意见，又回到了曾氏幕府。果然，青云直上，步步高升。两年间位至巡抚，五六年间位至钦差大臣、湖广总督。
曾国藩保举自己的幕僚做官，出力越勤，官位也就越高，还有谁不使出全力呢？曾国藩虽然很看重人才，也给了很多人发展的机会，但对于那些很有才能，但不能踏实为自己效力的人是坚决不用的。
曾国藩很尊重自己的幕僚，对他们也是以礼相待，但曾国藩要求他们必须忠于自己，绝不许中间“跳槽”，改投新主。这种情况的最为典型的事例，是冯卓怀的拂袖而去和李元度的被劾革职。
冯卓怀是曾国藩的老朋友，他很崇拜曾国藩的为人，为了能朝夕受教，曾放弃条件优越的工作去当曾国藩的家庭教师，教曾国藩的几个孩子读书。曾国藩兵困祁门的时候，冯卓怀又放弃四川万县县令职位，投其麾下充任幕僚。后来因为与曾国藩的意见不合，受到曾国藩的当众斥责。冯不能接受，决定投靠王有龄，虽经曾国藩几次劝留皆不为所动，曾国藩虽然很爱惜他的才干，但最终还是把他逐出了幕府。
李元度是曾国藩最困难时期的少数幕僚之一，数年间患难与共，情逾家人，致有“三不能忘”之说。不意其后李元度受王有龄的拉拢，有意投靠王有龄，后来投王有龄不成，又回老家拉了一支队伍想自立山头。曾国藩为此两次参劾李元度，冷热之间悬若霄壤，搞得李元度被革职。究其缘由则不外“改换门庭”四字。
因此，人才固然重要，但如果缺乏组织和管理，各自为战，不能使每个人发挥各自最大的才能，人才本身的力量就会大打折扣。
用人单位在强调识别人才、使用人才时，一定不要忽略了团体协作配合的作用。团体协作，就会使人产生在团体中相互竞争的意识，就能充分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一等人才一流的协作，会产生惊人的力量；二等人才一流的配合会超过一等人才的力量或与之相当。在现有的人员素质条件下，前者往往难以实现，后者还比较容易做到，却往往被用人者忽略。用人者应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正确的人才策略，力图做到用人就要用尽其才。
看准人凭眼力
如果没有独具慧眼的识人能力，就是一个才华超群的人主动投靠你，也不会得到你的重用。选人、用人首要的是凭借自己的眼力。选准人、用准人，是每一个管理者必须具备的一种能力。
选准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又是一件必须要做好的事。俗话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能够为一支军队挑选一个各方面都出色的将领，就会使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如果有几个很有才能的人在身边为自己出谋划策，那我们办起事来就会得心应手、左右逢源。
但是，用“他人之力，成己之事”，首要的是识才，它要求识人者必须具备慧眼识珠的眼光。
曾国藩就是一个独具慧眼的人，很善于在乱世中发现人才，刘蓉就是其中一个。
刘蓉是曾国藩的老乡，也是湖南人，他是清末桐城派的古文大家。少年刘蓉孤傲自负，三十多岁了还未中秀才，但刘蓉绝对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谈经论典样样精通。县令朱孙诏惊叹他的才华，认为埋没了可惜，就私下让他的父亲督促刘蓉参加考试。刘蓉就参加了县里举行的一次考试，考了第一名。道光十四年（1834年），曾国藩在岳麓书院学习的时候，初次结识刘蓉，交谈了一阵，曾国藩也为他的学识所折服。随即与郭嵩焘、刘蓉二人结拜为兄弟。
道光十九年（1839），刘蓉闲居在家，曾国藩到北京参加了一次考试，没有考中，就回到了家乡。曾国藩一到家就专程到刘蓉所住的乐善里去看望他，勉励他攻读史书，勤奋写作。
这个时候曾国藩还只是一个落第的书生，但他坚信自己以后要成就大事，刘蓉一定能为自己所用，所以才跟他拜把子，称兄道弟，拉关系。
几年后，曾国藩收到刘蓉的一封信，见其学业增进不少，非常高兴。他在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三的日记中写道：“最近接到了刘蓉的书信，语言恳切，文笔流畅，也很有见地，可见学问增进了不少。我和他一别四年，没有想到他的进步如此之快，再想想我自己，再不努力，就真的没有颜面去见他了！”
道光三十年，刘蓉隐居于深山，将自己的居室取名“养晦堂”，过起了隐居生活。曾国藩知道这件事后，欣然为他作《养晦堂记》：“我的好朋友刘蓉，勤奋好学，清心寡欲，淡泊名利，从不把荣华富贵放在心里，我深受感动，特为他作《养晦堂记》，以表达我对他的仰慕之情。”
后来曾国藩还作《怀刘蓉》诗，诗中云：
我思竟何蜀？四海一刘蓉。
具眼规皇古，低头拜老农。
乾坤皆在壁，霜雪必蟠胸。
他日余能访，千山捉卧龙。
诗中表明了曾国藩对才华横溢的刘蓉一片思念之情，同时也有希望刘蓉能出山走仕途之意。
咸丰元年（1851），刘蓉果然出山参加乡试，考得很好的成绩，这一年曾国藩刚好在家为母亲服丧。这一年也是曾国藩一生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他奉旨在老家办团练。办团练需要人啊，他首先想到了刘蓉。为此他专门又一次拜访刘蓉。两人见面后百感交集，相拥而泣。两个人的感情又拉近了一步。
曾国藩服丧期满回京做官后，与刘蓉诗文往来不断，并称赞刘蓉为“卧龙”。曾国藩在《寄怀刘孟蓉》一诗中表达了他对刘蓉深切的眷念之情：
清晨采黄菊，宁知弟昆好。四年亦云已，昔者初结交。
垂头对灯火，炯然急难情。涟滨一挥手，君卧湘水涓。
薄暮不盈春，忍此四年别。万事安可说，与世固殊辙。
一心相媚悦，荧荧光不灭。南北音尘绝，辟人苦局阔。
后来，刘蓉为了报答曾国藩的知遇之恩，就主动投到了曾国藩的幕府中，为曾国藩出谋划策。
现在我们可以来做一个设想，如果当初曾国藩没有识人的眼力，他发现不了刘蓉的才华，他会不会处心积虑地一步步拉拢刘蓉？显然不会。正是曾国藩认准了刘蓉能在日后为自己所用，能够帮自己，他才会费尽心机笼络刘蓉。
识才需要眼力，考察人才也需要眼力。我们来看看曾国藩是怎么考察人才的。
曾国藩本人非常注重对人才的考察，对于幕僚的才干，工作成绩，个人品质，曾国藩都悉心观察。
曾国藩说：“所谓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询事、考言，二者并重。”但曾国藩的考察之法，据《清史稿》记载，是“第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惊然，退而记其优劣，无或爽者”。
曾国藩阅历深厚，很善于观察人，他从相貌、言语、举止到为人处世等方面对幕僚进行考察。
当时，“考察九卿以及王公大臣的才能，主要是皇帝召见考察；考察地方官员的才干，主要是巡抚观察三年，然后评判政绩”。曾国藩在考察幕僚时还多了一条，就是人人建言。他说：“若使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岂不更为核实乎？”
曾国藩于道光三十年所上的广开言路的奏折，提出了对人才的甄别选用。其实，甄别，也就是对官员进行考察。甄别的目的是“去其良莠”。使那些有才干的能得到重用，把那些口蜜腹剑、两面三刀的阴谋家和野心家从队伍中清理出去。正如曾国藩说：“榛棘不除，则兰蕙减色；害马不去，则骐骥短气。”
在封建时代，人才的选拔、任用讲究出身、资质，而曾国藩主张“衡才”不拘一格。凡前来求职、献礼、献策者，不论贵贱，他一概以礼相待，在识人、用人上全凭自己的眼力。
人才越多越好
身处官场，没有人辅佐，没有能人帮着出谋划策，那官就不可能做得长久。广招人才，为自己所用，才能成就自己一番功名。
当太平军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的时候，腐败的满清已经没有能力与之抗衡了。迫不得已，只得号召各省举办团练，依靠地方武装来镇压太平军。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曾国藩、胡林翼才在自己的家乡组建湘军。自1851年起，湘军转战大半个中国，战太平、镇捻军、平西北、复新疆、兴军屯、办洋务、抗法国、拒日寇，可谓战功赫赫。曾国藩也由当初的一个小侍郎而一跃成为两江总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