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浮云变。我是在北京开会时，被秘密逮捕的。当时是作为一个地方代表与会的。那几天，我见到了很多朋友，我们聊家事国事天下事，每个人都激情澎湃，都想为建设社会主义贡献自己。可是那几天，我的感觉掉入底谷，在朋友面前我掩饰我的情绪，当然这对我，是太容易做到的事，所以，我的这些朋友，没有一个感觉到我的异样。即使是与我一同参加会议的，住在我隔壁房间的，与我有二三十年友谊的柯炎，他也没察觉。我俩有过一次单独谈话，其间，我们的话语间断过两次，主要是我分心了，没及时接住他的话，我在考虑要不要与他说我的处境。想想他是一个政治上很单纯的人，干吗要他平白无辜地担当，说了，说不定日后还会连累他。不知道是对他最好的保护。所以，两次我都把话吞了下去。我写了一份关于自己的材料，交代三十年代曾被挟持见了一位不该见的人，最主要的是见之前没请示，之后又没报告，其实不是自己故意隐瞒，而是在敌后方，要向组织汇报思想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可是这事一拖，再想汇报时，心里便有些打鼓，瞻前想后，到最后就没了勇气，想着自己又没有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党的事，而且曾经见过的那个人也死了。也就没再想过向组织交代了。可是这次会议，是要解决被称为建国后第一次党内斗争，我感觉组织上已在那等我开口了。
所以，也就在第二天的晚上，那晚本来是有一个聚会的，可是我内心的不安与煎熬，让我心累到极致。还只有九点多，我依着沙发居然睡了过去。这睡眠没有持续很久，就被一阵刺耳急促的电话铃吵醒。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很有礼貌地说，大厅里有您的客人。那一刻，我是迟钝了，还是潜意识里故意让自己意识不到，反正我是穿着睡衣，趿着拖鞋下楼去的。大厅里没有我一个熟人，却站着两个面孔陌生的人，他们的神情像北京四月天，透着寒意。我知道该来的终于还是来了。我很镇定。我说，可否让我上去穿好衣服再走。我的目光触到礼貌的微笑，却听到不容置疑的语气说，不必了，上车吧。这是一张张训练有素的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