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10年的文学答《南方周末》朱幼可文学像种地一样，一年到头，要盘算收成。我还真把每粒谷子都数了一遍，我们的现代文学馆专门按CIP号统计了一下去年到底出了多少长篇。过去也有统计，是论堆毛估，现在是数米粒儿，算下来的结果，形成纸质出版的近两千部。多乎哉？不少也。
每粒谷子数一遍是可以的，都吃下去不可能，这么多的长篇小说，估计没人都看过。我只看过十几部吧，有几部还是不错的。比如迟子建的《白雪乌鸦》，比如韩东的《知青变形记》。这两部小说处理的都是历史记忆，《白雪乌鸦》实际上是没记忆，谁还记得1911年的哈尔滨大鼠疫？今年正好是一百年了。写这样的灾难，西方文学是有传统的，中国文学没这个传统，所以《白雪乌鸦》会和西方同行们构成一种互文、竞争的关系，比如你会想起加缪的《鼠疫》。在这样的对比中，你就能看出，中国作家在处理这个题材时有自己的特点，很难想象加缪会这样看、这样写，而这种差异，正见出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知青变形记》也和奥维德、卡夫卡的《变形记》构成对话关系。我认为这是韩东最好的一部长篇，就像他早期的一些中短篇一样，那种简约、干燥的力量在极致中化为神奇。
2010年还有一个奇观：张炜的《你在高原》，这部书长达十个单元，三十九卷，用了二十年。二十年磨一剑，霜刃不曾试，今日把试君，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反正我是好奇，已经读到第四卷，不打算停下来，准备在春节读完，就当是一次登山锻炼。山阴道上，目不暇接，我想，读完了，会有很多话说。现在大家都忙，但一个重要作家，花二十年时间写一部书，至少在专业领域里值得郑重对待，不读不是作家的悲剧，而是我们的轻浮。
总的来看，去年的那么多长篇小说，有力地表达当下经验的不多。当然，看一下这一年的畅销书排行榜，你可能又有不同的观感，似乎大部分都是红尘滚滚，官场职场什么的，但是，在艺术水平上谈问题时，似乎又不能举出很多。所以，我特别注意杨争光的《少年张冲六章》，这部小说是写教育问题、青少年问题，这当然是社会的痛点所在，但是，你看下去，会觉得他写的要比这个更深更宽阔，是在回应一个“五四”式、鲁迅式的文学主题：我们怎样做父亲和做孩子、我们的民族性格和人生意义。这个主题现在没有过时，在杨争光这里它重新获得了一种人生的迫切性。
当谈到现实题材小说的匮乏时，我指的主要不是数量，而是，我们的作家有没有能力面对这个世界有所发现而提出自己的看法，有没有能力与现实建立起一种活跃的对话关系——我指的是从文学这个层面上提出的也只有在文学的层面上才能展开的看法，这包括了角度、方法和语言。所以，有两部长篇虽然很少引起注意，但我比较看重，即刘亮程的《凿空》和夏榆的《我的神明长眠不醒》。《凿空》里，人们深夜在地下挖洞，开辟了一个应对现实的独特角度，这地面上的、白天的、红尘滚滚坚实无比的世界由此被“悬”了起来，成了个问题。《我的神明长眠不醒》，就像这个题目说的，是一种真正有“我”的叙述。现在有“我”的叙事太少了，作家的态度越来越“匠气”，他是个熟练工匠，他和他的作品没什么内在关系，你很少能感到作家把自己放进去：这是我的血我的肉我的灵魂，我要面对和追究我这四分五裂不堪自问的状态。这样的写作一定是披头散发的狞厉的，不那么整洁，不那么光滑，但它直指人心。
或许，我们在2010年真的不需要读关于我们的此时的故事，因为生活中就一直在发生比小说更像小说的事件。富士康九连跳、学历门、钱云会命案等等，我们看到的是最为复杂、奇幻、超现实的故事，在这个意义上，小说面临的危机在这一年表现得最为尖锐，就是虚构的枯竭感。约翰·巴斯20世纪50年代就谈过小说的枯竭，现在我们正在以另一种方式经历这种枯竭：世界规定和制约着我们对小说的期待——准确地说是侵蚀了我们对小说的期待，我们期待于小说的是什么呢？是更多的虚构，还是假设隐藏于虚构之中的更多的“真实”？
2010年一个最突出的现象也许就是非虚构写作的兴起，到年底时，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在各大年度好书榜上频频上榜，而慕容雪村在传销集团的卧底行动先是成为社会新闻，接着《中国，少了一味药》本身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我并不认为《中国在梁庄》或《中国，少了一味药》具有多么重要的文学价值，但是它们在某些方面有力地回应了读者和作家们的焦虑。这里有一个因素：这两部作品都是作者在场的，而且不是一种被动的在场——你本来就在那儿，而是，他们都采取了行动，走过去，介入进去。
回想起来，正是这个因素暴露出了问题的焦点所在。这样一种外向的行动精神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专业文学话语中几乎是没有位置的，特别是90年代以后，作家与生活的关系问题几乎完全被搁置了。但是，在2010年，我有一个强烈感触，就是越来越多的作家朋友们、文学界的朋友们，觉得这样不行，那种犬儒式的、自命清高的态度有问题。非虚构一出来，如果在早几年，定是换取嘘声一片，但是今年不一样。我把这叫做重建“现实感”，我们的文学确实有必要重新思考与现实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因为，世界确实并不如我们所知。梁鸿的写作突出地表明了这一点，她就是从农村家乡走出来的，几乎年年回去，但是有一天，她忽然问自己：我知道农村现在怎样了吗？她发现她其实不知道。她不知道不奇怪，奇怪的是，我们很多作家和她一样不知道，还写了那么多农村题材小说，那是一种与真实的人生和真实的经验隔绝的写作，是文学惯例、知识分子话语和空泛的情感在那里空转。这样的虚构怎么能不枯竭？
非虚构的倡导和崛起，不是说要取消小说。当年巴斯宣布小说枯竭，小说也没真的死掉。重要的是作家们由此探索应对这个世界的可能的途径。我们都知道有问题，这个问题当然不可能仅靠某“一味药”来解决，但是，当梁鸿和慕容雪村走过去，站在那里时，他们的行动中包含着一种承诺，一种应许：就是叙事对这人世上的“真实”的承担，成了对泛滥虚构的一种救赎。
当然，我认为梁鸿和慕容雪村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没能充分解决一个问题：什么是文学能做的？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记者、一个社会调查者，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当代精神的见证者，是一个文学家？我一直期待着类似于诺曼·梅勒的《夜幕下的大军》、《刽子手之歌》那样的作品，依靠文学的叙述和洞察发现世界，在社会景象中、在哪怕最普通的一个人身上，我们看到人性的真实状态，看到史诗般的宏伟壮阔。
当人们对文学做出种种悲观评价的时候，作为一个局内人，我常常感到有趣：越是对文学作品了解甚少的人，越是有胆子下断语。对文学的傲慢，已经成为一种流行习惯，20世纪80年代是文学帝国主义，现在是经济学帝国主义、史学帝国主义等等。去年一个评奖中，评到最后，大陆的原创小说一本都没有，据记者说，这表明了专家们对当代文学的“不高兴”。那些专家我都熟悉，我肯定他们没看多少作品，“不高兴”大概只是为了表明他们的高雅和高级。
但另一方面，即使是比较熟悉当代文学的评论家，也大多是把眼光放在熟悉的、著名的作家身上，对偏僻的作家、偏僻的写作关注不够。有意思的是，在学院里，我们的学者费尽心机、四面八方地搜求和发现文学史上那些偏僻的作家和潜在的写作，但对这个时代的很多角落里的写作却不屑一顾。什么原因呢？可能是忙，没读到，也可能是，大家还觉得没把握。评论家其实也是为“习惯”所支配的动物，没形成习惯、没练出条件反射，他就不敢叫好，他也得“让子弹飞一会儿”，那不是从容，而是真的没把握。
我们现在缺乏对于文学创作中新因素的热情。2010年，有几个人的写作我认为是值得特别注意的，阿乙的《那晚十点》、周云蓬的《春天责备》、李娟的《阿勒泰的角落》和《羊道》、黄惊涛的《花与舌头》、蒋一谈的《鲁迅的胡子》，有的成书了，有的发在杂志上。你在阿乙那里能看到一种对泥泞生活极为冷静和犀利的洞察，他能够从这个时代的广博经验中提炼出形式。在黄惊涛那儿，思想、现实感和不羁的想象力熔炼在一起。还有李娟，这一年读者注意到了她，文学界却很少注意，我很少读到这样生气勃勃的散文，萧红一样，精灵一样，有天有地。还有周云蓬，那样的伤感、疼痛和愤怒。在中短篇小说中，今年我们也看到了鲁敏的《铁血信鸽》、《惹尘埃》和东紫的《白猫》这样的作品。这样的写作具有真正的迫切性——我的意思是，我们看很多小说很多散文，你感觉不到这个作者写它的理由何在，不写其实也行，不看更没什么，不过是老夫老妻过日子，今天早晨起来无事要写一篇。但在鲁敏和东紫这样的小说里，你能感到她真的是有所发现、有所争辩，半夜三更也要爬起来写下来。
疲疲沓沓人到中年的职员式工匠式的写作侵蚀着我们的文学。我宁可要不那么熟练但真正有生命激情的作品，也不要熟练的、挑不出毛病但三锥子扎不出血来的东西。大家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非虚构的兴起也涉及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作家的身份感、作家的生活状态和心灵状态、作家的工作伦理，都有一个重新建构的问题。
在2010年，另一个隐蔽的重要现象就是非职业的写作、真正的业余写作，他可能不是个作家，他甚至就没怎么想当一个作家，这反过来使他的写作更具内在的理由，不是因为他是个作家而写，是因为真的想写，有话要说。前边谈到的那些作者多少都有这个状态。在网上一些细分的社群中，你可以看到很多纯属个人兴趣的集合，很多面向小众、面向同好的写作，作者的来源、身份各异，比如很多理工科出身，有个马伯庸，好像是卖变压器的，他写很多历史散文，也没那么多清规戒律，那么多条条框框，写得好玩，朋友们喜欢，就这样写起来了。这样的写作会给文学引入很多新的因素。
诸如韩寒、李承鹏这样的作家是在更广大的社群中成长起来的。韩寒的《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很多文学专业人士仅仅把它当作一种市场现象。这不仅是市场现象，这是作家与他的读者的一种新型关系。这种关系里当然有一些“偶像”味道，但重要的是，围绕一个写作者，形成了一个明确的社群，在这个社群中，韩寒的小说不是仅仅作为一个文学文本被接受和衡量的，它是韩寒整个人的活动的一部分，和他的赛车、他处士横议的博文或杂文是一体的。李承鹏的情况也是如此。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时代，作家和他的读者的关系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原有的文学理论上的那种关系，那种吃鸡蛋不问母鸡的关系正在改变。所以对这样的作品，评论家和专家们感到茫然，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说，他们只看到这一本书，但这一本书不是一本书，而是一个话语场。
就我个人的阅读来说，这一年比较兴奋和沮丧的经验是读小白的长篇《租界》。这个作者我不认识，现在也没见过，很偶然看到稿子，看了几十页就兴奋，然后就急着要发，可惜别的刊物已经要发了。发了也没什么反响，书可能要在今年年初出来。没什么反响当然令人沮丧，但我依然认为这是我们现在很少看到的小说，有一种享乐的经验主义气质，有一种对世界与人性的广博的想象力。
说起想象力，也谈了很多年，总以为想象力不够那么就天马行空使劲想吧，但说到底，文学想象力是对人的想象力、对人的可能性的想象力。有记者问我，有些评论家认为麦家写到《风语》，越来越通俗了，文学性不够。我说，所谓“文学性”，你如果让这位评论家说，他一定说不清楚，实际上他心里有的，不过是已经形成的一套惯例，说到底是一套对人的既定看法和一套表达成规，有时作家的任务就是与这样的“文学性”做斗争。麦家至少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背景下开辟了一个新的对人的想象向度，不是日常生活里的那个“欲望”的人，而是极端情况下那个“意志”的人。文学所能给我们的最珍贵的东西，正是这种对人的满怀好奇的想象。
现在的问题可能是，我们太知道什么是“好小说”了。网络文学和市场对传统的文学形成了很大的压力，回应这种压力需要作家们高度活跃的创造精神，也需要评论家们开放的视野。但现在看来，我们回应它的方式常常是，得了一种纯文学厌食症，生怕不纯，生怕惹尘埃，把退缩当成坚守；但也要小心不要坚守成了“套中人”，发展成一种四平八稳、温柔敦厚的写作，让写作成了比老实。前些天美国的侦探小说家劳伦斯·布洛克来北京，我说我是他的粉丝，要去见他。他那是类型小说，在我们看来不登大雅之堂，但真比起来，劳伦斯·布洛克比我们很多所谓纯文学作家要高明得多。“纯文学”这个词很容易引起误解，纯不是纯净水的纯，文学一定要有广博的胃口。类型小说在这几年的迅猛发展，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学生态。
比老实的趣味的形成，有很复杂的原因，但是，这肯定是有问题的。这个时代如此驳杂宽阔，人的经验如此纷繁复杂，这样的情况下，那种艺术的平稳、那种世界观上的有把握，其实是极为可疑的，这不是有把握，而是无力感，就相当于用DOS系统去应对现在的海量信息和繁多功能，要不然你死机，要不然你把很多东西索性屏蔽掉。小说对现实生活表现乏力，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我不认为去年的文学观念有什么大的进展，有一些偏僻的相对陌生的面孔，一些具体的作品能看到新气象，但总的说来，缺乏奇崛的、挑战性的写作，太平稳，太老实。包括形式、语言，也是老老实实的，没有狂放、放浪的文学精神。
当然不是要回到20世纪80年代那种先锋写作，但能不能把如此混杂、如此多变的现实整合到写作中去，我觉得这是对文学极大的考验。现在不论是我们的艺术手段，还是看世界的眼光，都很难把握如此混沌的东西。你面对很多不知的东西，将其纳入你已知的逻辑，怎么能处理得了？于是大家就比老实，动不动叙写一个村庄的百年史，从民国写起，写得也很努力，但我很怀疑这有多少意义。
广州亚运会开幕式，那么多威亚飞来飞去，很险很炫很刺激，那几乎是整个时代感性与理性的一个隐喻：我们走在地面上，同时也在吊威亚，不能吊上威亚就筛糠，可能真的需要重新建立与自我、与世界的关系，重新思考与读者的关系。
2013年1月27日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