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处于高峰体验中的人，比其他任何时候更富有责任心、更富有主动精神和创造力，更加感到自己是原动力，是决定者。他们自己是自己命运的主宰，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在旁观者看来，他变得更加当机立断，专心致志，毫不怀疑自己做事情的能力，因此，他会显得更可靠、更值得信任。
他现在不再是被环境所主导的，不再是被决定的、被支配的、无能为力的，不再是守株待兔、暮气沉沉的弱者。他最大限度地摆脱了自己性格、价值观中的消极方面，比如，抑制、畏惧、疑虑、控制、自责等。在这个时候，他可以最大程度地表现出他的天性。
五，处于高峰体验中的人，在一种特殊的意义上更具有创造性。
由于更多的自信和疑虑的消除，他能够顺其自然地形成自己的认知和行为。他能根据他的任务、天职或游戏的本质让自己的行动处于明确无误或游移不定的状态。因此，他的行为这时候更具有即席发挥、兴之所至的特色，更具有无中生有、鬼斧神工的特色，更加新颖独特，远离陈腐平庸，不再束手束脚。他也更少准备、计划、设计、预谋、练习、预测等，总之，绝非三思而后行。因此，他的行为相对而言不为任何动机所驱使，不是为了追求什么，不是为了达成什么目的而去做的。他的行为没有动机、没有欲望、没有目的，因为它们是突然出现、临时创造的。
这些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处于高峰体验中的人，达到了自己独一无二的个性或特质的顶点。如果所有人在天赋上都互不相同，在高峰体验中他们更是特色各异。如果说人们在许多时候自己担任的角色可以互换，那么，在高峰体验中，这种互换的情况变得很难发生了，人们变得难以替代。无论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无论“独一无二的自我”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的特色在高峰体验中的表现总是登峰造极的。
六，处于高峰体验中的人，或者经历高峰体验后的人，有一种三生有幸的特殊感怀。他们有一个比较共同的反应就是感到“受之有愧”，上苍对于人类的赐予是如此优厚。
经历高峰体验后的普遍后果是一种感恩之情油然而生，这种感恩就像信徒对于上帝，以及普通人对于命运、对于自然、对于人类、对于过去、对于父母、对于世界、对于曾有助于他获得奇迹的所有一切的感激之情。这种感激之情可以转化为一种敬仰、报答、崇拜、颂扬、奉献等反应。
这种感恩之情常常表现为一种拥抱一切的对于每个人和万事万物的爱，它促使人产生一种“世界何等美好”的感悟，导致一种为这个世界行善的冲动，一种回报的渴望，甚至一种责任感。
高峰体验并非由策划安排而引发，它们往往不期而至，人们常因高峰体验而“喜出望外”。在高峰体验中，我们经常有惊讶和意外之感，以及那种的“豁然开朗的震动”。
和尚能够自我实现吗
按语：
尽管马斯洛清楚地认识到他关于自我实现的例证都来自于生活在西方世界的人，但他仍然相信他的理论具有跨文化的有效性。20世纪50年代，马斯洛对关于东西方不同文化中自我实现的种种差异，提出了富有洞察力的推测。
东方文明中的出世者，如禅师、和尚等，是否比西方文明中的自我实现者在感情上更加和谐呢？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但是，东方和尚的精神和谐只发生在一个很狭小的范围内，还没有达到既在自身内部协调，又与复杂的外部世界相统一的境界。为了精神的和谐和宁静而放弃外部世界，也就是拒绝和逃避这个世界，这归根到底还是一种不真实的形式。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东方文明中诸如佛教和尚这样的人的自我修行，是以他人不能够这样做为代价的。换言之，佛教和尚必须从世界上其他辛勤工作的人那里得到物质支持，他们凭借不断的化缘来维持生活。
这种情况使我们想到某些人伪善地拒绝杀生却从不拒绝吃肉，而这些肉恰恰是通过别人的屠宰劳动才能得到。因此，这些纯粹从事精神活动的人只能通过乞讨来谋生，他们从不对他人与这个世界有任何实际的贡献，而仅仅是索取。
拥有这样一种虚假的、建立在别人的“不健康”基础之上的精神“健康”，就如同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古希腊民主制一样，是那么地不堪一击。这也有点像那些有大脑疾病的人，他们通过扭曲和缩小自己的生活范围来避免焦虑，要求别人一刻不停和寸步不离地看护。或者就像是那些被过度保护、过分看管的孩子，以及强加在地中海妇女身上的现实而愚蠢的物质性的安全措施。又或者有点像十六世纪法国哲学家伏尔泰，他的哲学看起来严密而无所不包，但是对于里斯本的大地震，他那非常自信的乐观主义却不由得轰然崩溃。
毋庸置疑，东方和尚所达到的这种自私的情感整合，会不可避免地引起内心失调和人格分裂。以轻视、忽略、甚至否认他人的艰辛为代价而获得的个人安静到底有何价值呢？获得内在宁静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保证他人宁静。
这个原理与纯精神领域内所有的“自我主义者”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必须考虑内在世界对外在世界的依赖性，这是一个真正的挑战，但却是绝对必要的。
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僧人的独立生活。无疑，这种生活方式为避免婚姻与家庭生活中的诸多烦恼提供了一条途径。不可否认，不对任何人负任何的责任，当然可以使人获得宁静。但是，这样的生活同时也意味着放弃进入更高境界的机会。在有组织的宗教中，独身生活基本上是一种保证平安无事的手段，并没有促进成长的作用，它试图避免危机，而不是勇敢地面对和战胜危机。
整个分析的线索是沿着这样的方向进行的，东方僧人对外部世界适应是通过“胆白质切除术”，对一切加以“了断”，而不是通过不断扩大自己的控制力，使自己变得越来越强来适应这个世界。显然，后一种方式比通过回避问题来适应社会的要求和责任更为“成熟”。
下面，让我们用另外一个同样有效的真理对上述原理进行一些补充，以达到一种平衡。这就是，个人的拯救不能仅仅依靠外在的世界。也就是说，佛教徒所主张的个人内心的平静是外部世界的安宁的必要条件，正如西方人认为后者是达到前者的必要条件一样，两者都是正确的。
我们想起了作家卡尔·桑德伯格有关美国西部拓荒者的一个寓言。
拓荒者们非常渴望和平而友好的邻居。一次，他们在路上遇到了一队迎面走来的旅行者，这些人正准备露营。一个拓荒者对刚过来的队伍说：“我们刚离开我们以前的邻居，他们很不友好，很令人讨厌，你们那儿的人怎么样呢？”一个旅行者回答：“完全一样。”另一个拓荒者和正在准备帐篷的另一个旅行者谈了起来，拓荒者问旅行者：“我们从前的邻居，非常热心，也非常善良，你们那儿的人怎么样呢？”
旅行者回答是：“完全一样。”
卡尔·桑德伯格的寓言似乎想说明这样的现象：别人的态度总是像一面镜子一样反映着我们自己的人格。那么，在一个没有爱的地方，你应该怎么做呢？首先要做的就是使你自己去爱，因为你也曾是这无爱的世界中的一员。
你并不是外界法则的牺牲品，而只是内在原因的牺牲品。一个充满敌意的人，即便是生活在乌托邦里也会充满敌意，他甚至会去毁灭理想的世界，除非他先被改变。
因此，我们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如何把东西方文明中关于自我实现与内在和谐的观念结合起来。一个好的世界有助于一个优秀的人表现出优秀的品质，它有助于创造出好的孩子，而孩子们今后更有可能成为优秀的人类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