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森如此看崇祯皇帝朱由检（1611—1644）
孔尚任《桃花扇》中有一段唱词这样写道：
高皇帝在九京，不管亡家破鼎，那知他圣子神孙，反不如漂篷断梗。十七年忧国如病，呼不应天灵祖灵，调不来亲兵救兵；白练无情，送君王一命。伤心煞煤山私幸，独殉了社稷苍生。
这是驻扎武昌的左良玉闻听京师陷落、朱由检殉国后的一番感慨。崇祯帝比其他的亡国之君幸运的是后人对他的宽容。
思宗朱由检可能是明代皇帝中性格最为复杂的一个。在他身上，机智和愚蠢，胆略与刚愎，高招与昏招兼而有之。当然，复杂性格的背后，是复杂的政治形势。农民起义、后金军队的入侵、灾荒、大臣之间拉帮结伙、党争不断，这些都让朱由检头痛不已。处理这样的难题，成功或者失误都属于正常。再者说，明朝经历万历和天启皇帝的折腾之后，已经是走进了死胡同，朱由检很不幸地拔了个末筹。他即使有心救国，也无力回天，正如史学家孟森所说：“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因此历史学家对于思宗普遍抱有同情，认为崇祯帝的一生实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然而，人才何代无之？关键在于知人善任罢了，朱由检虽有心治国，却不识用人之道，以致酿成亡国悲剧，未必无过。孟森先生认为朱由检“苛察自用，无知人之明”、“不知恤民”。一个勤政、自律、立志有为的皇帝无奈成为亡国之君，固然使人同情；然而，朱由检用人之拙、疑心之重、驭下之严，却正是加速了明王朝覆亡的催化剂。
翻开大明朝的历史，闹剧不断，真是怪事朝朝有，此朝特别多。除了朱元璋、朱棣、朱瞻基、朱祐樘等少数几个明主之外，明朝的许多皇帝都仿佛荒诞剧中的主人公。有几十年不上朝的，有死于红丸的，有热心木工事业的，有微服出行游龙戏凤的，实在是热闹非凡。内有奸宦，王振、曹吉祥、刘瑾、谷大用、魏宗贤、王承恩，相继把持朝政，党争不断；外有边患，蒙古、瓦剌、满洲相继而起，战事频仍。
等到朱由检即位时，明朝已然日薄西山，国手亦难回春，但这位新皇帝依然怀有希望，当他雷厉风行地清除了魏忠贤和客氏的势力，肃清阉党之祸后，朝野上下也曾有所期盼。无奈，大明已经病入膏肓，加之崇祯帝着力做个英明之主，却又难以避开个性上的种种缺陷。
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调侃：“明王朝第十七任皇帝朱由检并不是不想把国家治理好，但他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犹如小学生没有写出博士论文的能力一样。他精力充沛，沾沾自喜于自己明智的措施，发脾气的时候不可理喻，而且几乎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发脾气。他对自己的错误永远有动听的掩饰，绝不寻求更正，却喜欢他的部下歌颂他英明。”
或许是自幼生活环境的复杂与提心吊胆，直到即位之初朱由检也一直小心翼翼，也由此决定了他多疑，刚愎自用，驭下苛刻而寡恩的性格。他在位十七年中，频繁更迭阁部臣僚，自从杀了袁崇焕后，他越发不信任大臣，多次诛杀督抚大吏。
果真是性格决定人生，虽然他勤于政事，不贪女色，呕心沥血，但他的性格缺陷却又给明朝的统治危机推波助澜。汤纲、南炳文在《明史》中陈述了崇祯的三大短板：一是急于求成，导致了“功令太严，吏苦束湿”；二是虚荣而刚愎自用，给奸佞之徒钻了空子；三是不信任百官，寄希望于宦官，加重了政治的混乱。
因此，对于朱由检，我们只能说他“心有余而力不足”，想做个力挽狂澜的有为君主，但却亡于煤山的清风明月下。同样作为亡国君，比起软弱无能的汉献帝，荒淫无道的陈叔宝，暴虐无常的隋炀帝，人们对于崇祯还是比较宽容的。连他的竞争对手都为他说了不少好话，李自成在《登极诏》中写道：“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孟森先生说：“熹宗，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思宗，自以为非亡国之君也，及其将亡，乃曰有君无臣。”的确，比起朱由检，朱由校恐怕更像亡国之君，可他运气好了一点点，早早死掉，把上吊的滋味、亡国的苦痛留与弟弟朱由检品尝。而朱由检也只能在“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辩护中欷歔一番。
崇祯皇帝自缢时，在衣襟上留下了遗言，一行是：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貎恭，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朕百姓一人。另一行是：百官俱赴东宫行在。
“巍巍万岁山，密密接烟树。中有望帝魂，悲啼不知处。”三百多年的光阴流转，究竟是海棠树，还是古槐背负着罪名，后人已不得而知，但大明王朝已随末代君主的魂飞魄散而走到了尽头。
【名家巡礼】
孟森（1828－1937），字莼孙，号心史，武进县人，清史学科奠基人，在日本留学时译有日本维新后的政法类书籍。回国后主编《东方杂志》。1914年发表《心史史料》第一册，是他的治史发轫之作。1931年在北京大学任教讲学，著有《明清史讲义》，对明清两代的兴衰揭示翔实，对事件原委和人物活动作出了相当深刻的评述。他正本清源地解决了无人敢揭示的清世渊源，在对史实的研究和表述中，特别注意对成就和缺失两方面进行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