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最特别的不是他喜欢下棋，而是他下棋时的那份认真和投入，丝毫不逊色阿城的那部著名的小说《棋王》中的主人公王一生。对他下棋时表现出来的那副十足的认真，我曾不以为然地在心里嘀咕：又不是什么关系重大的事情，不过就是业余消遣而已，输了再重来就是了，没必要那么较真。可转而一想，父亲做什么事情一向都是很认真的，便以为那是他的性格所然。
父亲跟我下棋，每次只下一盘，无论输赢，一盘棋结束了，任我怎么请求或激将，他都绝对不肯接着下第二盘。若是我输了，他会欣然地指教我：“回头想想，输在哪里了。”若是我侥幸获胜，他便会遗憾地摇摇头，好像不认识似的望着我说：“你进步挺快啊，我得总结总结教训了。”
临近高考，我想放松一下紧张的心理，便请求与父亲下棋。父亲仍是一脸的严肃认真：“说好了，还是老规矩，今天只下一盘棋。”
不到一个小时，一盘棋就结束了。我意犹未尽地央求父亲再下一盘，父亲固执地坚决不肯。我有些失望地说：“不就是下一盘棋吗，有什么大不了的？你那个呆板的规矩该破一破了。”
“下了好几年的棋了，你还没有悟出一点儿棋道啊？”父亲问我。
“我的棋艺不是在稳步提高吗？还要悟什么棋道？”我有些不解。
“这些年来，我之所以立下那个特殊的规矩——每次只与你下一盘棋，其实是想要告诉你：下一次棋就是给你一次取胜的机会，而我不会连续地给你机会的，你要想获胜，就必须珍视眼下的每一盘棋，必须细心地考虑好每一步棋，必须认认真真，不能随随便便地落子，因为无论是输是赢，这盘棋你只要是与我下过了，就不能再重来了。”
看到我似有所悟，父亲带着期许的目光继续开导我：“人生，其实就是一盘不能重新开始的棋局，眼前的每一步，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后面的进程，甚至影响到最终的结果。如果能够奠定好的开局、并善于稳扎稳打，经营好中间的行棋过程，自然最终取胜机会就会大一些。反之，就可能会落得一败涂地。所以，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学会深思慎行，要给未来的发展打好基础，一定不要错以为时间和机会还有的是，不要以为错过的机会还可以重来。”
哦，原来父亲这些年来“醉”棋之意不在棋啊，他是在下棋过程中感悟人生的真谛、掌握生活的艺术啊。他对我采取那样特殊的下棋规则，是想让我懂得——一定要重视生命中的点点滴滴，重视每一个细微的环节，重视每一个珍贵的“今天”，努力地去创造并及时地把握住擦肩而过的每一次成功的机遇，那样，人生才能少留遗憾或懊悔。
细细地品味人生，其实生命中有许许多多美好的东西，比如学业的进步、事业的成功、爱情的幸福等等，都是我们在不经意中失去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总是错以为后面还有很多机会，做事常常不能全心全意地认真对待，伴随而来的常常是诸如随便、懒散、松懈、拖沓等等一些不良的习惯，而且就在浑然不觉中，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时光，造成了人生的很多令人扼腕痛惜的缺憾。
人生是一盘不能重复的棋，每一枚棋子都关系重大着呢，每一个人都应该在深思熟虑后再行棋。如此，才能够获得更多的胜利，即使最终因棋艺欠佳等因素仍是失败，也失败得光荣，失败得无怨无悔。
人生的真义
陈独秀
人生在世，究竟为的甚么？究竟应该怎样？这两句话实在难得回答的很，我们若是不能回答这两句话，糊糊涂涂过了一生，岂不是太无意识吗？自古以来，说明这个道理的人也算不少，大概约有数种：第一是宗教家，像那佛教家说：世界本来是个幻象，人生本来无生；“真如”本性为“无明”所迷，才现出一切生灭幻象；一旦“无明”灭，一切生灭幻象都没有了，还有甚么世界，还有甚么人生呢？又像那耶稣教说：人类本是上帝用土造成的，死后仍旧变为泥土；那生在世上信从上帝的，灵魂升天；不信上帝的，便魂归地狱，永无超生的希望。第二是哲学家，像那孔、孟一流人物，专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做一大道德家、大政治家，为人生最大的目的。又像那老、庄的意见，以为万事万物都应当顺应自然；人生知足，便可常乐，万万不可强求。又像那墨翟主张牺牲自己，利益他人为人生义务。又像那杨朱主张尊重自己的意志，不必对他人讲甚么道德。又像那德国人尼采也是主张尊重个人的意志，发挥个人的天才，成功一个大艺术家、大事业家、叫做寻常人以上的“超人”，才算是人生目的；甚么仁义道德，都是骗人的说话。第三是科学家。科学家说人类也是自然界一种物质，没有甚么灵魂；生存的时候，一切苦乐善恶，都为物质界自然法则所支配；死后物质分散，另变一种作用，没有联续的记忆和知觉。
这些人所说的道理，各个不同。人生在世，究竟为的甚么，应该怎样呢？我想佛教家所说的话，未免太迂阔。个人的生灭，虽然是幻象，世界人生之全体，能说不是真实存在吗？人生“真如”性中，何以忽然有“无明”呢？既然有了“无明”，众生的“无明”，何以忽然都能灭尽呢？“无明”既然不灭，一切生灭现象，何以能免呢？一切生灭现象既不能免，吾人人生在世，便要想想究竟为的甚么，应该怎样才是。耶教所说，更是凭空捏造，不能证实的了。上帝能造人类，上帝是何物所造呢？上帝有无，既不能证实；那耶教的人生观，便完全不足相信了。孔、孟所说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只算是人生一种行为和事业，不能包括人生全体的真义。吾人若是专门牺牲自己，利益他人，乃是为他人而生，不是为自己而生，决非个人生存的根本理由，墨子的思想，也未免太偏了。杨朱和尼采的主张，虽然说破了人生的真相，但照此极端做去，这组织复杂的文明社会，又如何行得过去呢？人生一世，安命知足，事事听其自然，不去强求，自然是快活得很。但是这种快活的幸福，高等动物反不如下等动物，文明社会反不如野蛮社会；我们中国人受了老、庄的教训，所以退化到这等地步。科学家说人死没有灵魂，生时一切苦乐善恶，都为物质界自然法则所支配，这几句话倒难以驳他。但是我们个人虽是必死的，全民族是不容易死的，全人类更是不容易死的了。全民族全人类所创的文明事业，留在世界上，写在历史上，传到后代，这不是我们死后联续的记忆和知觉吗？
照这样看起来，我们现在时代的人所见人生真义，可以明白了。今略举如下：
（一）人生在世，个人是生灭无常的，社会是真实存在的。
（二）社会的文明幸福，是个人造成的，也是个人应该享受的。
（三）社会是个人集成的，除去个人，便没有社会；所以个人的意志和快乐，是应该尊重的。
（四）社会是个人的总寿命，社会解散，个人死后便没有联续的记忆和知觉；所以社会的组织和秩序，是应该尊重的。
（五）执行意志，满足欲望（自食色以至道德的名誉，都是欲望），是个人生存的根本理由，始终不变的（此处可以说“天不变，道亦不变”）。
（六）一切宗教、法律、道德、政治，不过是维持社会不得已的方法，非个人所以乐生的原意，可以随着时势变更的。
（七）人生幸福，是人生自身出力造成的，非是上帝所赐，也不是听其自然所能成就的。若是上帝所赐，何以厚于今人而薄于古人？若是听其自然所能成就，何以世界各民族的幸福不能够一样呢？
（八）个人之在社会，好像细胞之在人身，生灭无常，新陈代谢，本是理所当然，丝毫不足恐怖。
（九）要享幸福，莫怕痛苦。现在个人的痛苦，有时可以造成未来个人的幸福。譬如有主义的战争所流的血，往往洗去人类或民族的污点。极大的瘟疫，往往促成科学的发达。
总而言之，人生在世，究竟为的甚么？究竟应该怎样？我敢说道：“个人生存的时候，当努力造成幸福，享受幸福；并且留在社会上，后来的个人也能够享受。递相授受，以至无穷。”
爱国！爱国！这种声浪，近年以来几乎吹满了我们中国的各种社会。就是腐败官僚野蛮军人，口头上也常常挂着爱国的字样。就是卖国党也不敢公然说出不必爱国的话。自从山东问题发生，爱国的声浪更陡然高起十万八千丈，似乎“爱国”这两字，竟是天经地义，不容讨论的了。
感情和理性，都是人类心灵重要的部分，而且有时两相冲突。爱国大部分是感情的产物，理性不过占一小部分，有时竟全然不合乎理性（德国和日本的军人，就是如此）。人类行为，自然是感情冲动的结果。我以为若是用理性做感情冲动的基础，那感情才能够始终热烈坚固不可摇动。当社会上人人感情热烈的时候，他们自以为天经地义的盲动，往往失了理性，做出自己不能认识的罪恶（欧战时法国、英国市民打杀非战派，就是如此）。这是因为群众心理不用理性做感情的基础，所以群众的盲动，有时为善，有时也可为恶。因此我要在大家热心盲从的天经地义之“爱国”声中，提出理性的讨论，问问大家，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若不加以理性的讨论，社会上盲从欢呼的爱国，做官的用强力禁止我们爱国，或是下命令劝我们爱国，都不能做我们始终坚持有信仰的行为之动机。
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原来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异族压迫，调和国内纷争。恶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我们中华民族，自古闭关，独霸东洋，和欧美日本通商立约以前，只有天下观念，没有国家观念。所以爱国思想，在我们普遍的国民根性上，印象十分浅，要想把爱国思想，造成永久的非一时的，和自古列国并立的欧洲民族一样，恐怕不大容易。
欧洲民族，自古列国并立，国家观念很深，所以爱国思想成了永久的国民性。近来有一部分思想高远的人，或是相信个人主义，或是相信世界主义，不但窥破国家是人为的不是自然的，并且眼见耳闻许多对内对外的黑暗罪恶，都是在国家名义之下做出来的。他们既然反对国家，自然不主张爱国的了。在他们眼里看起来，爱国就是害人的别名。所以他们把爱国杀身的志士，都当做迷妄疯狂。
我们中国人无教育无知识无团结力，我们不爱国，和那班思想高远的人不爱国，绝不是一样见解。官场阻止国民爱国运动，不用说更和那班思想高远的人用意不同。我现在虽不能希望我们无教育无知识无团结力的同胞都有高远思想，我却不情愿我们同胞长此无教育无知识无团结力。即是相信我们同胞从此有教育有知识有团结力，然后才有资格和各国思想高远的人共同组织大同世界。
我们中国是贫弱受人压迫的国家，对内固然造了许多罪恶，“爱国”二字往往可以用做搜刮民财压迫个人的利器，然后对外一时万没有压迫别人的资格。若防备政府利用国家主义和国民的爱国心，去压迫别国人，简直是说梦话。
思想高远的人反对爱国，乃是可恶野心家利用他压迫别人。我们中国现在不但不能压迫别人，已经被别人压迫得几乎没有生存的余地了。并非压迫别人，以为抵抗压迫自谋生存而爱国，无论什么思想高远的人，也未必反对。个人自爱心无论如何发达，只要不伤害他人生存，没有什么罪恶。
据以上的讨论，若有人问：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我们便大声答道：
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
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一个困扰人的问题
胡适
我到北京不到两个月。这一天我在中央公园里吃冰，几位同来的朋友先散了；我独自坐着，翻开几张报纸看看，只见满纸都是讨伐西南和召集新国会的话。我懒得看那些疯话，丢开报纸，抬起头来，看见前面来了一男一女，男的抱着一个小孩子，女的手里牵着一个三四岁的孩子。我觉得那男的好生面善，仔细打量他，见他穿一件很旧的官纱长衫，面上很有老态，背脊微有点弯，因为抱着孩子，更显出曲背的样子。他看见我，也仔细打量。我不敢招呼，他们就过去了。走过去几步，他把小孩子交给那女的，他重又回来，问我道，“你不是小山吗？”我说，“正是。你不是朱子平吗？我几乎不敢认你了！”他说，“我是子平，我们八九年不见，你还是壮年，我竟成了老人了，怪不得你不敢招呼我。”
我招呼他坐下，他不肯坐，说他一家人都在后面坐久了，要回去预备晚饭了。我说，“你现在是儿女满前的福人了。怪不得要自称老人了。”他叹口气，说，“你看我狼狈到这个样子，还要取笑我？我上个月见着伯安、仲实弟兄们，才知道你今年回国。你是学哲学的人，我有个问题要来请教你。我问过多少人，他们都说我有神经病，不大理会我。你把住址告诉我，我明天来看你。今天来不及谈了。”
我把住址告诉了他，他匆匆的赶上他的妻子，接过小孩子，一同出去了。
我望着他们出去，心里想道：朱子平当初在我们同学里面，要算一个很有豪气的人，怎么现在弄得这样潦倒？看他见了一个多年不见的老同学，一开口就有什么问题请教，怪不得人说他有神经病。但不知他因为潦倒了才有神经病呢？还是因为有了神经病所以潦倒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