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旅顺失守后，慈禧太后再也没有心情去享受什么60大寿了，与此同时，她对光绪皇帝掌控大局的能力产生了极大怀疑。也许，这时的慈禧太后后悔了：在局势这么紧张的时候，怎么会糊涂到只管自己的寿诞而对国事撒手不管呢？
说来说去，都是这60大寿惹的祸！
说起慈禧太后和光绪的关系，也是颇为奇特而别扭的。光绪全名爱新觉罗·载湉，他既是慈禧太后的侄子（咸丰七弟醇亲王奕譞之子），也是外甥（光绪的母亲是慈禧太后的妹妹，即醇亲王奕譞的福晋）。1784年同治皇帝死后，4岁的载湉便进宫继为皇帝，年号光绪。
由于自幼便脱离了自己的亲生父母，光绪在宫中既孤独又胆小，他听到打雷都会吓得直打哆嗦，而慈禧太后对光绪的教育方法十分粗暴性急，光绪稍微不合己意，便是讥讽、呵斥甚至责打，这对后来光绪的性格影响极大，以至于造成了他的逆反心理。每次光绪皇帝去见慈禧太后的时候总是死气沉沉，就算碰到喜事，也让慈禧太后很是扫兴。由此，光绪皇帝形成了患得患失、缺乏自信的性格，这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就在这战局紧张的时候，宫廷内又起波澜。11月底，慈禧太后撇开光绪皇帝，在仪銮殿单独召见了各王公和军机重臣。刚讨论完时事，慈禧太后便突然宣布，将光绪皇帝的瑾妃和珍妃降为贵人。
外面战事正紧，这宫廷内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事从光绪选妃开始说起。1888年，光绪成年以后，慈禧太后在体和殿为其挑选皇后，当时有5位备选的秀女，分别为都督桂祥的女儿那拉氏（也是慈禧的内侄女、后来的隆裕皇后）、礼部左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即后来的瑾妃、珍妃姊妹）和江西巡抚德馨的两个女儿。
在选妃前，慈禧太后拿起定情信物玉如意交给光绪说：“皇帝看谁最合适，你自己做主，你觉得合意的就可以授以如意。”光绪说：“选后这等大事，子臣不敢自主。”慈禧太后故作大度，非要光绪自己选，光绪见慈禧太后说得认真，便拿着如意向德馨之女走去。
慈禧太后见了，大声喊道：“皇帝！”光绪一愕，回头看慈禧太后向她侄女努嘴，暗示选桂祥之女。光绪这才明白，刚才说的什么让自己来选其实都是骗人的，最后还是要按慈禧太后的意思来。不得已之下，光绪也只好将玉如意交给了桂祥之女，即后来的隆裕皇后。
慈禧太后见光绪喜欢德馨的女儿，怕她俩要选入妃嫔的话，恐怕会有夺宠之忧，对自己的侄女形成威胁，于是便不许光绪再选，而是直接命荣寿固伦公主拿起那对荷包给了长叙的两个女儿，即后来的瑾妃、珍妃姊妹。
慈禧太后虽然将自己家的侄女扶上了皇后之座，但这段包办婚姻并不美满。光绪皇帝和隆裕皇后成婚后基本没什么感情，两人在一起，经常是默坐无语。由此，瑾妃、珍妃两姐妹便抓住机会，利用女人的本性和智慧，努力博得光绪皇帝的宠爱。特别是年纪更小的珍妃，为人聪明伶俐，甚至还参与协助皇帝处理政务。不仅如此，她还向皇帝极力推荐自己的兄弟志锐和蒙师文廷式。据说，珍妃还曾试图卖官鬻爵，为河南巡抚裕宽走门路，后来被李莲英发现，密告了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听后十分恼怒，但暂时隐忍不发。
从志锐和文廷式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来看，他俩属于十分激烈的主战派，他们和光绪的师傅翁同龢遥相呼应，俨然已有“帝党”之象。由于他们与光绪皇帝的特殊关系，这不但影响了当时政策的制定，也引起了慈禧太后的警觉和不快。对于光绪皇帝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慈禧太后是十分不满的，同时，她认为光绪皇帝现在之所以越来越不听她的话，原因就是珍妃和志锐、文廷式这些人在其中鼓唆，误国害民。特别是志锐等人，他们也不管敌我力量对比和形势变化，开战前意气风发，大骂日本蕞尔小国，鼓动皇帝开战教训小日本；等到战争失利了，就知道叫嚣惩罚当事人，杀几个人来以儆效尤。
对于这些书生清流，慈禧太后极为深恶痛绝。眼看战争一再失利，慈禧太后觉得自己要再不出山的话，恐怕局面就难以收拾了，于是慈禧太后便首先拿珍妃姐妹和志锐等人开刀：瑾妃和珍妃被降为贵人，志锐则被打发到乌里雅苏台去做参赞大臣，被远远地赶出了京城。
慈禧太后对珍妃姐妹的打击，一来是惩罚珍妃姐妹的干政，二来是表示自己对光绪皇帝的绝对控制；而对志锐等主战派的打击，更是传递了一个明显的信号，那就是尽早结束这场战争，和日本停战议和。
就这点而言，慈禧太后和李鸿章倒是想到一块去了。李鸿章是最清楚大清的底细和实力的，按他的看法，一开始就不能硬碰硬，无奈那些清流成天鼓噪开战，小皇帝又意气用事，最后才弄得一败涂地。到最后，这烂摊子还得他来收拾。在当时的局势下，慈禧太后最关切的，便是希望李鸿章去邀请列强居中调停，以便早点结束这场战事。
各国列强对中日间的这场战争倒是非常关注的，不过大都是心怀鬼胎。在局势尚不明朗前，这些国家表面上都故作中立，其实背地里都在密切注视着双方的一举一动，以便自己从中谋利。在日军攻占旅顺、大连后，列强都明白大清朝这次肯定要输了，于是由“倾向日本”转为“防备日本”，不希望日本将战事扩大，免得妨碍到自己的在华利益，特别是英、美两国，对中日之间的议和最为积极。
这时，美国公使首先充当中间人，他替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给李鸿章传话说，要中国首先提出讲和。于是，李鸿章在经过请示后，便派出自己的私人助理——天津海关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东渡日本，以求停战议和。
在去日本之前，李鸿章将清廷的照会和自己写给伊藤博文的私函交给德璀琳。其中，照会上称：“我大清与各国交际素尚平安，现与贵国小有龃龉，以干戈而易玉帛，未免涂炭生灵。今拟商彼此暂饬海陆两路罢战，本大臣奏奉谕旨”；而写给伊藤博文的私函用语则更为恳切，说：“和局中辍，战祸繁兴，两国生灵同罹兵燹，每一念及，良用惋惜！本大臣日夜苦思，冀得善策，俾水陆之战一切暂时停止”，并表示在停战与订约问题上愿意听取日方的意见。
由于德璀琳不是清朝大臣，于是他在去之前找到李鸿章，说自己此番东渡日本，目前尚无任何名分，请求给予一个头品顶戴，以便开展工作云云。李鸿章沉吟再三后，决定特事特办，让德璀琳以头品顶戴的身份前往日本（实则系违规之举）。于是，德璀琳便从大沽乘德国商船“礼裕”号东渡日本，前往交涉。
但是，德璀琳到日本后，日本人却故意对他十分冷淡。德璀琳先到神户，当晚便访问了兵库县知事周布公平，说自己此行乃是代大清讲和而来，希望能够面见伊藤博文并呈交李鸿章的手书。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得到消息后，当即决定让周布公平务必将德璀琳扣留在神户，不得让他来东京。
随后，陆奥宗光给正在广岛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去电说：“德璀琳这次代清国求和，经过我全面考虑后，我认为，无论您或日本政府接待他，还是接受李鸿章的信件，都是不恰当的。在目前情况下，除非清国政府预先发出通知，并派出合适的、有资格的全权代表，否则就不能与清国政府官员进行接触。清国不能任命外国人做全权代表，不然的话会给列国一个间接干涉的机会。何况，据我的推测，这次德璀琳带来的求和条件，决不是我们政府所能同意的。因此，我坚持认为，您不要接见他或接受李鸿章的信，而应签署命令让德璀琳在限定时间内离开日本。”
伊藤博文接电后认为陆奥宗光的意见很对，于是同意按此办理。可怜的德璀琳等了几天都没有得到日方的明确答复，却收到周布公平的一封质询信，要求他说明自己的身份和同行者的国籍及李鸿章信件的性质。德璀琳见日方无意接待，只好给伊藤博文写了封信并附上照会，随后便和同伴打道回府。可以说，这次议和还未开场便告失败。
德璀琳议和失败后，清廷又在1895年初派遣总理衙门大臣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和兵部右侍郎署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前往日本谈判求和。
张荫桓觉得没有把握，于是又重金聘请了美国人科士达为议和法律顾问，让他先去神户打前站，探探日方的底细。科士达在征得美国政府同意后，出任了这个临时职务，随后便启程前往日本神户，等待张荫桓一行。
而在张荫桓和邵友濂到达日本前，日本天皇召开御前会议，讨论和中国是否议和及谈判的条件。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等人商议后认为，由于当时中国战场的战局尚未明朗化，特别是北洋舰队还有相当实力，这对日军的下一步计划和日本的安全构成了威胁，也严重影响了谈判的条件。因此，陆奥宗光与伊藤博文认为，现在还不是谈判的合适时机，于是便决定找出各种理由，以破坏谈判的进行。
张荫桓一行人到达神户后，一些有组织的日本人明显充满了敌意，他们一直跟随在中国使团的周围，并用各种无礼的言辞进行谩骂。当天的《日本每日邮报》也就此事报道说：“人们不能说清国使节在星期三受到的接待是个良好和平开端，就日本官员的态度而言，显然非常冷淡，必要的仪式成了草草过场的形式；就前来观看的民众的态度而言，任何一个旁观者都能看出，充满敌意，气氛仿佛达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当清国使节离开码头时，人群中顿时发出一阵长时间的叫喊声，情况变得严峻起来。
但幸运的是，人们没有把明显的敌意进一步变成行动。”
很显然，日本人的用意是破坏和谈。
由于日本对这次谈判毫无诚意，双方代表在广岛举行第一次会议时，陆奥宗光便借口中国代表“全权不足”，拒绝继续谈判。双方举行第二次会议时，日方再次提出所谓“全权不足”的问题，并蛮横地终止了会议。
更有甚者，在会议期间，清廷发给张荫桓和邵友濂的电报全部被日方扣留，日方禁止他们使用密码向国内拍发电报，后来甚至连明码电报也一起禁止了。在进行了各种肆无忌惮的侮辱后，日方以广岛是日本屯兵之所、不便久留为借口，干脆将张荫桓和邵友濂等人送到长崎，并限期离境。
历史就是这样，打了败仗再求和，总是处境艰难的。
当慈禧太后、恭亲王奕？、李鸿章等人在为议和而焦头烂额之时，日本大本营却正在制定更为大胆的侵略计划。
日本在明治维新、推行西化政策之后，由于本国的资源有限，于是便将侵略的目光投到了近邻朝鲜。在甲午战争中，日军对清军大获全胜，更是刺激了日本军人的胃口，小小的朝鲜半岛显然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野心了。
为此，日本天皇在皇宫召开了御前会议，商讨对中国的下一步对策和计划。当时的明治天皇40出头，他习惯性地留着一字横胡，其脚小时候便略有残疾，但这并不妨碍他的勃勃野心。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原第一军司令官山县有朋提出的《征清三策》。
山县有朋一向狂热好战，其在会议上大肆叫嚣：“我军应继续作战而不必顾及寒冷冬天，最后派兵在山海关附近登陆，然后进军直隶平原，寻找与清军进行决战的机会，然后将他们击溃，最后包围北京，迫使清国皇帝投降。我相信，我军是绝对可以做到的！”
首相伊藤博文听后却摇头反对：“山县将军的计划固然可以实施，但结果未必符合我国利益。我认为，按照山县将军的计划，如果在直隶作战成功、我军占领北京的话，将造成清廷崩溃而暴民四起的无政府局面。万一清政府土崩瓦解，到时将失去讲和谈判的对手，这对我国利益是极其不利的。更要提请注意的是，一旦清政府垮台，外国列强为保护各自的在华利益，那将极有可能进行联合干涉，如此一来，我们便无法从容应对了。”
外交大臣陆奥宗光对山县有朋的乐观表示怀疑：“据我所知，第一军在辽东作战，冻死冻伤的士兵不在少数，冬季在直隶作战，天寒冰冻，恐怕会更加困难。”
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佑亨也认为：“北洋舰队实力尚在，不可掉以轻心，如果山海关登陆的话，恐无大的把握。何况，渤海湾交通不便，运输也颇为困难。”
在阁员和将领们各自发言后，伊藤博文最后总结道：“首要的问题，是先保证本土的安全，试图控制整个清国既不现实，也无可能。我认为，目前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彻底消灭北洋舰队，解除后患。在解决了北洋舰队之后，我们便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占领台湾，随后再割占辽东半岛，最后占领满洲的全部。如果我们过分地进攻清国并导致清政府垮台的话，实在是下策。”
日本天皇问：“既如此，下一步该如何做？”
伊东佑亨提出：“现在辽东半岛的气温已降至零下七八度，西北风也有5至8级，岸上冰雪封冻，人马有冻毙的危险，登陆十分困难。如果我军要继续作战的话，最好的计划是进兵山东半岛，海陆夹击，消灭威海卫的北洋舰队。”
伊藤博文首先表示同意，于是会议决定随后进攻山东半岛，占领威海卫并消灭北洋舰队，进一步封锁渤海湾并威胁京津，胁迫清政府投降。
为了发动山东半岛的作战，日本大本营深感原有之侵华部队力量不足，所以随即决定组建新的作战部队。在伊藤博文等人的组织协调下，日本大本营以陆军大将大山岩为司令官，在重新改编第二军的基础上，又组成了“山东作战军”。
“山东作战军”下属两个师团，其一是日军第二师团，以陆军中将佐久间左马太为师团长，包括陆军少将山口素臣率领的步兵第三旅团和陆军少将伏见贞爱亲王率领的步兵第四旅团；其二是日军第六师团，以陆军中将黑木为桢为师团长，包括陆军少将大寺安纯率领的步兵第十一旅团和陆军少将长谷川好道率领的混成第十二旅团，总人数约35000人，战马3800匹。
“山东作战军”组建后，尚未加入战争的佐久间、黑木等部暂驻广岛，等待大本营的进兵命令。战争便是这样，日军在朝鲜和辽东半岛连连取胜后，日本人的好战心理已经大大膨胀，其野心和胃口越来越大，也变得越来越疯狂。
从之后的50年来看，日本的军国主义在把本国人民拖入深渊的同时，也把朝鲜、中国等国人民推向了灾难的边缘，其最终的结果，只是让亚洲人民蒙受苦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