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圈性格】
寄命于商的“徽骆驼”与“绩溪牛”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这是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的一句诗。这个曾让汤显祖“一生痴绝”的徽州，山岳绵绵，流水涟涟，风景秀美，宛若中国画中美丽的乡村园林。
但是，如此美妙的风景也留不住徽州商人的脚步。他们步履匆匆，形似随流水而徙的浮萍，然而灵魂深处的生命之根已经深深地扎在古老的徽州文化中。
山多岭众地少的徽州养不活徽州人。“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他们念着这首古老的民谣匆匆上路。行走在徽州，却来不及嗅一下马头墙后明清的落英；远离了古镇，却留恋着青墙乌瓦后深藏着的书卷文章。
徽州地少人多，历史上的诸多战乱又使此地成为移民社会。两晋之际、唐末五代时、两宋之交，中原的世家大族和平民百姓为躲避战祸，纷纷迁徙江南，人口不断迁入和不断繁衍，徽州贫瘠的土地资源难堪重负。
“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在这种农耕环境极端恶劣的情况下，向地乞食的徽州人面临着生存的困境，出路在哪里？唯有走出徽州，去经商！
所以，经商并非徽州人自愿的选择，而是为现实生活所迫。旧时的徽州人生活大多都很艰难，家中的男儿长到十五六岁，就要随着家族的长辈们外出学做生意，寻觅谋生之路。
漂泊在外的生活是艰苦的，甚至连走出徽州的第一步都充满了艰难险阻。陆路有山障，水路有滩险。徽州人外出经商的第一步就比其他地方的商人走得更艰难。
走出徽州之后，外出谋生的少年郎们创业的途径大多是这两条：一是小本起家，二是从学徒开始。他们或者从小生意开始做起，刻苦耐劳，积累资本以求日后发展；或者先在自己的亲戚或者父辈的朋友的店铺中当学徒。三年学徒生活所受的苦痛倒是小事，最怕的三年之后学无所成不能出师。
徽州人做生意从来都不肯卖茴香与萝卜干，因为“茴香”与“回乡”谐音，“萝卜”与“落泊”谐音，一个人若在外学无所成或者生意失败，宁可客死他乡也不肯落泊回乡。
“衣锦还乡”并非只是读书人的夙愿，漂泊在外的徽商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无论拜师学徒还是独自经商都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徽商对商业的执著和专注，在中国商业史上可以说是相当罕见的。“少小离家老大回”在徽商文化中并不少见，许多人离家别妻，一年到头奔波在外，他们在商海中摸爬滚打，至老方休。
离开家乡四处经商的徽州商人，以其忍辱负重和坚忍不拔的精神令人称道。他们被称为“徽骆驼”和“绩溪牛”，因为骆驼和牛这两种为人们所熟知的动物，象征着吃苦耐劳和勤恳努力，更体现着徽商执著、敬业、拼搏、进取、协作的品质。他们依靠自己的双脚，依靠自己的勤奋将徽商文化带到了全国各地。
徽商的后代，现代著名的徽州籍学者胡适先生曾经说过：“徽州人正如英伦三岛上的苏格兰人一样，四出经商，足迹遍于全国。”他还说：“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个地方就只是个村落。徽州人住进来了，他们就开始设立店铺，然后逐渐扩张，就把这个小村落变成了小城镇。”所以，民间流传着“钻天洞庭遍地徽”和“无徽不成镇”的谚语。
明清时期，徽商成为长江流域最大的地域性商帮。他们不仅活跃在大江南北，其商业活动已经发展到了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巨额的商业资本，广泛的经营范围，众多的从业人数，巨大的商业网络足以令其他商帮仰视，当时能与之匹敌的也唯有足迹遍布全国的晋商这一劲旅。
以经商为生存出路的“徽骆驼”与“绩溪牛”，从徽州苍茫而灵秀的历史里走出来，所到之处，无不留下了徽商坚定执著的脚印。这就是徽商，数百年间他们在商海里御风而行，或波澜壮阔，或平淡安然。如今回望，那印记依然明朗。
亲情纽带聚起财富梦
乾隆皇帝六下江南时，江南众徽商为取悦龙颜大肆铺张，在南方各商帮中出尽了风头，连乾隆皇帝都不由得惊叹：“富哉商乎，朕不及也！”
用“富可敌国”来形容明清时期徽商的富庶一点也过分。乾隆年间，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资本有四五千万两银子，而清朝最鼎盛时的国库存银也不过七千万两。
还有这样一个故事也能够说明徽商的声势之大。
嘉庆年间，一个松江籍的官员在异地任职。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搜刮够民脂民膏的官员辞官回到了松江老家。
回乡的第二天，官员尚未起床便被喧闹的锣鼓声吵醒了。
他略有些愠怒地走出家门，只见家门口聚集了一群乡民。为首的老者见他出来了，便走上前来一直对他打躬作揖。
官员极为诧异，问道：“你为何对我如此恭敬？”
老者笑着说：“我们松江一带的财富都被徽商赚走了，从来只见财出不见财入，现在您老人家又把被徽商带走的财富带回来了。我们怎能不对您表示尊敬呢？”
这个故事虽然未必是史实，却也能够证明当时徽商的势力范围之广以及他们的经商能力之强。
扬州曾是古时繁华至极的城市，所以人说“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事实上支撑着扬州繁华景象的盐务和漕运基本上都被徽商垄断着，所以直到现在，扬州的说书人偶尔还会有“这扬州城原是徽州的殖民地”的说法。
徽商势力的壮大离不开江南发达的水路交通。徽商中既有行商，也有坐贾，但大多数徽商主要从事长途贩运贸易。他们通过江浙地区发达的水路交通运输将江浙地区的丝绸、棉麻、笔墨纸砚、食盐、海货以及皖南的茶叶、景德镇的瓷器销往全国各地，又将米粮、木材等运回江浙。他们的经营方式灵活多样，一般来说是这样五种：走贩、囤积、开张、质剂、回易。
徽商的经营不是个人或某个家庭的行为，而是以宗族血缘和地缘为纽带联系起来的集团的商业活动。徽商将个人的努力凝聚为集体的力量，占领广阔的市场，并逐步发展着整个商帮的势力。所以，徽商的兴盛离不开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而凝聚起来的商帮网络。
在这个过程中，因地缘而形成的会馆成为了徽商网络的重要支点，也成为支撑徽商经营活动的基本组织。
商人会馆从很早之前就已经存在，但徽州会馆却尤为著名，几乎遍布了大半个中国。明清时期，无论是在通都大邑还是在乡镇集市，徽商设置了许多义冢、善堂，也就是会馆。这些会馆分布甚广，南至广州、北达京师、西及四川黔江、东至沿海，在北京、南京、扬州、苏州等大城市里都可以寻找到它们的踪迹，即便是在偏僻的小镇里，也会有徽州会馆。徽州会馆并非只是为商人提供服务的，它还能为出门在外求学的徽州人提供必要的帮助。如此一来，会馆不仅成为徽商们寄托乡情的处所，也成为所有背井离乡的徽州人的精神寄托。
此外，宗族关系的凝聚作用使徽商的网络更加坚固，也更加可靠。古徽州是一个宗族社会，人们聚族而居，村有社，族有祠，民风朴实，重义礼，知礼让，族有族规，家有家法，因此徽商的宗族观念很重，外出经商总是按血缘聚居。在商海的狂风巨浪中，个人不过是一叶扁舟而已，而由家族聚集而成的船队抵抗风雨的能力自然更加强大。徽州商人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依托宗族的势力共进退。“一家得业，不独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外出经商的徽州人常常是父带子，兄带弟，叔带侄，这种以亲情为纽带的宗族团体参与到市场竞争中，其凝聚力与向心力占尽了优势，一旦得到天时地利相助，自然能够乘风破浪、披荆斩棘。
在徽州的古村落中，至今还能看到昔日徽商繁华的影子和宗族地缘的痕迹。那些村落非常考究，大宅鳞次栉比，祠堂雄伟壮观，牌坊高耸入云。初次走进徽州的人一定会感到奇怪，在这偏僻的东南丘陵之中，竟然藏着那么多富庶宅院！在那精美的建筑、书画和家具中，埋藏着一个时代的财富之梦。
亦贾亦儒，商而不奸
在李梦阳的《空同集》中记载了这样一位商人的形象：“郑生名作，字宜述，号方山子。尝读书方山中，已，弃去为商。挟束书，弄扁舟，孤琴短剑，往来宋梁间。……识者谓郑生虽商也，而实非商也。”
古往今来，世人更常用“无奸不商”和“铜臭气”来形容与钱和利打交道的商人，而李梦阳笔下的这位叫郑作的明代徽商却大不一样。他外号方山子，虽然四处经商，却“挟束书，弄扁舟，孤琴短剑，往来宋梁间”，这哪里是一个商人，分明是一个书生的形象，因此也难怪熟悉他的人会感慨道：“郑生虽商也，而实非商也。”郑生的形象，恰恰也是徽商留给历史的背影。
徽州文化汲取了山越先民的厚实质朴，东晋移民的魏晋风流，南宋遗民的艺术追求，又因为徽州被称为“程朱阙里”，理学大师程颢、程颐、朱熹的先祖都曾在此居住，所以程朱理学中的治事智慧又被徽州人融进了自己的血液中。徽州人敬奉朱熹，尊崇儒家文化，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遍布全国的徽州会馆中几乎都设位奉祀朱子，儒家思想渗透到了徽州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商业活动自然也会沾惹儒家风范。
徽州文化积淀厚重，教育发达，文风昌盛，“虽十户之家，不废诵读”。大多数徽州人自小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参加科考取得功名本是徽州人生活的第一选择，但迫于现实而不得不从商的他们不能完全抛下对儒家文化的天然依恋。他们在“从儒”还是“从商”的抉择中被迫选择了后者，但又时刻不忘儒学，以求在经商与从儒中实现心理的平衡和精神的慰藉。因此，当“见利忘义”、“奸诈”被视为商人的代名词时，徽商却以“贾而好儒”的姿态在商场中从容搏杀。
徽商重儒而不轻贾，贾儒并重。纵观历史上的徽商，从其业贾经历及特点来看，共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先儒后贾，由于儒学观念根深蒂固，他们在经商过程中处处尊奉儒家道义；第二种是先贾后儒，依靠经商致富的这群人自幼生活在儒家文化环境里，经济上的宽裕使他们能够与多闻博学之士交游畅谈；第三种是亦儒亦贾，正如前面提到的方山子。
贾而好儒的徽商心中仍然存有仕途的幻想，虽然未必要亲涉官场，却也可以通过结交官宦、文人来一尝夙愿。如此一来，徽商便能够依靠官场的关系获得很多便利，这也是徽商被称为“官商”的缘由之一，徽商中的著名人物“红顶商人”胡雪岩更是其中的典范。
胡雪岩本是信和钱庄的一名伙计，一次偶然机会他认识了候补盐史王有龄。当时正是王有龄最落魄的时候。胡雪岩从钱庄挪用了五百两银票交给王有龄，帮助他北上“投供”加捐做官。因为这件事，胡雪岩被钱庄的掌柜辞退。
飞黄腾达之后的王有龄并未忘记恩人的相助。他帮胡雪岩开了家贩运粮食的商号，而且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其大行方便。依仗着官势，胡雪岩在商界的生意越做越大，之后又通过代理公库，用公家的银子开设了自己的钱庄。有了强硬的官方后台，粮食的购办与转运，地方团练与军火费用，地方厘捐丝业，各方面的钱都流入胡雪岩所办的钱庄。
胡雪岩的成功离不开王有龄这张庇护网，而与官员、文人结交正是大多数徽商所选择的致富方式，一方面他们需要依靠官场的关系来壮大自己的事业，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够以这种方式弥补自己在仕途上的遗憾。
另外，徽商对文人的依附关系并非被后人诟病的“附庸风雅”，这源自他们的文化情结和底蕴，他们对文化的热衷是诚挚的，例如清代前期扬州徽商的代表人物马曰琯，他一生喜爱写诗、藏书和结交文人。雍正年间，他在扬州建造了小玲珑山馆，广交天下名流。著名学者全祖望、厉鹗、郑板桥等都是小玲珑山馆的常客。1772年四库全书馆设立，马曰琯的儿子献藏书776种，为全国私人献书之冠。
徽商对读书入仕看得很重，因此当他们积攒了商业发展的资本之后，都会表现出对后人教育的极大关注。他们除了把聚敛的大部分财富转回故里，修祠堂、造宅院、置族田，还有很重要的一项活动就是造书院，使古徽州府学、县学、村塾、家塾、义塾、学馆、书院等遍布城乡。
置身于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人们很难想象曾经盛极一时的徽商就源自这片闲然适意的土地。这片土地上还安睡着一代大儒戴震。戴震的墓地就在休宁县商山乡东北几山头上，掩映于青山绿水之中。出生于清代中叶的戴震经历了徽商兴盛辉煌的时期，18岁的他也曾背井离乡，颠簸于商旅之中。所以，生于徽州又见证了徽商繁盛期的他准确地总结出了徽商的特点：“虽为贾者，咸近士风。”士商本是异术，在重农抑商的年代甚至有尊卑之分，但徽商寻找到了儒与贾的平衡点，用深厚的文化精魂铸就了徽商的奇迹。
繁华终将落幕。随着封建王朝的没落，曾经在历史舞台上从容泼墨的徽商已经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舞台已经让位于更富有现代商业气息的徽籍老板们。如今，一批秉承徽商精神的后继者正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崛起，他们秉持着儒商“人本”思想，具有敏锐的商业意识，勤俭诚信、不畏逆境。
【商海智慧】
史玉柱：沉浮风云里的性格密码
在中国商界，史玉柱代表着一种分水岭。
他曾经是20世纪90年代最炙手可热的商界风云人物，但也因为自己的张狂而一赌成恨，血本无归。
一定程度上讲，这个脑白金的创建者的成功与失败都源自自己的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