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种史书体裁是编年体，就是按照年代排下来记载历史事件。编年体史书以时间为经，以史事为纬，比较容易反映出同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的联系，避免叙事重复。缺点是记事按年月分列杂陈，不能集中叙述每一历史事件的全过程，难以记载不能按年月编排的事件，往往详于政治事件而忽略经济文化。前面提到的《春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但最重要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则是北宋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一般讲到编年体的代表作，总是指这部《资治通鉴》。“正史”编到唐五代，卷帙浩繁，平常人大多已经没有精力读全，导致史事不明。司马光有鉴于此，就仿效《春秋》体例，编撰新通史。
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的工作非常艰巨。在资料搜集方面，单是正史有17种，参考的野史、谱录、别集、碑志等杂史有三百多种，加上皇家图书馆的藏书，可以想见当时资料的丰富。夏天闷热难堪，汗水常滴在草稿上，他请人另辟一地下室，“常读书于其中”，“日力不足，继之以夜”，每夜秉烛著书，生病时亦不休息。《资治通鉴》写作时间一共花了19年。由于过度劳累，司马光完成著书时已经“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可以说是精疲力尽，容貌憔悴了。司马光一生不写草字，《资治通鉴》草稿全部以正楷写成。史书记载：“张新甫见洛阳有资治通鉴草稿，盈两屋。”书成之后，只有他的朋友王胜之看过一遍，其他人只翻一页，就哈欠连连。此书完成后两年，司马光逝世。书名为宋神宗所定，取意“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资就是帮助，有益。治就是政治，统治。通，就是历史从古到今，一直通下来。鉴，就是镜子。《资治通鉴》就是帮助统治者，怎么把历史的经验，成败得失，拿来当一面镜子对照，看看要怎么治理现在的国家。以前的历史研究一直脱离不了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政治，为了治理国家。所以中国的史学研究往往是以政治史为主。所以要了解国学，史学是基础。没有好好读过历史，你说要了解中国的政治社会，要了解历史趋势，要了解传统文化是很难的。
第三种主要的史书体裁，叫做“纪事本末体”。纪事本末体是从南宋开始的，有个史学家袁枢，喜爱读《资治通鉴》，于是就摘抄《通鉴》而成《通鉴纪事本末》，创立了一种新体裁。什么叫做纪事本末体呢？就是融合了纪传体和编年体的优点。因为纯粹是编年体的话，记事比较分散。有的历史事件时间跨度很长，一件事起了一个头，可能隔了十几二十页才再次提到它的发展，支离破碎。纯粹是纪传体的话，一件事分散在相关几个人物的纪、传里，经常会有重复。纪事本末体，以事件为中心，分类编排，标题立目。每篇叙述一件史事，内容集中，简明扼要，对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读来一目了然。既可避免编年体的分散，又能避免纪传体的重复，只是缺乏史事之间的横向联系。
还有政书，就是专讲中国制度文物沿革的史书。一般指“十通”，即《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清续文献通考》10部政书的总称。最早创立这种体裁的是编撰《通典》的杜佑。杜佑是唐代宰相，很有学问。他想从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化中，总结利弊得失，为当时的唐王朝提供借鉴。我国古代的制度是很有延续性的，在“十通”里面有非常详细的记载。有人要写一篇有关土地管理制度的博士论文，我说，你去看“十通”就好，里面有详细的记载。以前的土地管理制度是很有条理的，不像现在管得那么乱。
还有一大类就是“史评”，包括历史评论，总结历史的得失。最早的史评是在《史记》里面，司马迁在每一篇本纪或列传后面都有一段简短评论，即“太史公曰”，对于这个人物或事件都有一个评价。这个是最早的史评，后来就有人写成专门的书。历朝历代都有很多这样的史评，比较有名的像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他看了《通鉴》后，对历史上发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发表他的评论。这些历史评论反映了古人的历史观，是很珍贵的思想资料，可惜现在很少有人去注意。我年轻时曾想把这些史评的精品编起来，可惜后来没有时间去做这件事。另一类史评是史学评论，例如，唐代刘知几写的《史通》，对怎么研究历史、评价历史，有非常系统的阐述。把如何评价历史作品的好坏，标准是什么，非常详细地写出来。《史通》说明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就有了这么系统的史学理论总结。中国的历史学不但有实践，有具体的研究成果，还有一整套理论。我们老祖宗的史学实在是古代世界最发达最成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