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25年前，1776年，亚当·斯密就在他的《国富论》中提出了这一问题，欧美的经济学研究一直致力于此。经济学家们一直试图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诊断和提出建议。今晚我也许能给在座诸位一个关于如何在提出建议之前进行诊断的经济学创见。对这个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有许多回答，但并不存在一个简单的答案。事实不是你做了xyz，你就变富了；你不做xyz，你就只能贫穷。我随着所见所闻渐长，越来越领悟到，社会制度确实和人体有相似之处：都具有复杂的系统。人体的疾病可能有多种问题引起，如循环系统、消化系统或免疫系统的问题，或者受伤等等。经济也是如此。若要回答社会发展或经济增长的问题，并不是某个地方错了，或某个地方对了，答案并不像“我们有市场经济，他们没有”，“我们的政府很诚实，他们的政府不诚实”这么简单。这种简单化的解释将带来很多害处。为什么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全世界名列前茅，而过去几百年中却极为落后？为什么非洲的许多国家有几百年经济增长缓慢的历史？为什么阿根廷曾是一个富裕的国家，近五十年来经济却不断下滑？这里不是单个的因素在起作用。我希望能给诸位一些大体的意见。我认为解释不止一个，并不是说我们一无所知，也不是说每个国家都需要自己的理论，而是强调我们应找出对经济发展有影响的因素，并以此为根据评价经济政策。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技术变革和长期增长，这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但我想在开始这个题目之前，先给出一般的思想。毫无疑问，经济制度对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据我所知，几乎所有的计划经济制度都不如市场经济制度成功。不同的经济制度为经济的长期增长提供了不同的条件。当然这并不是唯一的因素，另一个因素是技术。不过，技术的成功发展需要以市场经济制度为前提。政治制度对经济也有影响，因此是第三个分析的角度。正如亚当·斯密在225年前指出，还有一个重要的分析角度是地理因素。
在我们的经济学教科书中，一般都假设所有经济都是一样的，经济中有资本、劳动力、技术，并生产产品。但是事实上，世界上的不同地区面临着经济发展上的不同问题。我将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来阐述这个显而易见、我却用了十年时间才认识到的道理。
1985年我到玻利维亚诊断高通货膨胀问题时，认识到是货币问题引起的，因为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于是我对货币问题进行了对症下药的改善，控制了这一地区的高通货膨胀。然而玻利维亚此后经济增长缓慢，我想他们进行了认真努力的改革，但并没有取得很快的经济增长。我想他们一定进行了改革。玻利维亚是个被陆地包围、海拔很高的国家，它的首都是全世界海拔最高的首都。在这样一个国家要想取得迅速的经济增长是非常不容易的。许多企业不愿意在那里投资，因为运输成本太高。玻利维亚被陆地包围，但智利却沿海，于是玻利维亚的产品需要通过智利运到太平洋的港口。
除了欧洲几个国家是例外，被陆地包围、没有海岸线的国家和地区一般都比较贫穷，当然也有例外，如非洲南部的一个小国，人口稀少却拥有大量的钻石，这就是他们的优势，他们虽是一个被陆地包围的国家却跻身高收入国家之列。在其他被陆地包围地区，运输成本很高，因此很难参与国际贸易。有些国家因海拔很高，也无法避免巨大的运输费用。中国的西部地区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沿海地区，是因为运输成本太高，东西部运输存在地理障碍，也很难出口海外。
卢森堡是一个很小的国家，规模大概和中国的中等城市差不多，十分富裕，且金融银行业发达。处于欧洲中心位置的瑞士，也是个十分富裕的国家。这两个国家富裕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被富裕的国家环绕。与之相反，被贫穷的国家环绕则会陷入麻烦。
中国、日本、韩国等温带国家和热带国家之间的差异是显著的。一般说来，热带国家都比较贫穷。只有两个地区例外，一个是新加坡，另一个是香港。这两个地区的人口是一千万，而全世界高收入地区的人口总共十亿。全世界高收入的人口只有1%在热带地区，99%都在温带地区，如北京、上海这样的地方。原因是什么？如果到经济学文献中去寻找答案，将会一无所获，经济学文献对此从未提及。在我看来，至少有两个基本原因，也许更多。两个基本的生物学上的原因是最主要的。第一，在热带环境中，患疾病的机率高于温带环境。在这些疾病中最主要的是霍乱。许多热带疾病在较寒冷的地区就不存在，因为这些疾病必须在比较温暖的环境中才会传播。例如霍乱的传播需要摄氏18度以上的温度，较寒冷的地区不会有霍乱。不仅是霍乱，还有其它热带疾病，病菌在热带地区的传播速度高于温带地区，妨碍了热带地区的经济发展。第二，温带地区的粮食生产率普遍高于热带地区，如小麦。以我的推测，如果粮食生产率低，那么大部分人口将留在农业，只有少数人才会聚集在城市。因此热带地区往往城市化水平很低，这与气候有关。炎热的气候使热带国家的绝大部分人不得不从事农业生产。然而，技术变革和创新一般发生在城市里，即使农业上的技术变革也主要发生在城市里。如果城市化水平低，就很难有迅速的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速度就无法加快。
显然，社会结构是另一个独立于经济制度的现象。举个例子，在印度，尤其是印度北部，人们的行为要受到十分严格的限制，印度北部是世界上受限制的人口最多的地区。这个地区的人们要求改革以得到最基本的权利，比如教育。而印度中部已经进行了这样的改革，效果不错。有一次我问印度总理，为何不把印度中部的改革推广到北部，他给了我一个非常出色的回答：“这不是经济问题，甚至也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印度北部的种姓制度太强大了”。政府的政策即使得到生产者的支持，也会由于种姓制度的抵制而失效。种姓制度的结构不利于经济的发展。由于种姓制度在印度北部根深蒂固，在印度中部适用的政策就不适用于印度北部。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生动的例子，说明除了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地理的因素之外，社会结构对经济发展也有影响，因此我们也需要社会学的研究。
另一个例子是，要诊断拉丁美洲的问题，如规模巨大的贫穷化以及暴力问题，就应该认识到，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在历史上曾被欧洲殖民者征服，他们用暴力把欧洲的政治制度强加给拉丁美洲国家。现在的人口有很大一部分是印度人，他们被英国人带到美洲，在境遇悲惨的小箱子里幸存下来，来到了北美和南美。拉丁美洲还有一小部分西班牙人，以及很大一部分西班牙人和印度人的混血后裔。在玻利维亚等国，你会发现很大一部分人口的母语是西班牙语或者印度方言。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那意味着什么？如果追溯更远的历史，这些人大部分不能获得健康与教育，因为没有人愿意教育受压迫的少数民族，而且这至今依然是一个苦痛的分水岭。所以不要在不深入了解情况、不了解多民族国家的种族冲突时，就提出该有何种关税及宏观经济政策的改革。我的结论是，要想对实际的发展问题寻找好的解决办法，就必须因地制宜。
有些地方可能很重视经济情况，这是我在波兰做政府顾问时的感觉。波兰是欧洲的一个高纬度的处于温带地区的国家，周围没有山，是一个长形的平原，所以曾轻易地被俄国及德国的军队侵占：俄国及德国的军队从18世纪末到1989年一共占领过波兰六次。我们将波兰和西班牙进行比较分析，因为波兰与西班牙从地理上来说离欧洲中部的距离相近，西班牙在南部而波兰在东北，二者都与德国毗邻，都有大约四千万人口，都有近相同的国土面积，都处于温带地区，都有日尔曼天主教的文化背景，种族结构也非常相似。所以他们没有刚才我所提到差异问题。1945年他们有相同的收入水平，但是1989年当我开始担任波兰的经济顾问时，西班牙已经比波兰富裕四倍。为什么？让我们来看一看我的“诊断书”：两国贫富差距的原因不在于种族划分，地区气候差异，内陆地形、也不在于社会结构及离市场的远近，而在于苏联军队长达四十年的驻扎，但谢天谢地，苏联军队到了西班牙而没有驻扎下来。所以从1945年至1989年波兰一直是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从而使波兰变穷了；恰恰相反的是，西班牙此时却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融入到更大的欧洲经济中并获得了很大的经济增长。这里要提醒各位的是西班牙也有自己的问题：她在很长的时间内有一个令人讨厌的独裁者：佛朗哥。他使西班牙封闭了一段时间，一直到50年代末。然后，西班牙开始加入到欧洲经济地区，经济取得很快的发展。所以我认为问题主要在苏联军队，它现在撤离了，因为在波兰共产主义已经结束。此后，波兰开始选举，产生了新的政府。我建议波兰应该尽快成为正常的欧洲经济国家，因为这确实是波兰面临的唯一主要问题。在当时特殊的情况下，我认为可能有一个快速的变化，因为波兰基本上在地理、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与三十年前相近。所以波兰很快就决定采取欧盟经济模式，对原有的机构作了很大的调整。此后十年至今经济增长很快，几乎是全欧洲最快的，正在并继续缩小与欧洲其他国家的经济差距。
俄罗斯却从未实现如此快速的增长，尽管我十分希望如此。在许多问题上我的感觉出了错。其中一个是我认为他们想要快速增长，结果并非如此，因为我不知道俄罗斯想要它的1.5亿人民如何做。但在波兰你可以说全民关注如何做。在俄罗斯这个欧亚大国中，大部分事情并非如我们所想的那样简单。交通条件不方便，到达所谓的欧盟市场没有快捷的方法，国内分歧巨大，他们从没有想过要迅速达到某种目标。所以当他们说：“我们会那么做”时，依然不知道该做什么。这就是他们现在的所作所为。一部分地区这么做，另一部分地区那么做，过多政治上的变革及由于缺乏或不适当的监督引致的腐败导致了或多或少的改革作用相互抵消。所以我认为我对前苏联改革建议的最大错误不在于要改变其经济结构，而在于忽视了它比波兰更加不利的地理结构，我假定他们知道应该如何做，但是事实上他们却缺乏共识。
所以，这是另一个能否达到预期社会形式的例子。有时因为历史形成的结构你做不到；有时因为种族分歧你做不到；有时因为收入差距太大你做不到；有时因为国内对正常经济该如何没有基本一致意见你做不到。在波兰，他们说正常经济应该是象欧洲那样的。另有一件需要注意的事是，虽然波兰仅有4000万人口，但在欧美有几千万波兰人的后裔，他们之间有许多联系。因此，他们或许会说，正常的经济应该是像我在芝加哥的表兄那样的。这样就会有一个该如何走的非常清晰的观点。但在俄罗斯却不同，他们之间存在很大的分歧。所以，这是另一个造成差别的例子。
现在，我从比较一般的角度来讨论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即技术的作用。在全球化的经济中，任何一个社会的经济核心问题都是：如何运用世界各国的科学技术来提升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如果深入地考察一下收入增长的机制，我们将发现现有的理论提供两种可能的解释：资本的积累或技术的进步。而历史经验却非常清楚的表明，在过去五十年，一百年，二百年中收入增长的主要源泉并不是资本的积累，而是技术的进步。当今社会与五十或一百年前社会的真正区别在于现在有更好的自然资源利用，更高的资源流动，更多的产品生产，更先进的医疗技术，更广泛的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如美国可以2%的农业人口养活国内98%的消费者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这些都是技术进步优越性的基本体现。
索罗（Solow）在1956年著名的经济增长模型中证明了：只有储蓄但没有技术进步的经济不可能实现永久增长，增长率存在上限，也许在某个较高的收入水平上经济出现停滞。在索罗模型中，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唯一途径是加入技术升级。这个著名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一年以后，他又利用统计研究证明了，美国经济增长有大约80%源于技术创新，仅20%左右源于资本积累。因此，技术创新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回到苏联的例子：苏联一方面有巨大的资本积累量，一方面技术更新不足，这使它成为世界上最糟糕的案例，虽然年复一年的积累资本，但缺乏经济结构升级，结果以失败告终。没有技术变迁，经济体系就会僵化，经济结构就无法转变，即使大量积累资本，建造大型工业项目，但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就再也没有提高了，在过去大约25年中（1965—1990），前苏联的生活水平保持原样，甚至还有所下降。以上事例说明，长期而言，技术更新是增长问题的症结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