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进一步放宽政策，加大引进外资的力度。为了吸引外资，打开外资工作的局面，我国政府进一步放宽政策，从1983年开始，加大了引进外资的力度。中央政府多次放宽地方政府的外资项目审批权限，在外资企业的所得税、工商税和进口投资品关税等征收方面实行了一系列减免优惠政策。1983年，******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利用外资工作会议，形成了一系列促进外商投资的政策和办法，同年9月，****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利用外资工作的指示》，充分显示了中国政府积极利用外资的决心。《指示》分析了前一时期利用外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为了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有些政策要放宽，并抓紧完善立法工作。”
根据这一指示，我国放宽了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政策，并向外商提供一部分国内市场。它要求：“除国家已公布的优惠政策应当认真贯彻执行外，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营期在十年以上的，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头两年免征所得税，从第二年起减半征收所得税三年。”对农业、林业等利润较低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和在经济不发达的边远地区开办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在头五年减免所得税期满以后，还可以在以后的十年内继续减征所得税的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三十。”此外，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征收的工商统一税，凡是税率高于国内企业工商税税率的，都可以按国内企业工商税税率征收。合资企业进口机器设备一律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的工商统一税。合资企业对外出口产品除了国家明令限制出口的商品外，均免征工商统一税和关税。《指示》还要求有关部门尽快制定和完善有关法规。要争取在两年左右的时间内把一些重要的、急需的利用外资法规制订出来，再制定实施细则。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对外资的政策更加放宽。对外资企业在税收、进出口等方面实施了更多的优惠政策。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实施，调动了外商的投资热情，有力地促进了外资经济的发展。受政策调整的影响，1984年实际利用外资比上年度增长36.6％，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外资增长的高峰年。引进外资的局面已经初步打开。1984—1985年，由于中国对外开放了14个沿海港口城市，外资投入迅速增加。到1985年底，外商、港澳商在华与我方合资、合作经营与独自经营的企业，已向政府注册登记的共5118户，注册资金总额为234亿美元，属于外方的注册资金119亿美元，占资本总额的51.6％，这些企业的全部从业人员共达36.7万人。外商投资企业分布在除西藏自治区以外的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前来投资的共有33个国家和地区。
据1986年7月底统计，中国政府已批准外资企业合同总数6814个，协议外国投资金额达181亿美元，实际投入的金额约67亿美元。从1984—1986年，随着我国投资环境的逐步改善和吸引外资政策的调整，引进外资工作成效显著。
外国在华投资企业由几十个发展到五六千个，吸引外资总额由1亿多美元发展到100多亿美元。企业的投资规模由几万、几十万美元扩大到几千万、几亿美元。外资经济开始起步，引进外资的局面已经初步打开。
从这一时期外商投资的总体情况来看，它主要呈现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一是中国吸引外商投资在区域分布上绝大多数都集中在沿海地区，内地吸收外资则刚刚开始起步。因为在这一时期实行特殊优惠政策的经济特区、开放城市和开放区基本上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国家实施了通过使沿海地区首先发展起来然后带动内陆经济的地区发展战略。在1986年，东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和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所占比重为87.8％和90.5％，西部地区为4.8％和5.2％。
二是在吸引外商投资的初级阶段，中外合作企业实际投资所占比重偏高，合资和独资的比重各徘徊在10％～20％左右的水平。随着合资企业相关法律的逐步完善以及中国利用外资政策所表现出的长期性坚定了外商投资的信心，急功近利型的合作方式逐渐向长期合作的合资经营方式转变，中外合资企业的投资比重明显上升，1985年以后，连续几年占到全部实际利用外资的60％以上。
外商独资企业的投资比重也明显上升。
三是在外商投资企业的产业分布上，这一时期以宾馆、饭店为主的第三产业投资项目所占比例较高，1979—1987年累计的协议额是全部协议额的64％。
中外合作开发海上石油项目在20世纪80年代初所占比重也较大。此外，利用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发展外向型出口产业的政策目标得到了一定体现。在引进的工业项目中，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占到协议项目的60％～70％。然而，这一时期中国引进外资中存在的问题也比较多。比如，外商投资的技术水平较低，高科技产业的关键技术生产项目很少；来自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的中小型投资项目居多；沿海地区对内陆地区发展的带动作用尚未得到体现，在利用外资方面，中西部地区与东部的差距日趋扩大等等。此外，在国内理论界，有关外商投资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中国引进外资究竟是多了还是少了等认识问题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这些认识上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外资经济的发展。
4.“补充论”的提出和新时期基本政策的初步形成
（1）****十三大对非公有制经济地位的初步认定
1987年10月召开的****十三大，在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这次会议依据对中国国情的客观分析，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从而为新时期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十三大报告全面、准确地分析了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指出：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而且呈现出多层次性和不平衡性的特点。生产力的落后，决定了在生产关系方面，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必需的生产社会化程度还很低，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很不发达，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仍占相当比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正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十三大报告以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立论的基础，从这个最基本的国情出发，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强调指出：“我们已经进行的改革，包括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以至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都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实际状况所决定的。只有这样做，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十三大报告还分析了发展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对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意义，提出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基本政策，即鼓励、保护、引导、监督和管理。十三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应以公有制为主体，在此前提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这是对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所做出的最初定位。
（2）新时期基本政策的初步形成
从1978年至1988年，伴随着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的萌生和发展，党和政府对个体、私营和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形式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随着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认识的加深，随着思想解放和在实践基础上的逐步探索，初步形成了新时期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基本政策。这一时期党和政府对个体、私营和外资经济的基本政策是：鼓励、保护、引导、监督和管理。1982年和1988年的两次宪法修订，确认了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地位。非公有制经济终于由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变为我国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可以说，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一认识代表了我党对非公有制经济认识的最高水平。
改革开放初期，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初步形成是与这一阶段我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日益深化，以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基本国情的正确判断相伴随的。可以说，对我党所处历史方位的准确界定，是制定保护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重要前提。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排除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的困扰，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走出了超阶段发展的认识误区，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一理论从总结历史经验入手，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重新审视关于社会主义的某些传统观念，大胆抛弃前人囿于历史条件带有空想因素的个别论断，挣脱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从中国实际出发，得出中国现在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正确认识，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可以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我党制定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既然承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就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保护和鼓励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因为所谓初级阶段，就是生产力不发达的阶段。既然生产力不发达，生产力层次参差不齐，就不能仅仅用一种公有制去适应，而必须依靠多种所有制去适应。
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创新。按照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对立物，二者不可兼容。
然而，******根据我国生产力整体水平和社会化程度不高、生产力呈现多种层次、各地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基本国情，作出了中国现在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克服了那种脱离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偏重于从生产关系上理解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观点。坚持以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制定一切方针政策的标准，并且据此制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
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一时期我国保护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方针的制定，也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结果。在改革开放初期，随着个体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私营经济再度萌生并且很快异军突起。对此，党和政府采取了极为谨慎的态度，坚持要从群众的实践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并最终制定了鼓励和保护私营经济，同时加以正确引导、监督和鼓励的基本方针，确认了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合法地位。党和政府对非公有制经济认识的深化过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党尊重实践，坚持将实践作为检验一切方针政策成败得失的标准，勇于开拓创新的可贵品格。
此外，我国非公有制政策的初步确立，也是这一时期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的直接结果。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思想界发生的几次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新时期思想解放道路的曲折与艰辛。通过讨论，的确起到了明辨是非，解放思想的作用，从而为非公有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扫除了思想障碍。但是，由于长期受极左思潮的影响，造成了人们思想观念上的严重僵化，因而，“左”的思想此后仍然得以延续并对我国的改革事业产生了消极影响。对此，当时曾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万里做过透彻的分析。万里指出：旧的体制、机制和观念，很大程度上是“左”的产物，是在长达20多年的“左”的影响下逐步形成的。在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人们往往会用老眼光来观察新事物，从而不自觉地成为“左”的东西滋生的土壤。凡事都先问一个姓社姓资，常常会把很多并非社会主义，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加以固守；把许多并非资本主义，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东西一棍子打死；从而制造和扩散恐资病，使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新举措、新事物、新形态，在旧框框、旧模式中被扼杀而无法成长。可见，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形成始终是与这一时期的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密不可分的。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一直保持着持续发展的良好势头。但是，从1988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和国内政治形势的剧变，我国的个体私营经济出现了大幅度滑坡。在经过近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非公有制经济首次跌入低谷。
1.1988年开始的治理整顿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国民经济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工农业生产稳步增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然而，由于连年经济过热，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突出表现为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尤其是在1988年上半年，随着物价改革的启动，出现了席卷全国的涨价和抢购风潮。这些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和群众的严重不安。为保证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和改革事业的顺利进行，从1988年秋冬开始，我国政府采取了通货紧缩政策，对国民经济进行治理整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