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叔敖在险恶的仕途中始终保持不惊不惧，只因他心中淡定。在古人看来，有人之所以能做到宠辱不惊，其根本在于将安危放在自己身上来承担，以行仁义为人生追求，不趋利避害，不自以为是，以坦荡胸怀看人世浮沉。这样的人往往阅世已深，知生之艰难，为人不易，是明理者。明理者不在于一事一物的纠缠中，而在于包容宽厚，不以一己心胸衡量别人的喜恶，既然知道什么是宠什么是辱，自然处变不惊。一如古语所言，“需历一番风雨，方才洞悉大千”。但淡泊自然并非躲进小楼成一统，而是显示了长远眼光，不与他人一般见识的博大情怀，与范仲淹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实在是异曲同工，更颇有魏晋人物的旷达风流。
从来圣贤皆寂寞，是真名士自风流。淡看昔日富贵，笑对人生沉浮，人才能活得潇洒惬意。
62岁的苏轼被贬到海南时，天空正下着绵绵细雨，斜风吹打在身上，透出一丝凄凉。虽然居陋室，食粗饭，但苏轼并不以为苦，倒是经常和当地士绅百姓共叙桑麻乐事。他也不以文豪自居，入乡随俗，身披当地衣冠，走街串巷，享受难得的清闲。
一次，苏轼来到一座山头，惹来一个黎山樵夫的善意笑声。虽然语言不通，但樵夫看得出，他是一个身居山林的贵人，出于对他的好感，慷慨地送了一匹布，好让他抵御寒冷的海风。
他和周围的邻居关系也非常融洽，左邻右舍常送饭食给他。当他向人们说起往事的时候，脸上总是乐呵呵的，并没有伤感怅然之色，笑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
而事实上，苏轼在海南的谪居生活是十分困顿的。岭南天气湿热，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这对于年老的苏轼无疑是难以适应的。但是苏轼去世前自题画像却将贬官黄州、惠州、儋州看成是自己的平生功业。苏轼对苦难并非无动于衷、麻木不仁，对政敌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而是以一种积极的人生姿态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从而蔑视丑恶，消解痛苦，蕴涵着坚定、乐观的精神。
这就是为什么林语堂把苏轼称作“无可救药的乐天派”。
被贬到杭州，苏轼说：“我本无家更安住，故乡无此好湖山。”
被贬到黄州，苏轼说：“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被贬到惠州，苏轼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
被贬到儋州，苏轼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或许，这一首《定风波》最能表现苏轼这种宠辱不惊的态度：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林语堂称苏轼为“无可救药的乐天派”，苏轼的观乐不就是来自他的宠辱不惊吗？《菜根谭》里说：“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为人的境界自当如此，视得失如花开花落般平常，才能不挂于心；视得失如云卷云舒般变幻，才能不心惊。毕竟，除了得失宠辱，人生还有许多值得在意的东西。
无私之心，成全私心之利
老子说天地之所以能够长久存在，是因为其“不自生，故能长生”。天地自然而生，不为万物，不为人。天地的“不自生”，正是天地极其自私的道理。在这里，老子所要表现的是天地的“极私”，同时也是天地的“至公”。
从万物个体的小生命来看，死亡仿佛极为不幸；但从天地长生的本位来说，生生死死只是万物表层的变相。万物与天地本来便是一个同体的生命，万物的生死只是表层现象的两头，天地能生能死的功能，并没有随生死的变相而消灭，它本来就是一个整体的大我，无形无相，生而不生，真若永恒似的存在着。
依据这种观点，“公而忘私，故能成其私”便成为千古颠扑不破的无上法则。
东汉时期，有一个名叫甄宇的在朝官吏，时任太学博士。他为人忠厚，遇事谦让，人缘极好。有一年临近除夕，皇上赐给群臣每人一只外番进贡的活羊。
具体分配时，负责人为难了：因为这批羊有大有小，肥瘦不均，难以分配。大臣们纷纷献策：
有人主张抓阄分羊，好坏全凭运气。
有人主张把羊通通杀掉，肥瘦搭配，人均一份。
……
朝堂上像炸开了锅，大家七嘴八舌争论不休。这时，甄宇说话了：“分只羊有这么费劲吗？我看大伙儿随便牵一只羊走算了。”说完，他率先牵了最瘦小的一只羊回家过年。
众大臣纷纷效仿，羊很快分发完毕，众人皆大欢喜。
此事传到光武帝耳中，甄宇得了“瘦羊博士”的美誉，称颂朝野。不久，在群臣推举下，他又被朝廷提拔为太学博士院院长。
甄宇牵走小羊，这是一种无私之心，但是，他因此得到了群臣的拥戴、皇上的器重。可见，无私之心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
由大私到大公，或由大公到大私，都是“道”。但是，由大私起步，路就在脚下，是从下往上走，普通人容易看见，也容易实行；由大公起步，路在虚空中，是从无往有走，需要很高的悟性才看得见，只有深具智慧者才能深明其理，并依道而行。
许多大公无私之人表面上看似因为无私而失去了许多，殊不知，他们得到的却更为丰裕。现实生活中，我们会发现，如果不将自己局限在狭小自私的位置，获得的将会更多。
在人生的大道上，总会遇到许多公与私之间的艰难抉择，选择大公无私，不仅救了别人，有时更是自我的救赎。
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中，连长忽然发现一架敌机向阵地俯冲下来。依照常理，发现敌机俯冲时，要毫不犹豫地卧倒。可连长并没有立刻卧倒，他发现离他四五米远处有一个小战士还站在那里。他顾不上多想，一个鱼跃飞身将小战士紧紧地压在了身下。此时一声巨响，飞溅起来的泥土落在他们的身上。连长拍拍身上的尘土，回头一看，顿时惊呆了：刚才自己所处的那个位置被炸成了一个大坑。
忘记自己的安危去保护小战士，反而保住了自己，这位连长正是选择大公而成全私心之利的最好说明。
至公便是至私。好比两个结伴登山的人，突然遇到寒冷的天气，加上饥饿疲惫，其中一人不支倒地。另外一个虽然也累得难以支持，但是为了救自己的朋友，他拼尽全力把朋友背下了山。但也正因为他背负一个人，使自己充分运动，才免于被冻死。如果助人者当时没有救人之心，只顾一己私利，最终二人都可能难逃冻死的厄运，细想，正是大公无私的举动拯救了自己。
人们如果能够效法天地的法则立身处世，去掉自我人为的自私，把自己假象的身心摆在最后，把自我人为的身心看成是外物，便是真正摒却了私心。只要奋不顾身，为义所当为的需要而努力去做，那么，虽然看似把自身的利益置于最后，其实恰好是一路领先，光耀千古；看来虽然是外忘此身而不顾自己，其实是做出了一个身存天下的最好安排。这也就是道家所倡导的“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的做人道理。
想得到的越多，失去的越多
孙子和祖父进林子里去捕野鸡。祖父教孙子用一种捕猎机，它像一个箱子，用木棍支起，木棍上系着的绳子一直接到他们隐蔽的灌木丛中。野鸡受撒下的玉米粒的诱惑，一路啄食，就会进入箱子，只要一拉绳子就大功告成了。
祖孙俩支好箱子藏起不久，就有一群野鸡飞来，共有九只。大概是饿久了的缘故，不一会儿就有六只野鸡走进箱子。孙子正要拉绳子，可转念一想，那三只一会儿也会进去的，再等等吧。等了一会儿，那三只非但没进去，反而走出来三只。
孙子后悔了，对自己说，哪怕再有一只走进去就拉绳子。接着，又有两只走了出来。如果这时拉绳，还能套住一只，但孙子对失去的好运不甘心，心想着还会有野鸡回去的，所以迟迟没有拉绳。
结果连最后那一只也走了出来，孙子最后一只野鸡也没有捕到。
老子说：“金玉满堂，莫之能守。”讲的便是要我们知足，不必贪求太多的身外物。孙子最终没有捕到一只野鸡，就在于他的贪求。
人生追求的东西总是层出不穷，当我们停下脚步回头看时，会发现，若能守住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便已足够富有。黄美廉用她的亲身经历为我们阐释了人生的富足。
黄美廉自小就得了脑性麻痹，病魔夺去了她肢体的平衡，也夺走了她发声讲话的能力。从小她就活在肢体不便及众多异样的眼光中，她的成长充满了艰辛。
然而，这位坚强的女孩没有让这些外在的痛苦击败她内在奋斗的精神，她昂然面对。经过努力，她获得加州大学艺术博士学位，她用手当画笔，以色彩告诉人“寰宇之力与美”，并且“活出生命的色彩”。
“请问黄博士，”在一次讲座上，一个学生问她，“你从小就长成这个样子，你怎么看你自己？你没有怨恨吗？”
“我怎么看自己？”美廉用粉笔在黑板上重重地写下这几个字。她写字时用力极猛，大有力透纸背的气势。写完这个问题，她停下笔来，歪着头，回头看着发问的同学，然后嫣然一笑，继续在黑板上龙飞凤舞地写起来：
我好可爱！
我的腿很长很美！
爸爸妈妈这么爱我！
上帝这么爱我！
我会画画！我会写稿！
我有只可爱的猫！
还有……
台下所有的人都沉默了，面对众人的沉默，她在黑板上写出了她的结论：“我只看我所有的，不看我所没有的。”掌声响起。这一刻，有一种永远也不会被击败的傲然，写在她的脸上。
的确，人生短暂几十年，赤条条来，又赤条条去，何必物欲太强，贪求身外之物？“身外物，不奢恋”是思悟后的清醒，它不但是超越世俗的大智大勇，也是放眼未来的豁达襟怀。谁能做到这一点，谁就会遇事想得开，放得下，活得轻松，过得自在。
其实人生是贫穷还是富有，是黑白还是彩色，都在于我们自己。如果能接受自己所有的缺憾，接受这份不完整的生命赐予，那么自然能更快乐地活着。一个人若总看他人的优越面和自己的缺失，心中的怨恨就会与日俱增。接受自己，接受现实，相信自己已富有，已完美，生命将无憾。
正如《老子》中所说：“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