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的内容及成书版本的演变，是一个相当复杂而漫长的历史过程，并且带有种种传奇和神秘的色彩。《水浒传》的作者是谁？《水浒传》有哪些版本？宋江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吗？宋江起义真在水泊梁山吗？历史上的四贼落得怎样的下场？《水浒传》里的人物都有哪些原型？这些虽然与《水浒传》书中的内容并没有太大的联系，但对于读者了解《水浒传》成书的来龙去脉，知晓相关的历史却大有裨益。
《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
关于《水浒传》的作者，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是施耐庵，一种认为是罗贯中。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关键是施耐庵、罗贯中这两个人有无其人，生于何地，生于何时，其生平事迹如何等，都不清楚。
关于施耐庵，有人认为并无其人，是别人托名；有人认为是杭州人施惠；有人认为是兴化人施彦端。各有各的理由，但又不能令人信服。不过有一点，就是在《靖康稗史》一书上署名编者和作序者的是耐庵。学术界认为，这个耐庵就是施耐庵。也就是说，施耐庵编写了一部《靖康稗史》，而且这部书在当时很受欢迎，施耐庵也就成了很有名气的稗史家，即小说家。
关于罗贯中，《水浒传》刻本曾有署名为“东原罗贯中编辑”。“东原”是什么地方，罗贯中是“东原”人吗？学术界争论也很激烈。有人据此认为他是东原人，进而考证出就是现在的山东东平人。有人认为他是太原人；还有人认为他是中原人、杭州人、钱塘人等。罗贯中的生平事迹虽不十分清楚，但有几部分作品却已被学术界认可是他编写的，如《三国志通俗演义》、《三遂平妖传》、《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和杂剧剧本《龙虎风云会》。由此可以看出，罗贯中也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小说家。
中国古代的小说野史，有很多是不署名的，特别是民间一些无名作者编写的小说野史，或者是在民间流传的故事、在前人作品基础上重新加工、改造、编写的小说野史，一般是不署自己的名字的，而对于刊刻书籍的书商来说，作者的名气对书的发行又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有些书商就在刊印时署上某个名人的名字，或者说是某某名人“本”，某某名人编撰，而真正的作者或编撰者却被隐去。高儒在《百川书志》中说：“《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我们可以据此认为《水浒传》是先由施耐庵撰写，后由罗贯中编辑、整理，作者为施、罗二人；也可以认为是由其中一人撰写，另外一人是书商硬加上去的；也可以认为施、罗二人都不是此书的真正撰写者，因为他们在当时名气很大，书商为了抬高此书的地位，借以促销，便硬把二人的名字署了上去，而且为了真实可信，还做了分工，“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
所以，关于《水浒传》的作者，至今仍然是个悬而未解的谜。
施耐庵和罗贯中是师生关系吗？
施耐庵和罗贯中师生关系这一说法出自清人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在此书中，谈起《水浒传》的创作缘起时，胡应麟说施耐庵“得宋张叔夜擒贼招语一通，备悉其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润饰成此编。其门人罗本亦效之为《三国志演义》，绝浅陋可嗤也。”
在这段话中，胡应麟不但把罗本即罗贯中当作施耐庵的门人即弟子，而且认为《水浒传》早于《三国志演义》。这种说法受到后来许多人的质疑和否定。
首先，从有关史籍及二书的成书过程看，《三国志演义》早于《水浒传》，《三国志演义》绝不是效仿《水浒传》而写成的。在宋代，就出现了说书人说三国故事的情况，《水浒传》中还提到听说书人说三国。
其次，据专家学者的考证，在罗贯中的籍贯问题上，以太原最为可信。施耐庵则被多数人认为是浙江钱塘人，那么在那个时代，罗贯中千里迢迢到浙江去学习写小说，令人不可思议。再说，罗贯中就怎么知道浙江有个施耐庵呢？因为当时《水浒传》还没有写完，没有出版，施耐庵没有任何名气。
第三，《忠义水浒传》上署名的“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如果是老师编的本，学生就不会再进行“编次”。
第四，从《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二书比较来看，两者在行文风格、文字水平等方面差异较大，如果《水浒传》确是由罗贯中编辑整理过，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由此也可看出，施、罗不会是师生关系。
所以，学术界许多人认为，胡应麟认为施、罗二人是师生关系，是没有根据的。
《水浒传》的书名有何含义？
什么叫“水浒”？“浒”就是水边；“水浒”，还是水边。《诗经？王风？葛藟》：“绵绵葛藟，在河之浒。”
梁山英雄的故事为什么名之为“水浒”，其说不一。主要有以下几种：
农民革命说。现代史学家罗尔纲在《水浒真义考》一文中说，“水浒”一词出自《诗经？大雅？绵》：“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美女，聿来胥宇。”古公亶父，是周文王的祖父，因为他仁德，得到人民的拥戴，在岐下建立周朝开国的基业。水浒，指古公亶父来岐山时经过的漆、沮两水的旁边。这一典故含有歌颂周代发祥史的意味，罗贯中以“水浒”为书名，“表明梁山泊与宋皇朝对立，建立新政权”。这个说法有些牵强。不要说罗贯中那个时代还没有用小说宣传农民革命的意识，就是“水浒”这个词与梁山起义的联系，也不是从罗贯中开始，而是梁山所在的东平人。元杂剧作家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里面唱词说：“某聚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半垓来小偻罗，威镇梁山。寨名水浒，泊号梁山。”这里还看不出它借用古公亶父的典故来鼓吹农民革命的用意。这种猜测似乎有些索隐派的嫌疑。
正名说。明朝万历年间袁无涯刻本《忠义水浒传全书？发凡》说：宋江等身居水泊，但不敢承认水泊就是为他们所占有，他们只是“率土之王臣”，这一切都是朝廷的，他们也是心向朝廷的。他们暂居水泊是要学姜太公在渭水之滨，等候时机辅佐周文王。这是由水边的意思联想到渭水之滨，是望文生义而又牵强附会的猜测。因为宋江的盘踞水泊与姜太公的待价而沽不可同日而语，难免有穿凿附会之嫌。
“驱逐出境”说。金圣叹在他评点的《贯华堂水浒传》序中说：宋江一伙是一些“凶物”、“恶物”，应作为垃圾“驱逐出境”，弃到水边。金圣叹的“驱逐出境”说，是他自己对宋江们“恶之至，迸之至，不与同中国也”，是借题发挥他的弭盗论。《水浒传》作者如果对宋江们恶之至，会著书歌颂他们吗？
“睡虎关”说。山东民间传说，东平府有座“睡虎关”，当地人叫讹了，叫成了“水虎关”。后来编戏说书的人就取其谐音命名梁山水寨为“水浒寨”。由水浒戏演化为《水浒传》。据调查，东平并无“睡虎关”或“水虎关”。因而“水浒”也不可能由“水虎”的谐音演化而成。
“虚其词”说。“水浒”，顾名思义，就是泛指宋江一伙在水泊附近所发生的故事。不一定有什么特别的含义，而是泛指。作者在命此名时也许只是信手拈来，没有那么多“微言大义”。以此为书名，既能准确概括书中的内容，又十分雅致，应该说，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书名，反倒最能说明《水浒传》这一书名的含义。
《水浒传》有哪几种版本？
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水浒传》是几部版本最复杂的小说之一。它大致可以分为繁本（或称文繁事简本）和简本（或称文简事繁本）两个系统。这里“文”指文字，“事”指故事情节，“简”或“繁”，主要指有无“平王庆”、“平田虎”的故事情节说的。繁本有“征辽”、“征方腊”部分，无“平王庆”、“平田虎”部分，简本已插入“平王庆”、“平田虎”部分。
繁本系统有一百回、一百二十回和七十回本三种。其中重要的一百回本有以下几种：
1.《京本忠义传》，明正德、嘉靖年间书坊刻。1975年发现，只存残页，现藏上海图书馆。
2.《忠义水浒传》，当为明嘉靖刻本。残存八回，郑振铎藏。
3.《忠义水浒传》，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刊本，前有天都外臣（汪道昆）序。
4.《李卓吾先生评忠义水浒传》，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容与堂刊本。
除了以上四种外，繁本一百回本还有：明万历芥子园刊本《李卓吾评忠义水浒传》，前有大涤余人序和李贽评语；还有李玄伯藏明刻本《忠义水浒传》，前也有大涤余人序和李贽评语。这两种评本的评语相同，但与容与堂本不同。
在以上版本中，《京本忠义传》虽然刊刻于明代正德、嘉靖年间，但成书可能在元末明初，是现存百回繁本中最早的本子。郑振铎藏本是介于《京本忠义传》和天都外臣序本、容与堂本之间的本子。天都外臣序本虽然比容与堂本早，但现存的这个本子不是原刻本，而是清代康熙年间的补刊本。所以容与堂本是现存最完整的百回繁本，而且它还有署名李贽（实际上是明代叶昼）的评语，是《水浒传》最重要的版本。
繁本一百二十回本有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的书种堂主人袁无涯刊本《忠义水浒全书》，前有李贽序，杨定见小引。其李贽评语与芥子园本和李玄伯藏本的评语相同，与容与堂本不同。一百二十回本是在百回本的基础上，增加了据简本改写的征田虎、王庆故事而成的。这个版本可以说是“繁简合流”、“事文均繁”的本子。
繁本七十回本系金圣叹用百回繁本为底本的修改删节本，截取其前七十回，并将“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改写为“梁山泊英雄惊恶梦”结束全书。金圣叹又伪托施耐庵写了三篇序文和全书评语。
简本系统较为重要的版本有：
1.《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传》，明刊残本，现藏巴黎国家图书馆。
2.《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双峰堂刊本。还有雄飞馆《英雄谱》本、《汉宋寄书》本等多种。回目不一，有一百二十回，一百一十五回，一百二十四回等，均有征田虎、王庆故事。
至于繁本与简本的关系，学者们历来看法不一。有的说简先繁后，繁本是在简本基础上加工而成的；有的说繁先简后，简本是繁本的删节本；也有人说两个本子各成系统，互不干扰，同时发展。究竟哪种看法正确，至今未有定论。
宋江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吗？
《水浒传》主要内容是写宋江等人的武装抗争的。过去中小学的历史教科书上在讲到北宋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时，往往把宋江与方腊并列。现在又有一些学者根本不承认历史上有什么“宋江”，说《宋史》上记载的都是“以讹传讹”。《宋史》是比较杂芜的一部正史，其中舛讹之处也有不少学者指出。但最早记载宋江事的是宋代王偁的《东都事略》，这还是一部良史，其经事、评论受到史学家的赞扬。其中《徽宗本纪》说：“宣和三年（1121年）二月……淮南盗宋江陷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五月丙申，宋江就擒。”尽管这段记载的具体事实可能有不实之处，但不能据此得出宋江不存在的结论。此书淳熙十二年（1185年）上呈朝廷，这只距宋江六十余年。而且王偁生于史学世家，其父王赏在南宋绍兴年间为“实录”修撰，宋江事对王赏来说曾是“新闻”。《东都事略》数度提到宋江事，如果宋江是当时的“假新闻”，王赏不会出来纠正？另外，与宋江同时代的名臣吏部侍郎李若水亲眼看到宋江被招安，为此他写了一首诗《捕盗偶成》，其中有句：“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杀人纷纷剪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狞卒肥参意气骄，十女骈观犹骇愕。”这是当时在汴京的高官的观感。李若水诗中的“九重闻之惨遭不乐”是写宋徽宗很为宋江之事忧心，可能是与宋江等一度曾犯京师有关。这句诗所表达的皇帝的关注在张守为蒋圆写的《墓志铭》中也可以得到印证。文中说蒋圆“除开封府尹，辄乘驿诣阙，陛见，赐对，上问宋江事，公敷奏始末。”张守是崇宁元年（1102年）进士，高邮人，一直在朝为官，对宋江事也是很清楚的。蒋圆在知沂州时曾打败过宋江，所以徽宗在召见蒋圆时问到宋江事。徽宗尽管疏于朝政，但总不能关心一个毫无根由的事情吧。这些事实证明了宋江不是一个从“文学到史学”，“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当成真人真事”的子虚乌有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