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5年7月11日，明成祖命郑和率领由二百四十多艘海船、二万七千四百名船员组成的庞大船队，从刘家港出发，出使“西洋”。当时人们所说的“西洋”，指的是我国南海以西的地区。这次远航一共访问了三十多个位于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当郑和返航时，有很多国家派特使访问明朝，并送上大批珍贵的礼物。这次访问加深了中国同东南亚、东非的友好关系，提高了明朝的威望，也促使明成祖决定继续派遣郑和出使西洋。
郑和下西洋一共七次，每次远航都由苏州刘家港出发，一直持续到1433年。最后一次，郑和在回程的路上，因病过世。郑和下西洋是当时明朝国力雄厚的表现。民间将他的旅行探险故事称之为“三宝太监下西洋”。
郑和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并有可能到过澳大利亚，大大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和经济交流。
土木堡之变
明朝建立后，元朝残余势力败退漠北，明太祖朱元璋修长城，设边镇，置卫所，有效地巩固了北部边防。成祖朱棣称帝后，采取抑制蒙古军事力量发展的策略。后来，蒙古族瓦剌部首领用武力迫使诸部臣服。同时，表面与明朝互通贡市，请求通婚，以保和好；暗中刺探明朝虚实，寻机举兵，图谋恢复元朝统治。
明成祖朱棣以后，明仁宗朱高炽和明宣宗朱瞻基采取了宽松治国和息兵养民的政策，出现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后世称为“仁宣之治”。1435年，年幼的明英宗即位，宦官王振操纵朝中大权。
1449年2月，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领也先遣使两千多人进贡马匹，向明朝政府邀赏，由于宦官王振不肯多给赏赐，并减去马价的五分之四，没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同年7月，也先统率各部，分四路大举向内地骚扰。东路进攻辽东；西路进攻甘州（今甘肃张掖）；中路为进攻的重点，分为两支，一支直攻宣府围赤城，另一支进攻大同。大同前线的败报不断传到京城，明英宗朱祁镇在王振的煽惑下，一意孤行，决定亲征。7月16日，英宗和王振率五十余万大军从北京出发，由于组织不当，一切军政事务皆由王振专断，随征的文武大臣却不参与军政事务，军内非常混乱。13日，明军狼狈逃到土木堡，瓦剌军已紧逼明军。土木堡地高无水，将士饥渴疲劳，仓促应战。瓦剌军四面围攻，骑兵破阵而入，挥长刀砍杀明军，明英宗被俘，随征大军几乎全部战死。这次战役，明史上称为“土木堡之变”。这次大败影响深远，成为明王朝由初期进入中期的转折点。
张居正改革
明英宗被俘后，在于谦的率领下，另立明景帝，并发动全国军民抗战，终于打退了入侵的瓦剌军，明朝一度复兴。1488年，明孝宗即位。这段时间是明朝政治最为清明的时期，这位皇帝勤勉而不专制，信任大臣，内阁权力大为上升。到了嘉靖皇帝，他信奉道教，不理朝政，致使严嵩把持朝纲，政治腐败，财政出现危机，以致海瑞称“嘉靖嘉靖，家家皆尽”。
1573年，神宗即位，年号为万历。神宗得到内阁首辅张居正的鼎力辅佐，开始进行改革。内政方面，提出了“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推行考成法，整顿官僚机构，同时决意任用支持改革的才俊人士，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提高行政效率。另外，改革加强内阁职权，抑制宦官势力，并整饬学政，禁止讲学，查禁私立书院。这一系列的改革巩固了中央集权。
经济方面，清丈全国土地，抑制豪强地主，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减轻农民负担。军事方面，加强武备整顿，平定西南骚乱，重用抗倭名将戚继光，保障边境安全。万历初年呈现出明代中叶以来最好的形势。
改革虽然是地主阶级内部的改良运动，但对去除积弊、澄清吏治、抑制豪强、减轻农民痛苦、安定人民有一定好处。由于清丈土地和一条鞭法的实行，使国家财政收入大为好转。但是改革受到大地主势力顽强阻挠，张居正病卒后，除一条鞭法外，其他改革措施都被废止，明朝从此走上了衰败之路。
利玛窦来到中国
利玛窦（1552年～1610年），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学者，明朝万历年间（1583年）来到中国居住。他的原名中文直译为玛提欧·利奇，利玛窦是他的中文名字，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他在中国颇受士大夫的敬重，被尊称为“泰西儒士”。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是当之无愧的“沟通中西文化第一人”、“欧洲汉学之父”。他除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
利玛窦在“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他立足于“交流”而非“传播”。他将“四书”中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翻译成拉丁文传回意大利出版，使西方国家开始知道中国有位杰出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他的《中国札记》和他早年翻译的儒学经典，成为欧洲人正面观察中国历史文化的窗口。《四库全书》编纂者将他编著的《乾坤体义》作为“西学传入中国之始”。他的著述不仅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是东林党首领顾宪成撰写的一副对联，镌刻在东林书院的大门口。这两句话表现的是读书人既认真读书，又关心国家大事的胸怀，是对“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思想的一个反对。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被革职还乡的顾宪成在常州知府欧阳东凤、无锡知县林宰的资助下，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及其弟顾允成等人，讲学其中，“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其言论被称为清议。他们主张开放言路、实行改良时政等意见，得到广泛支持。他们怀着忧国忧民的意识，意在有所作为，就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势力，与他们唱反调的那一派称他们为“东林党”。
明神宗后期，宦官擅权，倒行逆施，政治日益腐化，社会矛盾激化。针对这一现象，东林党人往往不畏强权，为民请命，大胆弹劾朝中权贵，反对“矿使”、“税监”，甚至敢于冒犯“龙颜”。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专政，形成明代势力最大的阉党集团，齐、楚、浙诸党争相依附，对东林党人实行血腥镇压。1624年，东林党人杨涟因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被捕，与左光斗、黄尊素、周顺昌等人同被杀害。魏忠贤又借红丸案、梃击案、移宫案三案为题，毁东林书院，打击东林党人。东林著名人士魏大中、顾大章、高攀龙、周起元、缪昌斯等先后被迫害致死。1627年明思宗朱由检即位，魏忠贤自缢而死，对东林党人的迫害才告停止。但东林与阉党的斗争，一直延续到南明时期。
努尔哈赤建后金
明朝初期，女真族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后又按地域分为建州、长白、东海、扈伦四大部分。明朝在东北设立辽东都司、奴儿干都司作为管理机构，女真各部皆臣服于明朝。建州女真部与明朝交往密切，建州部社会生产力提高，经济繁荣。当明王朝的统治越来越腐败的时候，建州女真部的势力渐渐强大起来。
努尔哈赤出身为建州女真贵族，从小学习骑马射箭。1583年，爱新觉罗·努尔哈赤袭封为建州左卫指挥使，以祖父、父亲留下的十三副兵甲，相继兼并海西女真部，征服东海女真部，经过三十年的东征西讨，努尔哈赤终于统一了女真各部落。努尔哈赤将所辖的军民编成八旗，起初只设置了四旗，分别以黄、红、蓝、白四个颜色的旗帜作为标志，后来又增设四旗，黄、白、蓝旗镶红边，红旗镶白边，即以镶黄、镶红、镶蓝、镶白的旗帜为标志，合称八旗。八旗子弟平时耕猎，战时出征。八旗制度促进了女真社会的发展，巩固了努尔哈赤的统治地位。
努尔哈赤花了三十年时间统一了东北女真各部落。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自立为汗，国号金（史称后金），建元天命，但是他不满足偏于一隅之地，逐鹿中原成为他的理想。1618年，努尔哈赤发布“七大恨”的讨明檄文，誓师伐明，举国震惊。1619年，明朝在萨尔浒之战中惨败，几年间丧失辽东七十多座城。1621年，努尔哈赤攻占辽阳、沈阳，迁都于辽阳。1625年春，努尔哈赤不顾贝勒诸臣异议，决定迁都沈阳。当年农历三月三日在拜祭祖陵后，他便率亲族百官自东京（即辽阳）起程，夜宿虎皮驿，翌日抵达沈阳。从此沈阳成为后金政权的统治中心。1626年，努尔哈赤在宁远战役中被明军的大炮打成重伤，不久逝世。即位的八皇子皇太极继续对明朝展开攻势，并联合蒙古各部，势力不断扩大。1635年，皇太极把女真改为满洲，次年，在盛京称帝，改国号为清。
李闯王进京
明朝后期，统治腐朽，宦官魏忠贤专揽朝政、排除异己、镇压人民，加上连年的灾荒，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1627年，陕北白水县农民王二率领数百农民杀死知县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序幕。陕北巡抚得报后，因怕受到朝廷怪罪，并没有对上级报告。起义队伍乘机迅速扩大。1630年，张献忠在陕西米脂十八寨起义，自称“八大王”。
1639年，张献忠在谷城（今湖北襄樊）起义，李自成从商洛山中率数千人马杀出与张献忠会合。1640年李自成趁明军主力在四川追剿张献忠之际入河南，收留饥民，队伍发展到数万，并提出“均田免赋”口号，受到百姓的拥护。当时还传出“迎闯王，不纳粮”的民歌。1641年1月，李自成领军攻克洛阳。1643年1月，李自成在襄阳称新顺王。5月张献忠攻克武昌建立“大西”政权。10月，李自成攻破潼关，占领陕西全省。1644年1月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建国号“大顺”。
1644年3月初，李自成逼近北京。明朝辽东总兵吴三桂奉旨援助，还未到达京师，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已进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吴三桂撤兵退守山海关。这时，起义军领袖犯了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迫害吴三桂的家属，逼迫吴三桂领兵对抗。吴三桂在初战不利的情况下，引领清朝贵族入关，联合进攻农民军。李自成军队迎战失利，退出北京，率军在河南、陕西抗击。5月17日，李自成在湖北通城县九宫山玄帝庙拜神后因劳累熟睡，遭到当地乡勇误杀牺牲。李自成余部降清后，又反叛清朝，继续抗清斗争，坚持了二十多年。
清军入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