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老仍旧从古代官场辨析真假糊涂，封建社会的官场大多黑暗，入朝为官侍奉天子，若真是个糊涂、混沌的人，那便糊里糊涂地生活，倒也能安生；精明者看透了一切，若昧着良心，索性助纣为虐或漠然视之，也能与君主同僚相安无事。然而那些不肯一味附和，正直耿介的大臣，有几个得到了善终呢？那些如郑板桥一样装糊涂的人，又有几个真正活得洒脱快乐？
但是，季老依旧推崇这些同情人民疾苦，心中存有良知的文人，因为他们在所有人都真糊涂之时，保持一颗清醒的心，坚守着自己的良知，他们用表面的不问世事与糊涂，掩盖了众人的目光，独留一份清醒于心底。他们没有足够的勇气承担与政治逆行必然招致的迫害，也不想昧着良心对社会的丑恶熟视无睹，唯有用假糊涂来寄予自己的高尚气节。
在《糊涂一点潇洒一点》中，季老写道：“普天之下，绝大多数人，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尝到一点小甜头，便喜不自胜，手舞足蹈，心花怒放，忘乎所以。碰到一个小钉子，便忧思焚心，眉头紧皱，前途暗淡，哀叹不已。这种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他们是真糊涂，但并不自觉。他们是幸福的，愉快的。”人们沉溺在世间的表象之中，因为不清醒，所以活得有滋有味，这种糊涂大概是让清醒者艳羡不已的，然而，这世上勾心斗角处处皆有，人欲横流处处皆是，往来三界无处不匿藏刀光剑影，做一个真糊涂而缺少自我的快活人，还是做一个假糊涂但清醒正派的人，任君选择。
纵浪大化中，不喜不惧
多少年来，季老一直把陶渊明的四句诗当做自己的座右铭：“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这便是季老对人生的态度。
当一个人从最初的少不更事到历经沧桑之后的宠辱不惊，从少年、中年到老年，变化的不仅仅是随着时光成熟而又老去的容颜，还有一个人历经世事后的处世态度：从最初的浮躁、火爆与不安，转为后来的淡定、从容和平和，这是人生得到锤炼后沉淀的精华，也是心灵臻于化境的转变。
季老把他的座右铭解释为“处之泰然，随遇而安”，即面对任何事情都平和地对待，不大喜也不大悲。在他的眼中，一切仿佛浮云，再激荡的情绪，也可以用随和平稳的态度表达。回首过往的岁月，经历过少小的困苦，视野的豁然开朗，也遭遇过生死离别的痛苦，品尝过和睦温馨的幸福生活，这一切，于他来说都如过眼的云烟，痛苦终究会过去，幸福也并非永恒。
这所有的一切，对季老来说都是厚重的人生积淀，是他继续生活，并且追求更好生活的资本。到了晚年，这积淀的意义也就只不过成为了过去岁月的印痕，此时的季老，即使面对天大的事情也不过淡然一笑，生命似乎已经达到了祥和天成的境界。
季老不仅用这种“不喜不惧”的态度面对生活，更是以同样的信仰直面生死。在他看来，人从哪里来，还是要到哪里去，回归大地母亲的怀抱，这是谁也无法更改的规律，因此没有必要为生活中的种种阴晴圆缺而情绪大起大落。
在牛棚岁月中，季老曾为二月兰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东坡的词说：‘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但是花们好像是没有什么悲欢离合，应该开时，它们就开；该消失时，它们就消失。它们是‘纵浪大化中’，一切顺其自然，自己无所谓悲与喜，我的二月兰就是这个样子。”
二月兰的无所谓悲喜是季老所推崇的，也是他穷尽一生所追求到的人生境界，然而，想要到达这种境界却并非易事。
1991年到2001年的十年间，季老从八十高龄步入耄耋之年。这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功成名就、誉满天下，无论从社会地位还是学术地位上，他都得到了极大的认可；然而，这十年却也是季老的家庭连连遭遇重创的时期，成名之累，疾病缠身，令他身心交瘁。
90年代初的季老已经是八十高龄，然而此时老祖（婶母）、妻子仍在身边，一家人和和睦睦，融洽而幸福。90年代初，已至耄耋的老祖突然病逝，季老强忍着悲痛劝慰自己：“老祖以九十岁的高龄离开人世。我想，她是含笑离开的。”然而，祸不单行，时隔不久，不到六十岁的爱女婉如也突然辞世，对季老来说，这无异于晴天霹雳。当他尚未从失去爱女的痛苦中解脱出来，相濡以沫六十载的妻子也病故了。陡然间，季老失去了亲人，也失去了幸福的家庭，八十多岁的老人陷入了孤独与痛苦之中，他甚至认为自己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然而，季老并未被厄运所击垮，相反，他艰难地从苦难中走了出来，虽然失去亲人的痛苦让他步履维艰，但最终他还是顽强地捱过了那段日子。1998年，在他所写的《虎年抒怀》中，已至米寿的季老还在憧憬着未来的日子，在他的计划中，还有很多书要读，还有很多文章要写。自此，在公开场合，人们看到的季老，仍然保持着他的淡定从容，和蔼可亲，依旧兴致勃勃，谈笑风生。
2000年，九十岁的季羡林老人提笔写了一篇《九十述怀》，在文章的最后，他依然怀着满心的热忱展望着未来的生活：不论前面的道路上是坟墓还是野百合，都无法阻挡他的步伐。他甚至还在期待着十年后写下《百年述怀》，期待着茶寿之期。
季老虽已驾鹤西去，但他在自己的生活中演绎了“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境界，他的一生，也正如他自己改写的无题诗：
人生在世一百年，
天天有些小麻烦。
最好办法是不理，
只等秋风过耳边。
精于进还要巧于退
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曾经对季老做出这样的评价：“我在他身上发现的不只是博学，还有睿智。不仅是睿智，还有非常的谦恭有礼和幽默。他的博识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尊严的人格，他的对于物质利益的毫不动心，他对于书的热爱，他的耐心，还有他的充分的真诚。对我来说，他将永远是气节的象征。”
无论是做人还是为文，季老始终给人一种不卑不亢、不屈不挠的硬骨头形象。他曾经开玩笑地说：“我这个人有个特点，说好听的就是心还没有全死，还有一点正义感；说不好听的就是，我是天生的犟种，很不识相。”
他说这是自己从小养成的秉性，无法改变，也不会去改。20世纪60年代中期，暴风雨远未到来之时，季老还未遭到迫害与打压，他本可暂时离开以躲灾祸。但在短暂的消隐后，季老又重新站了出来：“我命定了必须站在暴风雨中。”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与时代的对抗招致的后果是季老被抄家。虽然遭到打击，但季老依然保持着自己的骨气，不肯屈服。他在《牛棚杂记》一文中写到：“大概我天生就是一个不识抬举的家伙，一个有着花岗岩脑袋瓜死不悔改的家伙。虽然经过了炼狱的锻炼，我并没有低头认罪。”
接受审查期间，有一天一个地方官员找季老谈话，依然是过去的旧篇重谈，让季老交代问题。季老气愤地说道：“我的全部资料不是已经被你们查抄了吗？这些问题不是已经都‘交代’过了吗？你何不去查过去的资料，一查便知，又何苦来打扰我的美梦！”由于态度“极为恶劣”，季老料想那些人会有所报复，但他却并未放在心上，“夜里照睡不误，等候着暴风雨的来临”。
季老就是这样，不屈服权威，活得正气凛然，铁骨铮铮。他的这种“硬”不仅是一种骨气，更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情怀。
然而，有时候，面对不可抗拒的现实，季老有时候也不得不作出让步。历史上但凡能在大风大浪后独善其身者，往往懂得适度退让与弯曲的道理。1949年之后，季老主持的北大东语系十分红火，然而，随着社会的激荡，各种批判运动层出不穷，而天生一副傲骨的知识分子自然很容易卷入政治的浪潮中，很多著名的学者就在这段时期遭受了厄运，从俞平伯到胡适，季老所敬仰的前辈，结交的挚友都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最后，这场批判运动殃及了季老的恩师陈寅恪先生。在这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中，季老无力力挽狂澜，也无法与这个时代抗争，只能选择沉默不语，“始终没有参加到这一场闹剧式的大合唱中去”。
陈寅恪先生和胡适先生对季老影响之深，无论是学术还是为人，他们都是季老学习的楷模，然而，在那段天昏地暗的时期，他却无力为他们辩白，所以只能把无言的沉默当做对恩师的支持，在那个时代，能够保持沉默而不落井下石已经极为难得，但是晚年的季老还是陷入了深深的愧疚之中，以至于当他站在胡适先生的墓前时，感到自己的心情“不足为外人道也”。
胸怀壮志之人虽有顶天立地的豪气，但有时候确实不得不委屈求身，以暂时的忍让保留住生存的空间，在养精蓄锐中谋划未来，不失为人生的一种智慧。
在现实生活中，放着直路不走而走弯路，无疑会被人嘲笑痴傻。然而很多时候，漫漫人生路上，两点间的最短距离并非全是直线，而是曲线。什么时候应当强硬，什么时候又需要妥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暂时的妥协是为了将来的强硬。当前方是万丈悬崖，直走过去，不仅不能到达对面，反而会被摔得粉身碎骨。所谓“以屈求伸”、“以曲为直”、“以退为进”、“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等，都是围绕着“迂”和“直”两个字做文章。
“迂”和“直”是一种矛盾，如果退与进是一对矛盾一样，二者既对立又统一。不能将后退的举动一概视为怯懦和软弱。在无法前进的情况下，适当地后退或者走走弯路，往往是一种必要的、理智的行为。
为人处世，参透屈伸之道，自能进退得宜，刚柔并济，无往不利。能屈能伸，屈是能量的积聚，伸是积聚后的释放。屈是伸的准备和积蓄，伸是屈的志向和目的。屈是手段，伸是目的。屈是充实自己，伸是展示自己。屈是柔，伸是刚。屈是一种气度，伸更是一种魄力。伸后能屈，需要大智。屈后能伸，需要大勇。屈有多种，并非都是胯下之辱；伸亦多样，并不一定叱咤风云。屈中有伸，伸时念屈。屈伸有度，刚柔相济。
所以，按照季老的观点，人生有起有伏，自当能屈能伸。起，就起他个直上云霄；伏，就伏他个如龙在渊；屈，就屈他个不露痕迹；伸，就伸他个清澈见底。这是多么奇妙、痛快、潇洒的情境。
智者会忍，其乐融融
古人说：“将军额上能跑马，宰相肚里能撑船”，海纳百川，是因为其“有容”，所以“乃大”。每条河流在入海的时候泥沙俱下，如果大海气度不够反而较真，只要清澈的河水而拒绝泥沙，那么恐怕大海也早已经干涸了。
要做到像大海一样真正的包容，便要包容清净的，也包容污秽的，包容爱的人，也包容恨的人，包容善良，也包容邪恶。真正的能“忍”，要像广袤的苍穹，容纳群星也容纳尘埃，要像浩瀚的大海，容纳百川也容纳细流，更要像无垠的虚空，无所不含，无所不摄。
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这是中国的民间俗语。每个人的一生多少都会有那么一点不顺心，也会遇上极不公平的事，心中难免气愤不已，若是和别人结了深仇大恨，怎能说放下便放下。不过满怀愤怒和恨却是非常累的事情，因为恨怒是沉重的，若是此时稍作忍耐或者看得开一点，生活中必定天朗气清，一切都会变得美妙可人。
有人觉得“忍”是萎缩的表现，虽然他看起来像是懦弱，却绝不是毫无原则地退让，更多的是吝惜计较，它是一种豁达的境界。季老说，人处在社会当中，有时候是需要容忍的。他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忍”的意义。
唐朝有一个姓张的大官，家庭和睦，美名远扬，一直传到了皇帝的耳中。皇帝赞美他治家有道，问他道在何处，他一气写了一百个“忍”字。这便意味着家庭的和睦来源于互相容忍，唯有忍才可得和谐。这名官员的观点不尽得到了皇帝的褒扬，而且也得到了后世子孙的认可。在旧社会，每当过春节的时候，只要门楣上贴着“百忍家声”的对联，便可推知这家的主人必定姓张，足见其后人皆以祖先的容忍气度为荣。
家庭的和睦需要容忍，与其他人的交往同样离不开忍耐。每天我们都要与无数陌生人擦肩而过，自然难以避免摩擦，有时候甚至会遇到别人刻意的为难和挑衅，在这种情况下，冷静分析，保持风度不失为一种良方。
1935年，年轻的季羡林乘火车经前苏联西伯利亚赴德国留学，火车路经过中苏边界上的满洲里，停车四小时，由前苏联海关检查行李。入国检查是世界公例，原本无可厚非。但当时的苏联大概认为，季先生这一帮人，从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到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恐怕没有好人，因而检查特别严格苛刻。甚至季先生在哈尔滨买的一把最粗糙的铁皮壶，也成了被检查的首要对象。检查人员拿起水壶这里敲敲，那里敲敲，一直敲打不止，似乎怀疑薄薄的一层铁皮下能藏下炸弹。季先生有点无法容忍，想要发火。他同车有一位年老的老外，当时正站在身旁，看到季先生的神态，在他耳旁悄悄地说了句：Patience is the great virtue（容忍是伟大的美德）。季先生闻言才心平气和，并对他微笑，表示致谢。
中古古语有云：“小不忍则乱大谋。”足见忍耐的重要。倘若当年的季老没有忍住心中的一股怒气，与苏联海关的工作人员发生冲突，不知道会招致多少麻烦。世上不平之事，比比皆是，若是事事较真、丝毫不让，只会迷失我们的双眼，让我们的生活很不愉快，我们的心更会疲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