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案：前论皆以尚力为天行，尚德为人治。争且乱则天胜，安且治则人胜。此与宋以来儒者以理属之天，以欲属之人者正相反矣。朱晦庵之序《中庸章句》也，曰：「心之虚灵一而已矣，而有人心道心之异者，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二者杂于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天理卒无以胜人欲之私。必存养省察，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动静云为无过不及之差矣。」此与斯多噶分性为二，有其粗且贱者，有其精且贵者，又若相合。但斯多噶精且贵之中尚有最精最贵、清净之理而已。通而论之，中外古今言天人之际者，不外二家，一出于教，一出于学。教则以公理属天，私欲属人；学则以尚力属天，而尚德属人。言学者在在期于征实。故言天也，不能舍形气；言教者，言言期以于持世，故不能外化神以言理。然而治化虽为人事，而推其原则亦属天行；好德虽由降衷，而显诸用则皆根人见。不本天赋，则无以动其几。抑人之所善所恶，又未必即天之所善所恶也。故赫胥黎氏又谓：「天者有理而无善。」陆子静亦云：「性无善无恶。」斯言也盖近之矣。是故知其大本，则孟子性善之言未必是，而荀子性恶而善伪之论亦不必非。伪者，人为，以别于性而已。
诚皆起义不同，而言各有攸当者也。
论十七
今夫以公义断私恩者，古今之通法也；民赋其力以供国者，帝王制治之同符也。犯一国之常典者，国之人得以共诛之，此又有众者之公约也。乃今之以天演言治者，一一疑之。以谓天行无过，任物竞天择之事，则世将自致于太平。其道在听人人自由，而无强以损己为群之公职，立为应有权利之说，以饰其自营为己之深私。以为民上之所宜为，在设刑宪以持天下之平，过斯以往，皆当听民自为，而无劳为大匠斫也。倡者其言如纶，和者其言如綍。此其蔽无他，坐不知人治、天行二者之绝非同物而已矣。前论反复，不惮冗烦。假吾言有可信者存，则此任天之治，为何如治乎？嗟乎！今者欲治道之有功，非与天争胜焉，固不可也。法天行者非也，而避天行者亦非。夫曰与天争胜者，非谓违天逆性，而为不祥不顺者也。道在尽物之性，而知所以转害而为功。夫自不知者而言之，则以藐尔之人，乃欲与天争胜，欲取两间之所有，驯扰驾御之以为吾利，其不自量力而可闵叹，孰逾此者。然而溯自邃古以迄于今，举凡人治之进程，世世时时要皆以所胜于天者之多寡为殿最。百年来之欧洲，其所以称强盛富有者，其故无他，其所胜之天行，而控制万物，以前民用者，方之同时与前古各国最多故耳。据已事以验将来，则吾胜大为治之说，不可诬也。是故善观化者，见大块之内，人力皆有可通之方；通之愈弘，则吾治亦愈进，人类亦愈亨。彼佛氏以国上为危脆，以身世为浮沤，此诚不自欺之论也。顾法士巴斯葛尔不云乎：「吾诚弱草，妙能通灵，通灵非他，能思已耳。」以蕞尔之一茎，蕴无穷之神力。其为物也，与无声无臭、明通公溥之精为类，故能取天之所行而弥纶燮理之，犹佛所谓居一芥子，转大****也。凡一部落、一国邑之为聚也，将必皆有法制礼俗以纽夫其中，以约勒其任性而行之暴慢；必有网罟、牧畜、耕稼、陶渔之事，取天地之所有，被以人巧焉，以为养生送死之资。及其治之愈深，将其术之所加者愈广，由是以至于今之日。凡所牢笼弹压，驯伏驱除，若执古人而讯之，彼将谓是非鬼神固莫能办也。此无他，则亦格致思索之功胜耳。诚哉！此二百年中之学问，可谓辟四千年未有之奇观。此自吾党而窥之，尚不外如日之初生，泉之始达已耳。来者难诬，有愿力者，任自为之，吾又乌测其所至耶？是故居今之日以言学，则天、算、力、质诸学为最精，纲举目张，可以操顺溯逆推之左券，而身心、性命、道德、治平之大，尚不过略窥大意，而未足以拨云雾而睹青天也。然而格致程途，始模略而后精深，疑似参差，皆为是中应历之境。以目前之多所触悟，遂谓其学终无贯通交融之一日，则又不通之论也。迨此数学者明，则人事庶有大中至正之准则矣。
天演之理，固为谈气运者不挑之宗，然须知万化周流，有其隆升，则亦有其污降。宇宙一大年也，自京垓亿载以还，世运方趋上行之轨。日中则昃，终当造其极而下迤。夫如是，则今之言化者，谓世运必以日亨，人道必止至善，执其理以考其言，亦有不必尽然者矣。且自其切且近者而言之，则人类当前之局，夫岂偶遇而然。经数百万年火烈水深之世变，洪钧炉捶，陶炼砻磨，而成如是之世局。彼以理气互推，此乃善恶参半。察其所以，皆非无所为而然。夫其来也，既深且远如此。乃今者谓以区区数百千之人治，将大有以易夫其初，立达绥动之功虽神，而气质断不能如是之速化，此其为难偿之虐愿，虽愚夫妇与知之矣。然而谓人道必以是自沮焉，则又不可也。不见夫叩气而吠之狗乎？其始狼也，虽卧于氍毹之上，必数四回旋转踏，而后即安者，沿其鼻祖山中跆藉之风，而犹有存也。然而积其驯伏，乃可使牧羊，可使救溺，可使守藏，矫然而为义兽之尤。民之从教而善变也，易于狗。诚使继今以往，用其智慧，奋其志愿，由于真实之涂，行以和同之力，不数千年，虽臻于郅治之域可也。况夫彼后之人，其所以自谋者，将出于今时万万也战。今夫移风易俗之事，古之圣人亦尝有意于此矣，然而卒不能者，格物不审，见道不明，而智虑限之也。居今之日，借真学之日优，而思有以施于济世之业者，亦唯去畏难苟且之心，而勿以宴乐偷生为的者，而后能得耳。是故约而论之，欧洲世变，可分三际以为言：其始如侠少年，跳荡粗豪，于人生苦乐安危之殊，不甚了了。继则欲制天行之虐而不能，愘傺灰心。转而求出世之法，此无异填然鼓之之后，弃甲曳兵者也。吾辈生今之日，固不当如鄂谟所称侠少之轻剽，亦不当如翟昙黄面，哀生悼世，脱屣人寰，徒用示弱而无益来叶也。固将沈毅用壮，见大丈夫之锋颖，强立不反，可争可取而不可降。所遇善，固将宝而维之；即不善，亦无慬焉。早夜孜孜，合同志之力，以转祸为福，因害为利而已矣。丁尼孙之诗曰：「挂帆沧海，风波茫茫。或沦无底，或达仙乡。二者孰择，将然未然。时乎时乎，吾奋吾力。不竦不，丈夫之必。」吾愿与普天有心人，共矢斯志也。
复案：物竞、天择二义，发于达尔文。达着《物类原来》一书，大恉考探世间动植二物所以繁殊之故。先是言生物者皆主异物分造之说，至近今百年，格致诸家，渐疑古学之不可通。如法国之兰麻克、爵弗来，德国之方拔、方俾耶，英之威里上、格兰德、斯宾塞尔、鄂恩、赫胥黎，先后间出，目治手营，探审论，知有生之物，终于异而始于同。造化立其一，而以大力运之，万类之所以底于如是者，咸其自己而已矣，无所谓创造者也。然而其说未大行也，自达尔文书出于五十九年，而众论始定。自兹以后，欧墨二洲治生学者大要宗其说矣。而矿事日兴，掘地开山，多得古禽兽遗蜕，于是虫鱼禽互兽人之逐渐迤演衔接钩联，其说愈备。而达尔氏之论乃不可复摇。故论者谓：自歌白尼论出，而人知地本行星，拱绕太阳，而不静处六合正中，以为众星之主；亦自达尔文论出，而知人类为生物天演中之一境，且演且进，来者方长，而必非如教宗创世之说，黄土抟人，使其为群物之主也。自歌白尼而天学明，亦自达尔文而生学之论定也。而同时有斯宾塞尔者，亦本天演之理，以着《天人通论》，贯天地人、形气、心性、动植之事而一理之。其说尤为精辟宏富。其第一书开宗明义，集格致之大成，专明天演之旨。第二书以天演言形气，统有生之类为一谈。第三书以天演言心性，执脑气之说，由下生禽兽而渐上之以至人道。第四书以天演言群理，而政教、风俗、族姓、国种皆详论焉。最后第五书乃言所以进种、进化之公例要术，大抵不离天演而已。余近译其《群谊》一书，即第五书中之一编也。斯宾氏殚毕生精力，不治余业，以着是书，故能体大思精如此。斯宾氏至今尚存，年七十有六矣。《通论》十余帙，于客岁始成书也。达尔文生于囗囗囗囗年囗囗囗囗年卒。赫胥黎于乙酉（未）七月卒，年七十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