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学研究者关于骄傲和傲慢的讨论，从弗洛姆关于一个人对自己性质的虚假的自我知觉的理论，从罗杰斯关于自我的研究，从像兰德一样的随笔作者，以及其他来源那里，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基于来自他人的看法，而不是基于真正的能力以及对任务的真正胜任和适合情况的自尊，因为它们并不牢固。最稳定、最健康的自尊是建立在当之无愧地来自他人的尊敬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外在的声望以及违心的奉承之上。即使在这里，将基于单纯的意志力量、决心和责任感所取得的实际的胜利情况和成就，与凭借人真正的内心天性、素质、遗传基因或者天赋，或者如霍尼所说，依靠人的真实自我而不是理想化虚假自我，非常自然、非常轻松地取得的成就区分开来是很有必要的。
做应该做的事
按语：
马斯洛指出，知识给我们带来明确的决断、行动和抉择的能力，使我们知道该做什么。这非常像一位外科医生或牙科医师所处的情境。外科医生剖开病人的肚子找到发炎的阑尾，他知道最好把它割掉，否则，让它烂在身体里就会死人；牙科医师察看了病人的牙齿发现了蛀牙，他知道最好把它修补好或拔去，否则，它就会令病人疼痛不已。这些例子，说明真理命令必须的行动，“是”命令“应该”。充分的知识引导正确的行动，没有充分的知识也不可能有正确的行动。
下面，我们将引用韦特海默的一段话作为研究事实的向量性质问题的开始。
什么是结构？七加七等于几？这种情况是一个带有缺口的系统，可以以任何方式填满缺口。一种填法——十四，就它在整体中的作用而言，它是符合情境的，是适合缺口的，是这一系统在结构上所需要的，它恰当地处理了这一情境。另一种填法——十五以及类似的填法，则不适合，因为它不是正确的填法，它是随意确定的，是盲目的，或者说它破坏了这一缺口在这一结构中所起的作用。
在此，我们有了“系统”的概念，“缺口”的概念，不同“填空”、情境需要的概念；有“需求性”。
如果一条数学曲线有一个缺口，情况也类似。要填满缺口，从曲线的结构看，往往有一定的限定条件，某一填补对于结构是恰当的、明智的、正确的，而其他则不符合要求。这和内在必要性的老概念是有联系的。不仅逻辑运算、结论等，而且发生的事情、主体的作为、存在的情况，也能在这样的意义上成为合理的或不合理的、符合逻辑的和不符合逻辑的、正确的和不正确的。
我们可以制定一个公式：给定一个情境，或一个带有一个空位的系统，某一填空是否正确，往往取决于这一系统或情境的结构。这里存在着一些需求，在结构上决定的需求，存在着纯理论的明确判别的可能性，能分辨哪一种填空适合这一情境，哪一种不适合，哪一种违背了这一情境的需求……这里坐着一个饥饿的儿童，那边有一个男人在盖一间房子缺少一块砖。我一只手拿着一块面包，一只手拿着一块砖。我把香气四溢的面包递给了那个男人，把砖递给了饥饿的儿童。这里有两种情境或两个系统，对于填空作用而言，我的分配是盲目的。
接着，韦特海默在注脚中附加说：
在此，我不能讨论这样的问题——如阐明“需求”概念等。我只能说，通常对“是”和“应该”的简单分割必须加以改正。这样一种秩序的“决定”和“需求”是客观的性质。
《格式塔心理学文献》一书的大多数作者也有类似的论述。事实上，格式塔心理学的全部文献都证明，事实是动态的，而不只是静态的；它们不是无向量的——不仅有数量，而且是有向量的——既有事实，又有方向。在海德尔、莱温、哥尔德斯坦和阿施的著作中甚至能找到更有力的例证。
事实并不只是仅仅躺在那里，它在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它们自行分类；它们完成自身，一个未完成的系列“要求”一个美好的完成。墙上卷曲的画需要弄得平展；未完成的课题总是不断打扰我们，直到我们完成为止。糟糕的格式塔会使自己成为较完善的格式塔，不必要的复杂印象或记忆使自己简单化。音乐的和谐要求正确的和弦才能达到完美；不完善的趋向完善。一个未解决的问题坚持不懈地指向它的恰当解决。我们总是这样说“情境的逻辑要求……”。事实是有权威的，有要求的品格，它们需要我们；它们可以说“是”或“否”，它们引导我们，向我们提出建议，表明下一步该做什么并引导我们沿着某一方向而不是另一方向前进。建筑专家谈论地基的需要；画家会说那块油画布“要求”多用些黄颜色；一位服装设计师会说，他设计的服装需要一种特别的帽子配成套；啤酒和汉堡配套比和罗克福配套更好；或像一些人说的，啤酒“喜欢”一种乳酪胜过另一种。
哥尔德斯坦的著作特别证明生物机体的“应该”。一个受损伤的机体不满足于它的现状，不安于受损，它努力着、敦促着、推动着；它为了重新使自己成为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而不断和自身作战、斗争。丧失某一能力的统一体力争变成一个新型的统一体，使已经丧失的能力不再危害它的统一。它管理自己，制造自己，再造自己，它肯定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换言之，格式塔和机体论心理学家不仅有“是”的洞察，而且有“向量”的洞察，而不是像行为主义那样，认为生物体仅仅是被“做成”那样，而不是自己也在“做着”、“要求着”。如此一来，弗洛姆、霍尼、阿德勒也可以说有“是”和“应该”的洞察。
马斯洛始终认为，事实的许多这一类动力特征、这一类向量的性质，恰恰落入“价值”一词的语义范围。至少，它们在事实和价值之间的二歧鸿沟上架起了桥梁，这种二歧之分已被大多数科学家和哲学家循惯例而不加思索地认为是科学自身的一个规定性特怔。许多人认为科学在道德上和伦理上是中性的，关于目的或应该没有任何需要注意的。就这样，他们给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敞开了大门，那就是说，假设目的必须来自某处，又假设目的不能来自知识，那么，它们便只能来自知识以外的某个地方。
“事实性”创造了“应该性”。这一点通过一些易懂的阶段引导到一个范围更广的概括，事实的“事实程度”、它们的“事实的”性质的增强同时也引导到这些事实的“应该的”性质的增强。我们也可以说，事实程度产生应该程度。
应该由事实创造。某物被了解或认识得越清楚，某物也变得越真实越不会被误解，它也会获得越多的应该性质。某物变得越“是”，它也变得越“应该”——它获得更高的需求度，它更自发地“要求”特殊行动。某物被理解的越清楚，也变得越“应该”，它也变成行动的更佳向导。
从实质角度来说，当任何事物十分明确、十分肯定、十分真实、毫无疑义时，它就会在自身内部提出它自己的需求、它自己的需要品格、它自己的适应性。它“要求”某些行动的向导，那么，引向最坚决的行动的最容易理解和最好的向导就是非常明确的事实；事实越真确，它们也就越是行动的好向导。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利用下面这个例子。大多数青年精神病医师在诊断中总是犹豫不决和摇摆不定，对患者宽容、敏感和下不了决心，他们完全不能肯定那是怎么回事。当他们参照许多其他诊疗意见和一连串相印证的检测，又假如这完全符合他们自己的观察并做过反复核实时，他们会变得十分肯定，比如，确诊患者精神变态；于是，他们的行为以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向肯定改变，向坚决和有把握改变，变得确切知道该做些什么，以及什么时候和如何去做。这种确定感武装了他们，使他们敢于反对患者亲属的不同意见和对立看法，反对任何其他有不同想法的人。仅仅由于他们没有怀疑，所以，他们能排除对立径直行事。换言之，他们理解了问题的真相。在这一认知的作用下，他们能够不顾可能加之于患者的痛苦，不顾患者的眼泪、抗议、敌意，毫不犹豫地破浪前进。只要你相信自己，你便不再惜力。诊断的确定意味着治疗的确定，肯定的知识意味着肯定的伦理决断。
知识给我们带来明确的决断、行动和抉择的能力，使我们知道该做什么。这非常像一位外科医生或牙科医师所处的情境。外科医生剖开病人的肚子找到发炎的阑尾，他知道最好把它割掉，否则，让它烂在肚子里就会死人；牙科医师察看了病人的牙齿发现了蛀牙，他知道最好把它修补好或拔去，否则，它就会令病人疼痛不已。这些例子，说明真理命令必须的行动，“是”命令“应该”。
所有这一切都与苏格拉底的观念有联系，苏格拉底曾认为，没有人会自愿地选择虚假抛弃可能。不仅如此，而且杰弗逊的全部民主论都以这样的信念为依据：丰富的知识引导正确的行动，没有丰富的知识也不可能有正确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