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在身边，触目皆是相思
宦游生涯之中，文人士子们最熟悉的，或许便是那一场场身不由己的离别。官场风云变幻，职务调迁，不过在帝王与权臣的股掌之间。今日在此，他朝不知便迁谪何处；此时尚是红颜在侧，知交挚友把酒言欢，彼时却已两隔天涯。于是，文学里便少不了离歌别赋：一个个仕途坎坷、情义深重的才子，用手中的笔，写下无数催人泣下、哀伤如诉的离愁别恨。
历代离歌别赋，大抵如此。定要将心浸泡在苦汁泪海里千遍万遍，方才吟得出离愁之万一。
最早抒写离情的《诗经·燕燕》，写离别场景只用“瞻望弗及，泣涕如雨”八字，便写出伤情无限，后人评之“可以泣鬼神”。南朝的江淹，更以一篇《别赋》将离别之恨道尽：“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后人再写离恨，也只是将“黯然销魂”四字翻来覆去地演绎。
譬如那一曲传唱千年的《雨霖铃》：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柳永·《雨霖铃》
刚刚离去的“今宵”，便不知如何度过，只能借酒浇愁。更设想别后，纵有良辰好景，亦无人共赏；纵有千种风情，亦无人分说——这种种悲苦难抑、痛彻心扉的情绪，也无非应了江淹的那一句“黯然销魂”。
多情自古伤离别，柳永真是一语道破了离愁别恨的由来。总是因了多情的牵系，才有如此多的不舍与伤怀；若不是情深爱重，也不至于为了一场离别便黯然神伤，从此再难开怀。
这番多情，在宋代词人那里，多半是文人与歌妓之间的爱恨短长；而在盛唐诗人笔下，却是对知音的激赏和留恋。也因此，盛唐的诗里提及离别，便不似宋词般儿女情长，而多的是大丈夫式的洒脱旷达。
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便是一曲高亢辽远的送别之歌，其胸襟怀抱，直追“海内”、“天涯”之辽远。王维的《渭城曲》中道“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分明只是将临行的劝酒之辞直白道出，却将一份诚挚深情和殷殷祝祷形容得感人至深，其中又岂有分毫别离的黯然颜色？
高适的《别董大》，则更是豪迈激昂。彼时，他和友人董大皆处在困顿的境遇当中，两人久别重逢，匆匆一聚便又将分离，而高适却道：“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当真是唐人才有的慷慨豪气。
那么，绣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李白又如何？
唐天宝年间，汪伦曾闻李白旅居南陵，便寄信与李白道：“先生好游乎？此处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处有万家酒店。”李白平生所好，不过饮尽千杯美酒，题诗锦绣江山，见信后，自是欣然而往。
不料见到汪伦后，却被告知：“桃花者，十里外潭水名也，并无十里桃花。万家者，开酒店的主人姓万，并非有万家酒店。”李白虽然被骗，却因此得一良朋，二人相伴悠游，花间共醉。至李白离去时，汪伦踏歌为其饯行，大诗人立时激情满怀，诗兴大发，做《赠汪伦》一首：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三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这一番送别，全无半分离愁别绪，仿佛此刻抒怀，知己在侧，今生便已了无遗憾。或许只因李白是个狂士，知交遍天下，他可以在江南春雨如酒柳如烟的画舫中，与青衫飘渺的名士听一曲琵琶，也可以在塞北大漠孤烟的长河落日下，共天涯漂泊的浪子饮一壶烈酒。即使在长安富贵繁华地，他亦曾”五侯七贵共杯酒”。因而离别在他笔下，可以被演绎得如此从容。
天涯寥落，不诉离愁。
比之柳永“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的悱恻哀婉，自是不可同日而语。这倒未必是因为宋人不及唐人的气度，而应是诗词这两种文体的分野所致。唐人送别，往往三五好友，置一席饯别宴，执盏举杯，赠别诗便在此种情境下一挥而就，如此一来，诗中自然只言知交之谊，前路之盼；而宋人的别宴上，却少不了歌姬舞女，奏乐助兴，文人们填一曲离别之词，也必得教歌女来唱，于是词中也就只写儿女爱恨，闺怨情长。
兼之宋代仕宦文人到地方赴任，日常生活里便免不了与歌女舞姬相伴，时间久了，定会惹下一些风流情债。待到一朝转任他方，也就总要有一场伤情的离别，一如柳永的《雨霖铃》所述：一个是为仕途前路奔波，身不由己；一个是为难堪的身份所缚，委屈无助，谁也说服不了自己，谁也留不住对方，于是只好“无语凝咽”。
永远奔波在江湖风烟，为功名拼搏的文士，永恒伫立在高楼苦等痴盼，为爱情所苦的女子，这几乎是宋词里随处可见的风景，亦是一段不断落幕，又不断上演的悲剧。
即使如晏殊这般仕途顺畅之人，亦经历过这种身不由己的痛楚，所以，他也就能将对方的那一腔委屈无助刻画得情透纸背。
祖席离歌，长亭别宴，香尘已隔犹回面。居人匹马映林嘶，行人去棹依波转。
画阁魂消，高楼目断，斜阳只送平波远。无穷无尽是离愁，天涯地角寻思遍。
——《踏莎行》
十里长亭，铺满一地离别。那日，马踏烟尘，催人行去。行人孤身远行，居人则孤身而返，双方渐行渐远，却仍然频频回首，如此两相牵扯之下，已是情重难言。
在这样一场离别里，不知是离去的人更痛苦，还是留下的人更伤怀。离去的人奔向更远的远方，自去拼他的前程，留下的人则用违心的欢笑去迎更多的过客，或许离别最伤情之处便在于此：两个人在为分离而心碎神伤时，却还有各自的琐碎生活要去应对。
这一阙《踏莎行》，也许只是晏殊在筵席上的即兴之作，却也是深谙了离别滋味的人才作得出来的抒情杰作，否则论者不会说它“足抵一篇《别赋》”。
或许是为了更适于女子演唱，宋词里写别后思念，多从女子的角度述说，比之男子的直抒胸臆，自然要婉约动人得多。晏殊此词，亦是如此。他在外地为官时，大概也结交过一位红颜知己，牵惹过这样一段欲说还休的情债。结果，自然是分离。他迁任另一个地方，或被召还京城，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带着一个风尘女子上路，于是只好忍痛告别，各自吞咽这苦涩的离别滋味。
看他在词中写行人设想画阁里的女子是如何为思念而魂消，是如何痴痴地望断高楼，其中的痛苦他恐怕也是感同身受。然而，晏殊不愿多提这情意中的遗恨委屈，却转笔去描绘日复一日的斜阳，以及延伸到天际的水波。
这便是晏殊的大气。
此番景象，浩渺苍茫，实已道尽了离愁之深广。所以，晏殊走笔至此，已经无话可说，只好发出深沉的慨叹：“无穷无尽是离愁，天涯地角寻思遍。”“无穷无尽”四字最是恰到好处，十足的浅白自然，一如情到深处情转薄，那愁情最浓处，亦无法再用那雅丽飘渺的词句来妆点，惟有老实直白地道出。
柳永便是因化不开一腔浓烈离愁，于是写词时亦少了修饰的心力，情感便也汪洋恣肆，并不收敛节制。而晏殊生就是温雅的气质，哪怕是写无穷无尽的离愁，亦不失回旋和风度。
他笔下的离愁，不似柳永那般哀恻凄婉，亦不如唐人那般快意洒脱，他是悲情不够彻底，放旷亦不见得彻底，只是想从缱绻深情中化出高朗格调，给这无穷无尽的离愁一方广阔空间，一如那晚照下的平波，辽远渺茫，脉脉不语，却已诉尽了一切。
不如怜取眼前人
筵席之上的即兴之作，大多辞藻绚丽，字里行间，满目繁华。晏殊便喜作这一类词，在喧嚣中央，将彼时琴瑟歌舞，觥筹交错的画面尽数记下，仿佛这欢声华颜，只要镌刻成词，发之为歌，便可以压下心底的茫茫愁绪。
这一日的筵席上，晏殊的心里蓦地生出了愁，许是记起了往昔的某一位旧人，又或是追忆起已经消逝的一段盛放华年，于是，眼前触目所及的繁华，只如流光溢彩，一掠即过，再也入不了他的眼。这位爱极了宴乐、饮酒的男子，大概常常在热闹的筵席上突然就陷入忧伤，否则他不至于在本该绘尽华美的词章中放进去这么多黯淡字眼。
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
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浣溪沙》
一向年光有限身，直如破空而来。本是在席上饮酒赏乐，言谈欢笑，却在下笔填词时，劈面就说起时光的仓促，在座的人若听了这支曲词，恐怕执杯的手都要顿上一顿。谁不知道年光有限呢？都是纵情追逐欢乐的人，都想在热闹里忘了岁月倏忽，这残忍的事实，并不需要别人来提醒。
但是晏殊道，这逝水年华是如此短暂，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又那么浅，总是轻易就成全了离别。人的一生该有多少恨事，教人徒然销魂，不得解脱。既然如此，就不要辞却酒筵歌席吧，有纵情行乐的机会，就投身进去，不去理会光阴流转，离恨纠葛。
理会了又如何？
你看那满目山河，如诗如画，却总是生生隔开了有情人，此端，彼端，遥远得教人绝望，当真是红鬃烈马骤驰一生也无法到达；再看那暮春时节，一夜风雨之后落红满地，总是惹得无数多愁善感之人为之伤感悲切，可是春君是年复一年地来了又去，亘古如此，而人的年岁又还剩下几轮？与其念远而不得，伤春而无益，不如好好怜取眼前大好的时日和相伴身侧的人，作乐于当下。
这一曲《浣溪沙》，端的是大手笔。起承转合，跌宕多姿，无愧于近人俞陛云的评价：“虽小令而具长调章法。”晏殊在短短词章中写尽了人生之短暂，分离之轻易，道尽了离恨的深广，好景的凋残，却不是为了哀叹感伤，而是为了托出一句“不如怜取眼前人”。
道理自是浅显，却少有人体会得如晏殊这般真挚深沉。
读他即席而作的词，其中虽有高歌一阕，美酒一尊，玉人殷勤的喧哗开场，却也不乏暮去朝来，酒醒人散，好梦惊觉的孤寂落幕。他在热闹里浸淫了太久，久到他早把热闹当作了身外风景，可以去赏玩，心却始终融不进去。他一直都是那个把酒言欢，谈笑鸿儒间的富贵公子，也一直是那个在酒后独自徘徊沉思的寂寥词人。他知道，要与那喧嚣有一点隔阂，留一点距离，才是最好。不然他怕自己会迷失，会丢弃生命里最重要的东西。
无论作乐还是伤怀，晏殊一直都给自己留了余地。这余地并不是退路，而是转身的空间，反思的智慧。他说过要“烂醉花间”，也曾劝人“莫惜醉来开口笑”，于是有人说他在富贵里泡软了骨头，磨灭了心性，不想着努力进取，让人生精彩辉煌，而是整日抱着消极悲观的态度寻欢作乐，虚度生命，却不知晏殊其实从未真正的沉迷。
他一直是清醒、清醒，再清醒的，知道自己要怎样度过这一场人生，知道生命的本相。
然而，世人对晏殊的误解却根深蒂固，只因人总是容易同情落难者，却很难平心静气地对待一位高高在上的富贵者。说他有才华，又嫌他身处高位，未有太多建树；说他智慧通透，又觉得他的日子到底还是过得太奢靡。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普遍的社会现实里，赞美一位政绩并不如何出众的太平宰相，似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人们看不惯他的富贵，却又嫌恶他在富贵生活里时常流露出的对时光如飞的惊惧，对生命的幻灭感，似乎认为人一旦富贵了，就必得万事不愁，若还有抱怨，便是无病呻吟。可是，如若真有一位富贵公子安于奢靡，不懂得愁为何物，只怕人们又要说他纨绔了。
在这一部并不漫长的宋词史上，晏殊是注定讨不了好的。幸而他也从未想过要讨好任何人。他把一阙阙词写得如珠玉般圆润秀雅，待人处事却一向直来直往。就连与他并不投合的门生欧阳修也赞他“为人真率”。身在官场，固然要圆融玲珑，但晏殊从一开始便是以诚实坦然受到皇帝青睐的。
他十四岁去京城参加进士考试，一看考题，发现是自己做过的，便立刻上奏，要求更换试题。在这个关系到自己前途命运的场合，晏殊能做出如此举动，自然是因为他对自身才华的自信，却也是因他坦诚惯了，不愿在这种关键时刻作假。
所以，他未得富贵时便老老实实读书，得到富贵后便尽情享受；喜欢的人就亲近，不喜欢的人便疏远；高兴了就饮酒作诗，不高兴了便发脾气骂人，这便是在《珠玉词》之外的现实生活中的晏殊。
当他说“不如怜取眼前人”时，同样也是清醒而坦诚的。
得出这个结论并不容易，必得在顺遂里遭遇过破灭，在骄傲里品尝过无助，在得意里吞咽下苦涩，才知道这世上总有些东西，只能追忆，不可挽留；也必得在破灭之后痛定思痛，在无助里领悟到无常，于苦涩中寻觅到希冀，才会从追忆的陷阱里抽身出来，看到眼前所有的好。
晏殊是看过了太多“悔之晚矣”的悲恨，才道出了这一句话。多少人沉溺于过往的伤痛不可自拔，放过了眼前值得珍视的人事，待到再度失去，便只能徒然悔恨。
当局者迷。身处其中时，总以为一切只是寻常，所以也总是被更华美眩惑的往事牵扯了心神。清代那位情深不寿的才子纳兰容若，便是如此。他不是负心人，更不是不痴情，只是一生都沉湎在怀念的泥淖中不能自拔。未曾得到的美好像一条丝线，牵着他现有的全部心神，让他再无暇顾及身边的任何一处风景。容若一生都陷在“求不得”的苦境里，不断寻找，不停追忆，直到眼前的珍宝在他的淡漠中失去。
他的妻子卢氏尚在世时，容若的心神悬在青梅竹马的一段光阴上，待她逝去，他方才领悟到了对她全部的感情，竟是如此缠绵入骨，如此不可抑制，只是一缕香魂已然飘散在那一段宛转回廊中，再无法等待他的回眸，来延续一场举案齐眉，一次天长地久。
胡氏死后，容若写下了一首哀婉伤绝的《浣溪沙》：
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
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他只能在每一个寂静的夜晚怀想她的眉如远山，目似春水；只能一次次轻抚她留下的簪佩，铭记那些深刻如思念的纹路；只能在当时只道是寻常的往昔追忆里，描摹那仿佛泛着金色光晕的景象；只能用余下的全部生命，来赋一阕哀婉凄绝的悼亡。
其实本应再简单不过，他可以在她最美好的年华里，与她携手花间，凝眸月下，为她折一枝桃花插于发间，或是写下一首满载相思的词句，而不是在她的身边，却一直看着远处，心里眼里都没有她的身影。
逝者不可追。
或许晏殊也曾有过相似的感怀，在宴饮欢歌之中，想起了远行的故人，想起了前尘旧梦，也想起了此生的多少相聚别离。他端起酒杯，看今日满座高朋知己，心头却想着明朝或许便已天涯寥落，萧瑟一人。
光阴易逝，胜景难再，在那些刻骨铭心的旧日记忆与此时触手可及的人事之间，晏殊选择了后者。唯有如此，才不算辜负了今朝的良辰美景，才不会在多年以后，怀想起未曾珍惜过的故人故地，长叹一声“人生长恨水长东”。
宦海沉浮，重会是何年
生活于真宗、仁宗两朝的晏殊，不曾经受内忧外患，也不曾背负家恨国仇，但皇家朝廷，仕途官场，毕竟不是一平如水的坦道，纵是圣眷恩隆，平步青云，也终究难免贬谪命运。
整个真宗时代，晏殊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真宗的嘉奖，同僚的倾慕，让作为朝廷新贵的晏殊对自己的政治前途充满了信心。然而，在晏殊三十二岁那年，真宗驾崩，年仅十二岁的仁宗赵祯继位，刘太后“奉遗诏权听政”。帝幼母悍，北宋的朝廷渐入多事之秋。从这时开始，命运的天平不再向晏殊倾斜，一路顺遂的他终于尝到了仕途风波的变幻无常。
仁宗天圣三年（公元1025年），晏殊任枢密副使，当时刘太后想要重用张耆为枢密使，晏殊认为张耆无功无才，太后如此任用，实为不当，于是极力反对。便是这样一件事，忤逆了心胸并不宽广的太后，埋下了贬官的导火索。
张耆到底还是当上了枢密使，臣子与主子较量，不仅注定不能取胜，也注定要为此付出额外代价。一年多以后，即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刘太后寻了个岔子，以“忿躁无大臣体”这样莫名的理由，将晏殊贬黜出京城。
刘太后倒也并不是无事生非，此时的晏殊，确是做出了一件与他身份十分不符的事。《宋史·晏殊传》载：
“坐从幸玉清昭应宫，从者持笏后至，殊怒，以笏撞之，折齿，御史弹奏，罢知宣州。”
随从只不过是晚到了一会儿，晏殊便勃然大怒，用手中的笏板打他，竟将他的牙齿都打折了。虽然只是一件私事，晏殊心情不好伤了自己的手下人，但官场之上，芝麻大的事也能被对手抓住大做文章，何况这件事做得确实不甚合体，于是立刻就有御史上奏弹劾晏殊。
在刘太后执掌朝政的时期，结果可想而知。这一年，晏殊罢枢密副使，以刑部侍郎贬知宣州，数月后，改应天府。这是晏殊的仕途生涯中第一次遭遇贬谪。那年，他三十六岁。
尽管一年后，晏殊便接到朝廷召他回京，拜御史中丞的旨意，但这一次贬谪在他心上留下的印迹想必是重的。境遇顺遂时，人总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以为理想转瞬便能实现，即使再持重的人，此时恐怕也会带着三分得意。而一旦从得意的境遇里猛地跌落下来，便会忽然惊觉前路的茫然和坎坷。此后再去做事，大概也无法如初生牛犊一般无所畏惧了。
晏殊因直言而获赏识，却万万料不到自己有一天也会因直言而遭贬。他的前半生是太过顺遂了，以至于许多明哲保身的道理他还来不及学会。在真宗朝，他只道君待臣以慈，臣效君以忠，便已足够，谁知一入仁宗朝，便栽了跟斗。这或许也是件好事，至少，如这般忤逆上意的举动，在晏殊的后半生里，再也没有重现。与此时的莽撞直白、书生意气相比，日后的晏殊虽未改掉性格里的真率，处事却已圆融太多。
这一番改变只如春雨入夜，细润无声，只在他的心底默然上演，旁人自是窥不见分毫。旁人看到的只是他一如既往的纵情行乐，诗酒风流。
从宣州改知应天府时，晏殊向朝廷上书，要求让当时已升任馆阁校勘的王琪来应天府做签判。王琪是他一手提拔上来的人，与他私交甚笃。朝廷最终也答允了让王琪带馆职赴任应天府。对一个贬谪之人这般慷慨，也可见朝廷并未打算将晏殊彻底抛出权利中心。如此一来，日后的召还便也理所当然。
此后，晏殊与王琪“宾主相得，日以赋诗饮酒为乐”。那年中秋夜，天气阴霾，府中虽早早备下了筵席，却苦于无月可赏。晏殊提不起兴致过节，早早地睡下了。王琪却叫人送了一句诗给晏殊，诗曰：“只在浮云最深处，试凭弦管一吹开。”这句风雅的诗深得晏殊喜爱，他当即披衣起床，命人开宴，大奏声乐。夜深后，圆月果然从浮云深处露出了脸，正应了王琪的那一句诗。于是宾主乐饮达旦，尽欢方罢。
叶梦得的《石林诗话》大赞：“前辈风流固不凡，然幕府有佳客，风月亦自如人意也。”晏殊对王琪的喜爱，大约正为了他那一番风月情怀，与自己实在太过契合。
在贬谪地，晏殊不仅继续着自己的风雅宴集生活，甚至还分出了心力去兴办教育。他大力扶持当地的应天府书院，还邀请范仲淹来书院讲学，在当时培养出了大批人才。自五代以后，学校屡遭禁废，晏殊此举，无疑是开创了宋代大办教育的先河。
几乎所有人都会认同欧阳修在《晏元献公挽词》中所说的话：“富贵优游五十年，始终明哲保全身。”或许是因为晏殊遭贬后的心态太过平常，所以旁人也就并未对他仕宦生涯里的这一支插曲多加留意。没有人知道在这一次贬谪之后，晏殊的心境是如何悄然地发生了改变。
脱去书生意气后，晏殊逐渐在宦海之中变得成熟，此后虽然又经历过一次贬谪，但总体来说，官职是在步步升迁的，直到五十二岁那年拜相，晏殊最终抵达了古代文士梦寐以求的仕途最高峰。
然而，宦海泛舟，起伏不定。攀登得再高，晏殊也并不知道，前方等待他的是什么样的命运。仅仅过了一年，晏殊便被罢相，贬谪颍州。此后十年，在陈州、许州、永兴军、西京等地辗转，直至仁宗至和元年（公元1053年）才得以因疾归京。尽管回京后，晏殊仍然受到优待，但他内心想必已只余萧索寥落。
晚晏殊四十多年出生的苏轼，也是早年得志。他也曾如晏殊意气风发，却比晏殊经历了更多的波折坎坷。苏轼曾因反对新法而被贬杭州，又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又因派系纷争被贬惠州，最后一路被贬到了“蛮荒”的儋州。直到他六十六岁那年逢天下大赦才被调回，可是他还未至京都，便于途中驾鹤西去。他去世之前曾笑谈：“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与之相比，晏殊的贬谪经历似乎显得微不足道。然而晏殊五十年小心翼翼的明哲保身，亦诠释出了仕途的险恶。人们只道他是太平宰相，只道他坐拥金玉满堂，谁又知道当初那个十四岁的少年如何躲避朝堂上的惊涛骇浪，如何在天子脚下步步为营？谁又明了起于田里的他在走上宰相高台的过程中躲过了多少明枪暗箭？
既然选择了锦绣华堂，就要服从那里的游戏规则；既然踏上了仕途无涯的征程，就要忍受路途的坎坷，晏殊比任何人都了解这些道理。
当他得以从人生最初的贬谪生涯里脱身出来，重新回到那布满无声硝烟的朝堂，回到那方实现政治抱负的舞台，他必定也是欢喜的，但在此之前，他却在返京的离席别筵上与应天府的友人举杯话别，写下了一曲惆怅感伤的惜别之词：
湖上西风急暮蝉，夜来清露湿红莲。少留归骑促歌筵。
为别莫辞金盏酒，入朝须近玉炉烟。不知重会是何年。
——《浣溪沙》
那一日，天色将暮，湖上西风凄冷，红莲沾染上点点清露，仿若离人心底的滴滴清泪。蝉声乍起之时，别席之上正依依惜别。觥筹交错间，启程的时间已是一推再推。身旁的好友，举起酒杯，邀约来日方长，晏殊的心中却想得酸楚：不知此番离去，重会将是何年。
这并非一场寻常的离别，不是长亭柳上的离愁别绪，亦少了碧云黄叶的离人红泪，晏殊今番离去，是摆脱了贬谪的生活，抱着“入朝须近玉炉烟”的期待而行，原本不该有那么多的感伤和不舍。然而，归去的欣喜与离别的惆怅竟似分不出高下。晏殊既盼望回到京城，又在心底的某个角落轻轻抗拒着归去。远离朝堂倾轧，权力纷争，如今，在他眼前的是志同道合的知己，一同吟诗作乐的文士，一起泛舟湖中的红颜……离别，终究是不忍。
只是，这一隅偏安到底没有挽留住晏殊奔向梦想的马蹄，也只有那座繁华锦绣的九重城才可安放他今生的梦想。
相思酿成了孤独的酒
奔走于熙熙攘攘的凡尘俗世，有谁能不食人间烟火；在十丈红尘里周旋今生，又有谁能逃开一个情字。多少痴儿怨女的伤怀情事，才子佳人的风花雪月，都在无际的岁月中随风而逝。只有无垠的相思情怀，在泛黄的岁月里，和着书香一起弥漫。
晏殊的《珠玉词》中多有相思语，却没有哪首词作能如这阙《蝶恋花》般，将无处安放的相思描摹如此悠远、绵长。
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
——《蝶恋花》
“蝶恋花”，花蝶依偎，蜜意柔情里带着一丝暧昧。这支唐教坊名曲，源于梁简文帝萧纲的《东飞伯劳歌》中那句：“翻阶蛱蝶恋花情。”从此“蝶恋花”便与相思情绪相纠缠，哀婉悱恻。晏殊此作亦不例外，它氤氲感伤，勾起人们的无限遐思。
对晏殊来说，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早已成昨日旧梦。在无眠之夜，他再也听不到解语红颜的浅笑；挑灯夜读之时，也再看不到添香红袖的身影。所以，他在陷入深深相思之时，倚栏所见景象，便皆染上了心头的愁思。菊花笼罩着轻烟，像是含愁；兰花沾着露水，像在哭泣。在这个秋凉如水的清晨，罗幕轻寒，晏殊独立院中，望着燕子双飞去，只觉情人远，天涯近；万物无情，人却太过多情。
从暮色初起，到晓来兰菊吐香，暮暮朝朝，朝朝暮暮，晏殊曾在无数个夜里辗转反侧，为多情苦。而燕子却不明白人的离恨之苦，只是一径地结伴双飞而去；明月也毫不怜惜人的相思无眠，只顾着洒尽洁白的光辉彻夜照耀朱户。
月有朔望，人有离合。月圆可期，人圆却杳杳。面对这一轮亘古明月，也难怪孤独的晏殊会怪它不谙离恨。韦庄曾在《女冠子》中写道：“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除去天边月，没人知。”若是晏殊知道相思魂断，离人梦远，都为天边孤月所笑看，不知他又会做何感叹。只是彼时彼地，饱受爱情折磨的晏殊早已焦躁不堪。
或许是因为爱得太过浓烈，才惹得如今夜夜难眠，相思难绝。
始终猜测不出让晏殊牵肠挂肚的女子，到底是何方佳人，也不曾知晓他们之间曾发生过怎样的动人故事。不知道饱受相思折磨的晏殊是否对相逢有过怨恨，是否像李白一样，在相思的苦楚中将“早知如此绊人心，还如当初不相识”的悔意脱口而出。只知在她离去后，晏殊的思念便如西江水般，滔滔不绝。
多年后，当晏几道独立花间，为爱情感叹“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时，他或许也曾记起他父亲的这一阙词，想象着父亲也经历过同样的光景，被多情之苦百般折磨。红尘里，饱受相思之苦的何止晏殊父子，半生流连于烟花巷陌的才子词人柳永也曾于一首《蝶恋花》中，写尽多情人为情所困的憔悴情状：
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
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柳永在春愁暮色下，凭栏眺望远处的草色烟光借酒浇愁。只是情思当前，美酒高歌也黯然失色。“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是有情人的执着，更是多情人的哀伤。多情的晏殊，大概也与柳永一般，在相思的苦楚中，衣带渐宽，形容萧索。
只是，晏殊永远也不会如柳永说得这般直露。他只道：“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彻夜的相思之后，他仍旧斩不断这一份念怀，于是独自走上高楼。被一夜西风吹残的楼前碧树，恍若自己一夜相思，憔悴了容颜。抬头眺望那条一直延伸到视线尽头的大路，这茫然阔大的景象似乎为缠绵纠葛的离思带来了安慰，使得此前的珠帘烟幕的颓靡气息也随之一扫而空。
铅华尽洗，心头的氤氲顿时空明，只是终究天涯路可尽，却不见天涯人。那尺素传情的美好梦想亦被音书难寄的残酷现实所击破。本期待红笺小字，能说尽相思意，但山长水阔，鸿雁在云鱼在水，难通款曲。再深的相思，也只能锁于心中，任它发了酵，酿成孤独的酒。
这一支《蝶恋花》，本是相思曲，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却单拈出“昨夜西风凋碧树”三句，来论述学问人生的境界。他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第一个境界好比求索的开始。当西风吹彻，碧树凋残，生命中繁华的一面开始落幕，这个时候的登高远望，便带着一种感悟的意味。尤其当登高之人望尽所有路途时，那种难以言说的空茫感受，正是对生命真相最初的领悟。
接下来便是求索的过程。必得痴迷、执著，衣带渐宽，憔悴了容颜身体也并不后悔，方能于茫然中寻找到支点。经历了这个痛苦的过程，才有可能到达辛弃疾《青玉案》所道出的那个妙不可言的境界：于世间人群里寻觅了多少次，执著了多少年，直到绝望到几乎想要放弃，才发现只需回首去看，它就一直都在那里。那灯火阑珊之处的惊喜，是剥除一切浮华，甚至一切执著之后才能抵达的终点。
王国维的这一番论述，令后人击节赞赏。只因他不仅道出了做学问、做事业的境界，更道出了生命中某些复杂和丰富的内容。而晏殊、柳永、辛弃疾这些词人，在填词时未必便想到了如此深邃的道理。只是，文学的过人魅力便在此处，本意或许只是写一幕相思画面，倾诉一种相思愁情，笔下的文字却在流传后世之后，与更多人的生命发生共鸣，衍生出更多不同的意味。
晏殊笔下难寄的相思，在王国维那里，变成了一种悲壮和忧生的情怀。王国维大概是看进了晏殊词句的更深处，而事实却是，一场相思的况味与生命本身的况味，原本就是相通的，都是要经历一个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和蓦然回首的过程。晏殊愿意将相思写出宏阔风景，所以后人也就能够从中读出丰厚滋味。
当他独上高楼时，脑中除了想起天涯尽头的那个人，恐怕也想起了人生里更多的遗恨和留恋。当他极目远望，嗟叹感伤时，一定不仅仅是为了心里的她，也是为了生命里那些从来不及体味、不及深思的美丽与哀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