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情况说明了居民消费需求与社会保障的关系，也显示了社会福利在整个社会保障中的重要位置。目前我国居民最为关切的问题，主要是就业、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现有的社会保险只能解决其中前三个问题，而投入更大、更显在的住房、子女教育问题则不在社会保险的范围之内。不解决后两个问题，居民就不敢敞开消费，内需的扩大也就必然受到局限。我国现在实行义务教育，义务教育阶段的学费、课本费基本都免掉了。但由于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不多且更多向高等教育倾斜，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资金的捉襟见肘乃至教师工资都拖欠发放，导致乱收费屡禁不止。而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高中尤其是大学阶段的教育开支更大，一个大学生甚至需要全家人省吃俭用才能供养。购买住房对一般老百姓来说，更可能背上一生的债务。而现在的经济适用房、廉租房房源有限，满足不了居民的要求。要解决这两个大众关心的问题，在完成社会保险对城乡居民覆盖的同时，还必须加大国家对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的财政投入，在更广阔的基础上使广大城乡居民后顾无忧，积极消费。
六 平衡区域发展
我国经济社会存在的另外一个结构性问题，是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资源禀赋不同，历史上的发展状况不同，所以区域发展不平衡有其客观因素。不过，应该注意的是，改革开放的这30年来，是我国区域发展差距拉大较快、较多的时期，这种差距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尤其是我国要实现全面小康、建设和谐社会，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就成为必须突破的问题。此次金融风暴也暴露了我国区域发展尤其是区域经济结构方面的一些问题。从某种角度上来说，金融风暴也给我们平衡区域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
1.非均衡发展拉大区域差距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历史上，我国经济是广阔的中部地区较为发达，东南沿海、西北西南边疆比较落后。明中叶以来，东部经济逐渐走上繁荣之路，到近代，东部经济之发达已经不让于中部。新中国成立以来，基本上仍然是这样的格局。1952年，我国东、中、西部GDP分别占全国的50.2%，33.7%和16.1%。此后，一直到“文革”结束，这种格局基本上没有改变，1978年，东、中、西部GDP分别占全国的52.6%、31%和16.4%。改革开放以来，虽然这种局面仍然如旧，但差距却进一步拉大了，到2000年，东、中、西部GDP分别占全国的59.4%、27.0%和13.6%，东部上升了6.8个百分点，中部下降了4个百分点，西部下降了2.8个百分点。从人均GDP来看，1978年，东、中、西部分别为457元、310元和251元，东部与中、西部相对差分别为50.6%和82.1%。到2000年，人均GDP东、中、西部分别为10768元、5978元和4606元，东部与中、西部的相对差分别为81.1%和133.8%。从两项数据来看，三大地带经济发展差距在逐步扩大。
再看另一项关系民生的数据。改革开放以来，东部与中部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由1978年的60元，扩大到2000年的3133元，扩大了55倍；东部与西部的差距也由38元扩大到2152元，扩大了56倍。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东、中部由1978年的37元扩大到2000年的971元，扩大了26倍；东、西部的差距更由53元扩大到1443元，扩大了31倍。这说明，中部、西部居民的收入与东部的差距在逐渐扩大，也反映了三大地带居民生活水平的较大差距。
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除了区域要素禀赋和历史发展基础的差异外，更主要的是国家政策和体制的倾斜。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也给“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提供了体制、政策上的便利条件。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就是采取了一种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这种战略的基本思路是：优先发展东部，以东部的发展带动中部和西部的发展，使生产力及区域经济布局逐步由东向西作梯度推移。
改革开放后我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有其客观必然性，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首先，非均衡发展造成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拉大，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的拉大；其次，政策倾斜范围过窄、力度过大、时限过长，实现效率的同时忽视了公平；再次，政策措施不完善，出现区域利益摩擦和冲突、区域经济封锁、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等问题；此外，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忽视了对资源、环境的保护，导致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走了一条“先发展(污染)、后治理”的非可持续发展道路。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许多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共同存在的现象，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过大会给经济社会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首先，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过大，不利于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诸如区域间出现断层，削弱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支撑力量；区域产业结构严重趋同，加剧产业结构的封闭性、低层性和低度性，造成市场封锁，阻碍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其次，不利于区域自身的经济发展和建设，不同区域都会损失从区域分工中应该得到的比较利益，发展程度低的区域则可能限入不良循环之中。再次，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负面影响，在上述这些方面均有显现。
2.促进区域均衡发展
我国前些年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取得了重大成就，也带来了严峻的问题。有鉴于此，2001年制定的“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将过去偏重于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调整为注重区域经济平衡协调发展的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在这一发展战略的指导下，国家先后制定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发展战略。
实施区域均衡发展战略是我国现代化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选择。区域发展不平衡，东部发达，而中西部相对落后，必然无法实现现代化。而区域间差距拉大到超过警戒线，必然会导致两极分化，影响社会稳定，也就无法建成和谐社会。就此而言，区域均衡发展对我国来说，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此次金融风暴的冲击，也暴露出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一些负面影响。比如，大量中西部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入东部地区，使东部地区外向型经济的低成本优势得以长期保持，延缓了出口加工业向内陆地区的梯度转移速度，致使中西部地区产业升级缓慢。同时，东部地区的高收入也吸引着更多的人到沿海大中城市去就业、定居、购房，推高了这些地方的房价。如果这种状况能够及早予以调整，这方面的问题将不会累积到像现在这样严重。
我国未来区域均衡发展的目标，是逐步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形成全国统一市场，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国土承载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应该兼顾以下原则：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地区分工与地区比较优势紧密结合，地区经济关系格局要有利于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与此同时，国家要加大对不发达地区的扶持力度，制定和实施对不发达地区的优惠政策和资金扶助，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投入，尽快增强不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
可喜的是，在近年来诸多均衡区域发展的战略的引导下，我国区域间的经济结构已经有了一些积极的变化。2008年上半年，我国中西部部分地区工业增长较快，而东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则首次低于全国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据统计，2008年1～5月，西部、东北、中部和东部四个地区规模以上工业生产增加值分别增长19.25%、18.77%、20.84%和15.71%。东部除山东增长18.5%、天津增长21%外，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和北京等传统的工业大省和工业强市，其工业增加值均比中西部的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内蒙古、重庆、陕西和青海等省区市落后许多。在2008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遭遇高通胀、GDP增速下滑、出口企业利润下降等多重困难下，中国四大板块的工业增速却呈现出一个相对均衡的变化，东、中、西部的发展差距开始缩小，这的确是一个积极的变化。
3.正是推动好时机
历史就是这样喜欢捉弄人，在近30年来的区域非均衡发展之后，今天的金融危机对我国又来了一次非均衡影响。众所周知，此次金融风暴对我国影响最大的是东部沿海地区，对中西部的影响却比较小。就经济增速的放缓幅度来说，中西部要低于东部；对企业、民生的影响，中西部也低于东部，除了农民工问题。进入2009年以来，总体经济形势，中西部也要好于东部，以至于有媒体称我国中西部经济增长依然坚挺。东部地区此前尝足了区域非均衡发展的甜头，此次却尝到了苦头，而这苦头与区域非均衡发展不无关系。我们同样也不能说中西部受此次金融风暴影响较小，就应该维持区域非均衡发展。这种吊诡的现象恰恰说明，必须大力推进区域均衡发展，而此次金融风暴在某种意义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这里只谈两个简单而明了的问题。
一是产业转移。这是一个两年前就已经迫在眉睫的问题，因为用地、用工等种种原因的局限，当时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些企业已经出现相当的困难，而产成品价格的上涨也影响到了我国的出口。与此同时，外资的进入也在减缓，因为东部沿海的比较优势已经丧失。适当的产地转移，无论对国内企业还是对外资来说，都成为必要。当然，产地转移也必然有利于区域均衡发展。
二是农民工问题。我国农民工的走向，基本上是从中西部到东部打工，住地与工作地分离，每年一春一冬要有数亿人进行这样的大迁移。之所以如此，一是本地未能提供足够的工作机会，二是东部地区工资普遍较高。如果中西部地区能够提供足够的工作机会，而且地区间工资差别缩小，这种大迁移就会最大程度地减少。这就要求区域均衡发展，甚至是反向的区域非均衡发展：国家政策向中西部倾斜。在今天这个危机日深、工作越来越难找的时刻，这种政策调整的积极意义显而易见。
总之，这次金融经济危机让我们不能不面对一些过去忽视或未能解决的问题，并有所作为。如果一如既往，危机只会雪上加霜；如果积极行动，危机必将转化成机遇——也许是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