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对外感热病之研究，至逊清而大炽，彼时流派众多，其中以叶吴影响最大。该派在外感热病学方面，其刻意罗织，欲与仲景学说分庭抗礼之事实，无用讳言。正因为此，招致了不少治伤寒之学者的不满，他们认为叶派学说在理论上颇多疵谬，而治效亦并不可观，凭此欲与仲景学说相对抗，是狂妄。他们目击时弊，又因当时废止派大肆攻击《伤寒论》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故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批评，进行了抨击，于是，就掀起了寒温之争。对学术发展来说，开展百家争鸣，各抒己见，这无疑是好事。本文拟对叶派学说有过异议的医家，寻源析流，略作探讨。但其中有些重要医家，如陆九芝等人，因另拟有专文介评，故本文述及时从略。读者可以参阅下文。
探源
一、抨击叶派之肇始发凡期
最早对叶氏学说进行评批者，为吴江徐大椿（1693-1771）。徐氏宇灵胎，又名大业，晚年隐居洄溪，故又号洄溪老人，与叶桂齐名，为清代著名医家。经验丰富，博学多才。著有《医学源流论》、《难经经释》、《神农本草经百种录》、《慎疾刍言》，《伤寒类方》、《兰台轨范》等多种。其治学具有批判精神。他除了著《医贯砭》，专门抨击赵氏之学外，对《外科正宗》及《临证指南》亦作了认真评点。其于指南一书，有褒有贬，虽贬多于褒，但议论持平，大致恰当，尚易为叶派中人所接受。此所以徐评之《临证指南》，在叶派医者主宰医坛之历史条件下，一直畅行，而转求无徐评者，反不易得也。
叶、徐二人同时，而徐氏年齿较晚。叶派中尝有人论徐氏之评指南，云其“虽有失理微词，不能掩其大醇。”这只是嫌其有些措词，未免对前辈有失礼敬，对评批则基本上持肯定态度。唯王孟英为维护叶氏学说尊严，曾反驳徐氏，将其评点之认为失当处，列条指出，但为数甚少，足见徐氏之评批，可挑剔处不多。
究徐氏之最为不满者，为“治疟禁用柴胡”及治热入血室之亦塀弃柴胡，他说：“热入血室，柴胡汤为主力，此千古不易之定法，而此老偏不用柴胡汤，其治疟亦从不一用，口口声声推崇仲景，惟柴胡汤则视之如仇，专与相背”，“历古相传之定法，敢于轻毁，即此一端，其立心不可问矣。”又谓：“医者之学问，全在明伤寒之理，则万病皆迩。”而《临证指南》竟以偶尔受寒之小疾，充作伤寒一大法门，则平日所习何书？所治何疾耶？徐氏的这些批评，对后世抨击叶派之医家，很有影响。后人谓伤寒治法，至天士而失传；叶派对仲景之学，实阳奉而阴违，凡此云云，均****于徐氏，草灰线蛇，从上述评批中就已不难看出。而授叶派以复古派、卫道士反诋之口舌，亦已从徐批中即显露出可击之懈隙。
迄元和陆九芝出，则对叶吴之学，进行了激烈的抨击。究徐氏之于叶氏，尚属于评批，而陆氏之于叶派，已纯属乎驳斥。故抨击叶派之肇始发凡人，宜当以陆氏为代表。叶派中人，亦正因恶其开抨击叶吴学说之风，故对其攻排极烈。陆氏书，除《世补斋医书》及《岭上白云集》十二卷外，据其子润庠云：“尚有《驳评临证指南》一种，为先公未成之书”，惜未问世。《世补斋医书》共前后两集，前集刊于光绪丁酉岁，为陆氏手定本，名之日《世补斋医书前集》，盖以刊布者尚有多种故也。陆氏谢世后“是书风行宇内，群以未得见后集为憾。”门人冯叔莹乃锐然助其子任校雠之役，将所藏数种整理后于宣统二年付梓，名曰《世补斋医书后集》，前后两集各分上下册。冯心鉴谓其书开前贤之奥秘，创后学之津梁，足以流传不朽。又曰：综观其书，率皆发人所未发，解人所难解，晦者显之，略者详之，凡有妄解妄注，假名错简之处，不惮繁言辩驳而厘正之，大抵前集各种，以明理为主，后集各种，以辨误为主，盖欲病者不为医所误，医者不为书所误也。近人陈梦赉老亦谓其书绳前启后，颇堪矜式。其中尤以文集十六卷及不谢方一卷，影响最大。
略晚于陆氏，温热派著名医家柳宝怡，对叶吴之学也很有异议。柳氏不但说叶香岩治温病之法失之肤浅，批评叶派废六经而不讲，对吴鞠通犹痛加惩创，说其温病必始于上焦手太阴云云，背谬为尤甚。还通过节录他人之说，抨击吴鞠通“肆改原文，捏为圣训”“诬圣误世”。
约与柳氏同时，有雷少逸于1882年著《时病论》，内中有一篇“伤寒书统治六气论”，究其内容，也是为驳斥叶派观点而作。又莫枚士《研经言》中，有“驳临证指南二条”，谓“温热类，以神昏为心包络病，考古说神昏属阳明，见于《素》脉解厥逆及《金匮》中风等篇，而《灵》经脉篇释心包络经是动所生病，无神昏不知人说，则叶氏之于经学可知也。”莫氏认为：此为“徐灵胎所未及驳者，而误人也亦不浅”
略晚于雷氏，有绍兴名医何廉臣（1861-1929），初习仲景之学，继从樊开周游，于叶派之学，致力颇深，但出以问世，效者固多，尤有不效者，乃出门访道，遇名医辄相与讨伦，觉无所得而返，后与赵晴初切磋时病治法，颇有启迪。何氏著作甚多，其中如《全国名医验案类编》、《通俗伤寒论》（原书仅三卷，何氏加出发挥，内容比原书增加三倍）等，在医界影响均较大。其学术成就，亦主要在外感方向。何氏晚年，于叶派学说，也常有批评，他对时医“于古书全不讲求，专奉叶氏《临证指南》为金科玉律，依样葫芦”之风气，很为不满。他认为：温病新感少，伏气多，卫气营血的的辨证方法，只对新感温病尚可适用，又何以可辨一切之感证哉！故治宗六经成法而加以变通，认为：“温热病只讲三焦，不讲六经，此属妄言，仲景之六经，百病不出其范围，岂以伤寒之类，反与伤寒截然两途乎！叶案云温邪吸自口鼻，此亦末确，仲景明云伏气之发，李明之、王安道俱言冬伤于寒，伏邪自口内而发，奈和以吴又可《温疫论》混牵耶！”何氏曾将叶吴学派的四层三焦辨证法，与俞根初的六经辨证法，仔细作了比较，认为“远不逮俞氏发明六经之精详，包括三焦而无一遗憾。”但何氏治学，主张崇实黜华，以实用为原则，故善于采撷寒温二派之所长，并不完全摒弃叶派药法，加之从学樊开周时，专从叶法，自号印岩，以及批评叶派，较为温和等原因，故竟至被有些人误当作为叶派中人。实则何氏在学术上除了倡伏火之说，主张寒温一统，主张崇尚六经等，与叶派有着原则上之区别，故为绍派伤寒之中坚，而不能隶属于温热派。
绍兴名医中，对叶派学说有批评者，尚有近代名医杨****（1893一1948），杨氏为诸暨人。一名寄玄，字潜厂。著述较多，所编讲义及医著，约20余种。其中《内经哲学之检讨》一文，最为有声于医林。他在浙江中医专门学校任教时，于校友会年刊上，亦有批评时医泛用轻灵法之文发表，他说：“近世医家用药多主轻灵，视使用经方如犯大辟，不论急性热病，慢性热病，设病人体力尤强者，其入手数方，大抵以轻灵剂与之，幸而病愈，即自傲能以轻药愈大病，薄使用经方者为未达于理，观其所用，为‘轻透络热’，‘轻解气热’，‘辛凉发表’，‘宣通肺胃’诸药，无不作用轻微，经方家因斥为‘医不好病药不死人’之无聊剂，其病愈为自愈，而非药愈。”杨氏认为：轻灵剂“惟病轻者可用，”“惟病轻者有效，体力壮健者有效，若遇重病而予此种清轻疏通之剂，不仅迁延时日，直养痈遗害耳。”又说：“吾友徐君究仁，谓时令病轻证，其人体力强，本可自然治愈，虽发热恶寒头痛胸闷，与重病初期症状相似，但只用轻通疏宜之品数味，灵其气机，可随手愈，荆芥、薄荷，固可清热，桑叶、菊花、大豆卷、丝瓜络，无不可以清热而愈病，旨者斯言，得此中三味矣。”杨氏还认为：“解热剂如大豆卷、丝瓜络、西瓜翠衣、竹叶、荷叶、莲子心、灯心渚药，既非芳香，亦无作用，石斛、茅根、芦根等仅粘浆汁而稍有甜味，其不足以解热治病，尚待言哉，此等药仲景方中所不收，顾近人竟于此大发议论，不曰轻清透气，即曰轻清透络，此真庸人自扰矣。当急性热病细菌发挥其作用时，而谓用此等药即可解热，人其谁信。”“其人体强，自然疗能，由自救之结果而一旦解热，或病原体受生体抗毒素之防御而不能发挥势力，则其病亦瓦解，是其病之解除，非由此种药物之作用也明矣，医者不知自返，竟贪天之功为己功，因而推及此种药物医治之效能，其说之无当，亦明矣。”
杨氏总的认为：轻灵剂不足以治大病，若重病因以轻灵剂予之，可以无过而使用，其立心尚足问乎？杨氏治医，向无封畛之见，“以为医者天职，在能愈病，使经方而有益治疗，固当遵用，轻灵剂而有效病体，顾可薄视乎者，设存门户之见，药非轻灵，即为失叶法薪传，用必经方，斯为仲景信徒，不悟轻病与大方，是为牛刀割鸡，重病而予轻剂，是为以卵敌石，二者皆不可也。”这正是绍派对寒温之争所持之态度，但以上所引，反映了杨氏对叶派药法的批评，这也是十分明显的。
在同期校刊（第六期）上发表类似观点之文者，尚有寿守型等人，寿氏在《我对中国医学之认识》一文中，有“清代医学更趋袁落的原因”一节，谓：“叶天士派的轻清方法，使医生技术上退化不少。”徐究仁在《伤寒究三焦温热参六经之我见》一文中，除了对“温热病只究三焦，不讲六经，此是妄言”说表示赞同，并指出：“今之时医，每囿于寒温之畛域之见，不肯一用经药，苟遇此等证（柴按：指暑温等热病），仍用桑菊银翘等温病套方以为治，于是治之而无功，治之而益剧，虽不死于药，实死于贻误病机耳，医者之大患，奠此为甚。”这显然也是对叶派药法之批评。
二、攻排叶派之登峰造极期
从陆九芝对叶派学说进行激烈的抨击，后来一直发展到恽氏学派对叶吴学派的猛烈攻排，这是由历史条件所造成的，不能纯粹看作是文人相轻之结果。
这一时期，应以恽铁樵氏为代表。恽氏为江苏武进人。襟怀高洁，文笔矫健，其早年在商务印书馆主编《小说学报》时，取文一律以优劣为衡，佳者虽无名新进，亦获厚酬，否则即名家，亦摈而不录，至公无私，为时人所称顷。即此一端，其为人可知。
恽氏之世，消灭中医之逆流，其势汹汹，面中医界有些人却在散布“仲景学说已经过时”的错误观点，这与废止派的攻击《伤寒论》，在客观上起了异曲同功的作用。废止派的猖狂进攻，叶吴学派对仲景学说的曲解，以及当时中医界严重的党同伐异的不良风气，使恽氏深恶痛绝。这种环境，使得恽氏在论战中不可能平心静气地来讨论学术。因此，《群经见智录》尚是应战之作。《伤寒论研究》已含挑战意味。而《温病明理》确已不乏骂訾。恽氏对中医不会灭亡这一点，具有坚定的信念，他说：“谓中医将灭亡者，杞人忧天而已。”但他很看不起叶吴学派，认为叶派之流，一方面散布怀疑《伤寒论》的谬论，一方面“惟恐中医被取缔，妄欲结乌合之众以为党，以与潮流相抗，而号于众日，吾欲保存国粹，彼等野狐禅之医学，岂是国粹，亦安有保存之希望。”他说医家误治屡屡，覆辙相寻滔滔，皆叶吴王三家之造孽，惟叶派之流毒已如此，所以必须将其黑幕揭破。在《温病明理》一书中，恽氏就是这样地边批驳，边诃斥，他甚至说吴鞠通既不懂得六经，又不懂得三焦，创为谬说，致杀人千万，是投畀豺虎而不足辜蔽者。这样子的攻排叶派，真可谓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对废止派的反击与对温热派的驳斥，不加区别，一律猛烈攻排，在学术争论中发生这种情况，这是时代造成的局限性，如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不必为此而深责这位杰出的中医理论家，相反，在触处荆棘的环境中，恽氏不但站在与废止派论战的最前列，为捍卫中医学作出了贡献，而且不怕“群起而排之。，甚至在受守旧派医家及有力者所忌，终至遭到函授学校一度被迫停办的挫折之后，仍然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而且不屈不挠，急流勇进，于1933年重新开办函授医学事务所（问业者达五百余人），这种即无立足之地，亦决不随俗浮沉，违心佯狂的精神，应予高度评价。
恽氏的22种著作，其中《伤寒论研究》、《热病学》等都是论外感热病之专著，而《温病明理》一书，专以攻誹叶吴之学为主眼，故为研究抨击叶派医家学术观点的重要著作之一。此书虽主要是采撷陆九芝之说来表明自己的意见，但不乏引伸发挥之处，故其学术价值，虽在《温病论衡》之下，却远在《温热辨惑》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