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石回到太原，得榆社军禀明情况，他果然对太原为乱军士一个不杀，一面出榜安民，一面将太原军自发取太原的经过及杨弁的首级，派人送入京，上奏朝廷。李石有个堂兄叫李恬，现为州刺史。刘稹听说李石回到太原，就央求李恬给李石写了一封信，说明杨弁据太原反，刘稹并不知情，而现在刘稹“愿举族归命相公，奉从谏丧归葬东都”。李恬的信写好后，刘稹就派军将贾群持着李恬的书信送给李石。李石阅信大怒，命左右将贾群囚禁起来，把李恬的信上奏朝廷。李石出将入相多年，又任过宰相，所以刘稹称他为“相公”。李石出身举人，虽不善用兵，但颇谙朝纲大义。唐武宗一连两次接到李石上疏，知太原已平，心中大喜，就召李德裕商议刘稹命李恬写给李石信中所言之事。
李德裕上言道：“太原平定本是意料之中事，今不意有太原军自发平复，可谓大功一件。今泽潞势孤，官军四合，捷书日至，贼势穷蹙，故伪输诚款，冀以缓师，稍得自完，复来侵轶。望陛下诏命李石答李恬书说：‘前书未敢奏闻。若郎君诚能悔过，举族面缚，待罪境上，则石当亲往受降，护送归阙。若虚为诚款，先求解兵，次望洗雪，则石必不敢以合族百口保人必不反。’仍望诏诸道军，乘其上下离心，速进兵攻讨。臣以为不过旬日，河朔内部必自生变。”唐武宗一一依从。右拾遗、同平章事崔碣却上疏说：“刘稹请降，朝廷应受其降，就此罢兵。”唐武宗大怒道：“朝廷发兵日久，已耗钱粮甚多，今贼势穷竭，岂可功亏一篑！朕已有诏，有阻河朔用兵大计者，严惩不贷。”于是贬崔碣为邓城令。
唐武宗又责成李德裕规划泽潞进兵事宜，李德裕上言道：“王宰久应取泽州，今已迁延两个月。只因王宰素与石雄不合；王宰若得泽州，距上党还有二百里，而石雄率军之屯所距上党才一百五十里。故王宰恐率军攻泽州，昭义军继进，而石雄乘虚攻入上党，独得大功。另一原因是，王宰乃王智兴之子。王宰之妾生一子名王晏实，而王智兴钟爱王晏实，将其收为己子。王晏实今为磁州刺史，实成为刘稹之人质。王晏实名为王宰之弟，实为王宰之子，王宰顾望王晏实，而不敢进军，或许为此也。”唐武宗就命李德裕草诏赐王宰，督他进军泽州，且要打消其顾虑说：“大军进日，磁州与泽潞分割，朕亦知晏实是卿爱弟，刘稹将无以为质。各州小寇若还抗命，终不贷刑；若弟倘申大义，在抑私怀，朕必当法外开恩。”唐武宗又考虑大战在即，河东等得为大将领军，就以李石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以河中节度崔元式为河东节度使，以石雄为河中节度使。
石雄到达河中，就率河中军东进，当道的有昭义军的良马堡及其沿路所设的三寨。此时，“石雄七千人，杀进潞州城”的童谣，已在昭义军中远播，良马堡及其三寨听到石雄的名字，已胆战心惊，何况石雄今已领河中军，远不止七千人，守军知道不能抵御，等石雄领兵一到，就都开门投降。石雄将三寨烧毁，进入良马堡整编降军，派人入朝报捷。李德裕就上言道：“事本有激发而能成功者。前不久，陛下诏命王宰取磁州，命何弘敬出师太原，何弘敬素有自保之心，先行出兵磁州，另遣客军讨太原，而太原戍兵自发讨杀杨弁，今太原已平，可集中兵力征讨泽潞。王宰却久不进军，有观望之心。请陛下徙刘沔镇河阳，仍令以义成精兵二千直抵万善，处于王宰肘腋之下屯万善，此为反客为主之计，使王宰率军离屯驻之地而进军。王宰若懂得朝廷此意，必不敢淹留。王宰一旦进军，刘沔又领重兵在南，声势更壮。”唐武宗称善，就以义成节度使刘沔为河阳节度使。王宰见朝廷如此调度，知道责他军不进，果然忙率军起行，和河阳军南北呼应，官军果军威大震。王逢就率部攻石会关，昭义军守将康良开关迎敌。二人都是大刀将，战不数合，王逢回马跳出圈外，却指挥大军抢关，他又回马奋力去战康良。石会关守军见官军冲过阵来，急忙回身退回石会关。康良见自己军阵已乱，也无心恋战，回马便走。王逢手持大刀，骤马赶来，紧追不舍。康良的马尾刚入关门，王逢的马头也入关门，康良率众立脚不住，只得弃关而逃，退屯鼓腰岭，王逢率部占据了石会关。
王逢派人入京报捷，唐武宗闻报大喜，昭义军的两处险峻关隘天井关、石会关都被官军攻取，太行天险已为官军所据，泽潞已失屏障。唐武宗就召李德裕商议，想以王逢率部进屯翼城，却又不无担心地问：“听说王逢用法太严，有这回事吗？”李德裕回答说：“臣亦耳闻，曾以此言诘问王逢，王逢回答说：‘两军对阵，前有白刃，法不严，谁肯冒死前进？’”唐武宗道：“确也言之有理，卿应召其劝诫，对将士不可过分严酷。”李德裕道：“刘稹抗命，致使将士冒死用命，其罪不可赦。”唐武宗道：“这固然如此。”李德裕之所以在这时又提醒唐武宗，要固守本策，是有其另外一层担心。原来，在前文已提到的道士赵归真，是一个江湖骗士，却得唐武宗信任，其以神仙之术引诱得年仅三十岁的唐武宗，对其所鼓吹炼丹之术深信不疑，越来越笃信服用其敬呈的“仙丹”，可长生得道成仙。正直大臣见此状，都十分着急，谏官多次直言劝谏，唐武宗却说：“此为朕之私事，无妨社稷大计。”李德裕也直谏道：“赵归真，是敬宗朝的罪人，以江湖骗术致人君荒于政事。陛下不治其罪，已太过仁慈，更不能亲近他。”唐武宗说：“朕在宫中无事时，只与其论道解烦罢了，并不使其与政。至于政事，朕必问卿等，其次才召问主管官属，即使有一百个赵归真，也动摇不了朕的内心。”李德裕说：“小人趋势取利，他们见势利所在，则竞争奔趋之，如夜晚灯蛾投之烛火一般，虽前有粉身碎骨者，继趋者仍竞奔不辍。臣闻旬日之间，投归赵归真门下者，车马辐辏，愿陛下深戒之，且善保龙体。”唐武宗道：“朕即位以来，政事方面未曾听其半言，卿亦知之，卿不必多心！”
李德裕等见劝谏无效，但并不放弃，一有机会，就借题发挥加以劝谏。可奇怪的是，唐武宗虽没有采纳其在这方面的谏言，但也并未为此而发怒。这一次，李德裕一方面是怕刘稹使人走赵归真的门路，动摇唐武宗讨伐刘稹的本来心态，另一方面也是想借机规劝他远离江湖骗士，而亲近忠虑之士，就又谏道：“德宗初年，李怀光之乱未平，京师蝗灾大旱，斗米千钱，太仓米只供天子及六宫，存米也不够一月。德宗集百官问计，又遣中使马钦绪到太仓查询。时为左散骑常侍的李泌，取桐叶揉碎抟成团，交给马钦绪转献德宗。德宗不明其意，召李泌问其故。李泌回答说：‘陛下与李怀光的君臣之分，就和这桐树叶一样，已抟破就不可能复好如初了！’德宗于是理解了李泌喻谏的用意，坚定了讨伐李怀光的决心。等李怀光之叛被平定后，德宗擢用李泌为相，独信任他为首辅十年，直到李泌薨。”唐武宗道：“李泌真乃大奇士，卿之意朕完全明白。”不过李德裕之谏，确也在平泽潞的问题上，使唐武宗坚定不移。此时，李德裕担心过去曾排挤自己的李宗闵已由太子宾客、分司东都，贬为潮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同平章事牛僧孺为太子少师，置于闲散官之位。
为节省费用，更好地支持平定泽潞等的统一战争，李德裕效法李泌时施行的一些政事改革，他上奏说州县官中设佐官（即副职）过多，官职太冗，应诏令吏部郎中柳仲郢裁减。此时，已为翰林学士的白敏中，对李德裕的一切军政措施都予以支持。唐武宗诏令一下，柳仲郢即着手去办，奏请裁减共一千二百一十四员。唐武宗因淮南为税赋重镇，就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绅为同平章事，充淮南节度使，也就是以宰相身份兼任淮南节度使。而起用老臣、左仆射王起为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节度使。王起为文士领袖，已习惯于居散官地位，闲暇时与文士们诗赋唱和的文人生活，不愿以宰相身份出镇，就上奏说：“臣为文臣，未尝执政，不宜直接为相，以前无此先例。”再三固辞，唐武宗再三不准说：“宰相并无内外之别，朕为君若有阙失，卿虽居外镇，依然可飞表奏朕闻知！”王起无奈，只得到山南西道去上任。
朝官中为国家节约资用的改革举动，在宦官中也引起不小的震动。仇士良原来的同党中，有人检举仇士良家不但家财巨万，且藏有不少兵仗器械。私藏军械，本是大罪，唐武宗就命王践言领人去查。搜查的结果，确于其家搜得兵仗数千件，财物无算。王践言如实上奏，唐武宗大怒，下诏削夺仇士良的一切官爵，挖其尸骨，只以平常人之仪埋葬，抄没了他所有的家产入官。
李德裕主持的行政改革，已有了初步的显效，府库的财物比前更丰，但令他有所担心的事接踵而来。因这时的唐武宗心理也起了细微变化，他听说扬州歌女善为酒令，就下敕书给淮南监军丛令周，要他于淮南选十七名善为酒令的歌女献之入宫。敕书下，丛令周因节度使杜于元和九年（814），就娶唐宪宗女岐阳公主，是唐王室的老驸马，他不敢不去请示杜，且约杜共同为宫中选美入献。杜却说：“监军既接收敕书，这是监军的事，杜不敢与闻！”丛令周碰了个软钉子，可又不敢不遵君命，两天后他又去见杜说：“我等只选良家美女十七人，教习歌舞，然后献之，君命难违。”杜又道：“娱上听之命，本官不敢与闻。”丛令周急得没法，再三请求，杜终是不答应。丛令周大怒，就将杜不同意选美入献的言行上奏朝廷，旨在告御状。唐武宗览罢丛令周的表章，沉默不语，左右的太监乘机奏道：“陛下宜再下敕书，令节度使与监军同选入献。”唐武宗摇头叹道：“君王敕命藩镇于一方选歌姬入宫，岂是圣天子所为？杜不顺从监军意，甚是大臣之体，真是宰相之才，朕甚愧之！”急忙又下敕书给丛令周，命他停止选美入献之事。李德裕闻知此事大喜，就上言应褒奖杜，以鼓励群臣直言国家缺失。唐武宗就下诏，以杜为同平章事，兼度支、盐铁转运使。杜接到擢任的诏书，入朝谢恩，唐武宗抚慰说：“卿不从监军之言，朕知卿有忠于国事为君之心，今以卿为相，如朕得一魏徵矣！”
李德裕见朝中一小小风波已过，又见唐武宗仍勇于纳谏，且不文过饰非，内心十分高兴，今又得杜主度支，尽力不使前军馈运有缺。适逢得到镇州奏事官的密报，且献计于朝，李德裕大喜，就上奏说：“镇州奏事官高迪密上陈两件事，且陈其对策：其一是，其以为‘贼中好为偷兵术，即暗中抽调诸处兵聚于一处，偷以多拒少，官军不知就里，还按原处置兵之数去攻，却不知其于暗中增兵，兵力往往比平时多一倍以上，官军对其兵力估计不足，以致失利。过一两个月，他们又偷偷把集中起来的兵力调往其他地方集中，因此官军攻打的地方，总觉昭义军兵力强大，其实并非如此。官军须事先侦知此种情况，凡是昭义兵力集中的城栅，就应用兵谨慎，不可与交战。他们暗中集中的兵力，在某地逗留不过三天，就又散归原屯驻处，过一两月再调集到其他处。如他们偷调集中屯兵处，官军不与他们交战，过几日令其空回，往复数次，昭义军自然灰心丧气，斗志尽失。官军密派暗探侦知他们偷调走兵力之处，乘虚袭之，无不获捷。’其二是，‘镇、魏二州屯兵虽多，终是昭义重镇，其不敢分散兵力。然贼军中为何多立营寨？凡下营处，一般都在故地，每两三个月，官军如不去攻取，他们就可深入他镇控制之地，大肆烧掠而回。昭义军历来只固守城栅，城外百姓，他们并不顾惜，故常遭焚掠。知此情景后，宜令官军近其要害处步步为营，日渐逼近。令其不敢远离城栅，军需日缺，其势则日弱，终可攻取。若只像现在这样，官军和昭义军远隔相望，其必不惧官军。’孙子曰：‘兵者，诡道也。’知其谋，破其术，乃取胜之道。今高迪密上陈意见，已悉泄敌谋，望诏各道诸将知悉，避其实，击其虚，可各个击破，终致聚歼。”唐武宗大喜道：“取胜之道，谁不乐从，就着卿草诏谕之。”诏书下，各道军帅遵旨而行。征战已持续一年多，昭义军兵力日显不足，用偷兵法，尚可迷惑官军。如今此计一旦被识破，刘稹轻易不敢再于屯军处调兵，其守战兵力，立显捉襟露肘，军心不稳。但官军中，也因各军统帅心志不一，不乏为保存实力，而观望乘机者。各军并无统一之帅统定进止，事事都由朝廷发出指令，军将常不免坐失战机，此也是攻泽潞旷日持久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