拳匪起时，文烟瘾日增。及闻两宫西狩，则终日卧床吸鸦片，榜其房门曰：“此处停灵，闲人免进。”
文不用家丁，伺候皆亲兵，不准呼大人，只准呼二爷。文见上官，皆不请安，惟见荣中堂则请安。
皖省四参案
州县四参案，定例綦严。自捐例开后，实任州县，大率预捐加级，以备抵销。皖省州县瘠苦，近年相率不预捐加级，忽忽十有余年。忽一日有部文咨皖抚，请其照例查参。皖抚得咨始大惊，若依例案，则落职降官者，不知凡几。及托人商诸部吏，吏曰“可于此后，每年纳一千四百金于我辈，则此事当永蠲除。但于每岁终咨部，言皖省命盗各案，应得处分之官，因久未举办，查检甚难，容明年即查清咨部”云云。缘堂司等官事繁，必不暇查究及此，但以此塞责可矣。其须千四百金者，则以吏等因此须备办文书，不免花纸墨费也。皖抚不得已，从其言。故皖省州县，自此得免四参处分，岁须凑资赂部吏矣。
耆英
耆英为两广总督，用度奢汰。每吸鼻烟，辄以手握一把擦鼻端，狼藉遍地，皆上品鼻烟也。其侍者不忍，或随时拾贮之。后其家贫甚，姑取拾贮之鼻烟售诸肆，得数百金。
倭文端
初派学生出洋，及入同文馆学习，曾文正谓应多派举贡生监，倭文端谓，举贡生监，岂可使学习此等事？卒如倭议。又定税则，文端谓烟酒琐碎之物，朝廷何屑科税，遂定烟酒食物不税之例。又条约定每年六部九卿堂官，分诣各国公使贺年，惟倭文端及祁子和侍郎，未尝一投刺云。
剑术
合肥李制军瀚章抚湖北时，一日为太夫人作寿，宾乐甚盛。忽一人便衣至，年可四十许，言欲登堂祝寿，阍者拒之。其人汹汹欲入，为制军所闻，乃命召入。入即长揖曰：“君识我乎？”制军思之久，不能省记。其人即曰：“君亦记君家后园树林被削之事乎？”制军愕然，亟改容加礼，称为神仙，请入座与宴。宾众咸莫测所以，争前问故。制军愕然曰：“斯真大异事，余童时，与诸弟读书塾中。一日散塾后，与诸弟嬉门前，见有一人，似自他方至者，方蹲而大便。旁有小包袱，又一小纸裹，中似无物，而号然若猪尿泡者。余等觉其怪，遽与诸弟取纸裹开视之，其人遽呼不可。已而见吾诸人已取纸裹，亟提裤前欲夺回，则纸裹已开，瞥然有气冲出。其人顿足曰：‘殆矣，殆矣！’即蜷缩地上，若甚畏悚困惫者。顷之，忽如有气回入纸中，其人亟以手握纸，则已如前状矣。余辈咸觉可怪，争问其故。其人悚然曰：‘汝等真大福人。余故能剑术，纸裹之中，乃剑也，向出，必杀人始返。汝等前程远大，得无伤，已移于君家后山树木矣。’余辈咸怪其语不清，次日入塾以语师，师曰：‘是极可怪，殆异人耶？汝等何乃交臂失之？’亟偕诸童至后山观林木，则树杪枝叶，咸被削去。师及余等，咸大惊异。其人微有须，若四十许人，今去彼时，已二十余年，而省视容貌，若不异前，岂非真有道之士耶？”时制军子星吾太史，年方龆龄，亦亲闻之，因述于其友黄益斋观察云。
张子青相国
南皮张子青相国，年已耋耄，而神气无殊少年。恭王问之曰：“君何修而得此？”青相曰：“吾无他术，独能不用心耳。”恭王曰：“君真大能，位至军机，而能不用心，洵是难得。”
青相最爱演戏。有僧虚舟者，日在其府中为戏提调，甚被宠昵。赶三尝谑之曰：“有一僧死，见阎罗王，斥其戒律不严，僧极陈守戒清苦，可请验。王命剖视其腹，则满贮青菜豆腐也。继一尼至，王斥如前，尼亦力辩，且引僧为例。王又命剖视，则满贮稀粥面已。”盖北音稀粥，音近虚舟也。后被言官弹劾，逐虚舟出都。
青相亦能自唱戏，花厅中无他陈设，帽架上置纱帽两顶，欲演戏时，即自戴之。青相好梆子戏，京城梆子之盛由青相始。
诸葛亮
左文襄督陕甘时，闽人林寿图为藩司。林故工文字，雅好诗酒，并善谐谑，文襄时招与谈饮。一日外间报某处捷音至，林称其神算，颇致佩服之意。文襄拍案自诩曰：“此诸葛之所以为亮也。”已而文襄言及时人，颇怪自称诸葛者之多，林亦拍案曰：“此葛亮之所以为诸也。”文襄恶其轻薄。后林调任某处，竟劾罢之。
刚毅
刚毅尝于太后前荐其昔日抚苏时之中军王定扬曰：“王定扬竟是臣手下一个黄天霸。”慈圣颇哂之。时荣相亦同召见，出谓刚曰：“黄天霸虽好，但只可惜取那施百全的，竟是一个包袱脚儿如何？”包袱脚者，京师语，谓人满腹是戏，口中却唱不出之谓也。刚闻之，甚以为恨。
刚尝于拟谕旁添“毋蹈积习”四字，以授仁和，而“蹈”书为“跌”。仁和见之，乃取朱笔密点跌字四围，旁另添楷书一蹈字，始终未变辞色，时人皆服其雅量。
集资造船
张荫桓至美，某领事上书，言旅外洋商民，愿集资造船，无事则商家运货，有事则备国家之用。张据咨总署，总署谓恐轻易启衅，力驳之。已而张入总署，薛叔芸出使英法，复申前说，张亦驳之。盖己所不能成之事，亦不欲人之成也。
人名簿
林文忠有记人名簿四册，分题“千古江山”四字，凡姓之第一笔为“丿”者入千薄，第一笔为“一”者人古簿，“、”者人江簿，名下兼注号及籍贯，亦略载其言行。
贿寇
道光末年，英军入扬子江。阮太傅家居，与其徒江寿民等，募资备盛礼，使人馈其统带，为扬城求免。时西兵本无意于扬，扬遂得无恙。已而洪秀全兵至，江亦贿之，如贿英之策，贼匪从旁去不入城。逾时又至，贼仍入城，屠掠无异它处。而扬民恃有贿，故不迁，被难者愈多。江无以自白，遂投江中死。时丁俭卿晏在淮安，亦欲为之，并先以枣子、栗糕、灯笼鸡子，盖取早立登基之意也，后闻江死乃止。
辛丑直隶用款
回銮皇差，共用一百九十余万，内由外省协解七十八万，由赈捐项下提用五十余万，善后局支出二十余万，南三府地丁银三十余万。每尖站报销二万八九千至三万余四万不等，宿站报销三万八九千至四万余五万不等。
赔款八十万，暂向赈捐项下借拨。
陵差请部拨六十万。
省外抚恤教民款，共请二百万两，由京饷及北洋海防公费划拨，实津贴各州县一百余万，其余七十余万，以十万作课吏校士之需，以十余万安置降匪，十余万作还借地方公款。
度支杂记
近年户部，常时不过存银二百万两，每月放八旗兵饷四十八万两，虎神营等又一百余万两，故所存之银，才足发三月兵饷。司计之臣，时时仰屋兴嗟。而联军入京时，顿有五百万者，盖彼时以军需紧急，各省饷银，一时凑集，故有此数也。
修颐和园，其款多出之海军经费，闻约计三千万两。其修理费则出土药税。土药税每年有一百四十余万，归户部拨款者，才三十余万，余均归颐和园。太后驻园时，每日须一万两。
醇王薨逝，修祠造坟诸费，咸由部拨，约共用五百万。祠中九连灯，开销九万两，户部接内务府咨即付，不敢驳诘。
州县杂款，报销尤不可究诘。有尝任直隶之莱水者，言莱水每年收牛羊税约得六百两，而才报十三两，而藩司署费二十四两，道署二十两，州署十四两，余皆县官自得。又月领驿站费三百两，而由县给发不过五十两，则每年获数千矣。又税契一项，年可得数千金，而向只报一百两。廷杰为藩司，欲令尽归官，县官甚虑之，姑使人询天津何如。时某为天津，入见裕制军曰：“天津每年收税契三万，而报销只列数百两。然津地冲繁，公私各费，皆取给于此。今若尽归之，将以何给费？”裕制军曰：“藩司既必欲如是，吾亦不能与争，略增旧额何如？”某令曰：“愿增为八百，不知可否？”裕曰：“可矣。”令欣然，于是莱水亦只增二三百金云。
甲午、乙未，东征粮台报销费八万两。
凡京师大工程，必先派勘估大臣。勘估大臣必带随员，既勘估后，然后派承修大臣。承修大臣又派监督，其木厂由承修大臣指派领价。时承修大臣得三成，监督得一成，勘估大臣得一成，其随员得半成，两大臣衙门之书吏合得一成，经手又得一成，实到木厂者只二成半。然领款极不易，必年余始能领足，分多次付，每领一次，则各人依成瓜分。每文书至户部，户部辄核以无有，再催始少给之，不如是则恐人疑其有弊也。木厂因领款烦难之故，工价愈大，盖领得二成半者，较寻常工作，不过二成而已。
近来大工，如祈年殿，至一百六十万，太和门，至一百二十万。
内务府经手尤不可信，到工者几才十之一，而奉内监者几至十之六七。戊戌因皇上将至津阅操，南苑亦预备大阅，造营房若干，报销一百六十万，而李莲英得七十万。太后尝命内务府大臣购灯数百盏，此大臣自恃慈眷未行贿。已而灯入内，内侍故污之以示太后曰：“某所办差乃若是。”太后亦怒曰：“毁之。”即时取数百盏灯尽碎之，狼藉满地。即宣此大臣入，令其拾碎玻璃，拾毕始止。
大内费用，由户部拨交内务府者，同治四年一案，定为三十万两。同治七年，又加三十万两。后内务府每年时向户部支取二三十万不等。至光绪十九年，户部堂官奏参内务府堂官，不能撙节。时福中堂为户部尚书，兼内务府堂官，出奏时照例违避，后均得处分。已而忽由内降旨，以后每年再添五十万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