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伦·路易丝·厄德里齐（Karen Louise Erdrich）1954年出生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是北达科他州龟山齐佩瓦族人。其父亲是德裔美国人，母亲是龟山地区的齐佩瓦族（Chippewa）人。1984年，厄德里齐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爱药》，获得评论界的极高赞誉。该书获得1984年美国国家图书评论家最佳小说，被翻译成十多种文字。《爱药》既是一部独立的作品，也是她创作的有关齐佩瓦族人民生活四部曲中的一部分。另外三部分别是《痕迹》（Tracks）、《甜菜皇后》（Beet Queen）和《宾格宫殿》 （Bingo Palace），四部小说分别代表自然界中的四种元素：水、空气、土地和火。她的第二部小说《甜菜皇后》描写20世纪20年代经济大萧条至50年代末中西部印第安居住区的欧洲裔美国籍城镇居民的故事。《痕迹》是厄德里齐创作的齐佩瓦族人民生活四部曲中的第三部，在时间上居于前两部之前，其中的许多情节都为后面发生的故事做了铺垫。厄德里齐的作品富有激情，既富于戏剧性，又夹杂着辛辣的讽刺、形象的比喻和鲜活的时代气息。这些小说都是描写北达科他州龟山保留地的印第安人以及印第安人与白人混血儿的生活，而实际上这也是作者个人生活的一个侧面。这些作品描写印第安人在白人居住区或印第安保留地生活的种种，以及他们的矛盾与困惑。1984年，厄德里齐发表了她的第一部诗集《明灯》（Jacklight），这些诗歌作品均源自于她的个人经历和她对中西部小镇生活的细致观察，展现了人性的脆弱和生命的力量。
《爱药》以北达科他州印第安居住区为背景，故事主要是集中在三个齐佩瓦族的家庭之间的恩怨情仇，围绕三个人物的复杂关系展开。玛丽·拉扎尔（Marie Lazarre）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女人，但她始终缺乏安全感，这使她一生都是在痛苦中度过。露露·拉马提娜（Lulu Lamartine）是一个感情充沛的女人，她在很小的时候就懂得人性既具有脆弱的一面，但同时也却具有巨大的潜能。纳科特·卡什帕（Nector Kashpaw）是一个英俊潇洒、极具魅力的男人，他喜欢露露，但却娶了玛丽为妻，所以他背着玛丽偷偷与露露相恋。玛丽渴望纳科特的爱，希望找到一种“爱之药”，一种能够产生爱并治愈伤痛的药。小说的中心人物是茹恩·卡什帕（June Kashpaw），因为所有的叙述都是因她而起。小说的开头讲述茹恩在北达科他州的一个新兴城市卫里斯顿（Williston）等待巴士返回印第安保留区的一段经历。她在酒吧中结识了一个白人男子，他答应开车送她回家，但在途中茹恩独自下车，一个人在暴风雪中穿越林地。第一篇故事叙述到此结束，从后面的故事中，读者了解到茹恩并没有回到家中，而是在回家的途中穿越林地时冻死在路旁。
作为龟山齐佩瓦族印第安部落成员，厄德里齐在《爱药》中描写了两个不同传统和背景的家庭：一是祖传的齐佩瓦部落文化传统，一是由那些试图使部落文明化的天主教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化。这些不同的文化传统对部落的印第安人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厄德里齐所呈现的就是这两个世界和两种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与张力，探讨齐佩瓦传统文化和神话（自然与超自然）的非历史性与社会现实中的现代性之间的张力，这种文化冲突和张力导致精神和心理的困惑与迷茫。小说着力描写了土著美国人为生存而不屈不挠的斗争以及他们为保护几乎被人遗忘了的文化遗产而做出的不懈努力。虽然厄德里齐的小说强调文化遗产的价值，但在《爱药》里，厄德里齐主要关注人物在协调和应对美国社会中白人主流文化的压力与维护印第安人传统的努力中所面临的两难境地。本章以厄德里齐小说《爱药》为蓝本，剖析在《道斯法案》影响下保留地印第安人的生活困境。小说以细腻的笔触勾画出印第安人对爱药的期待、渴望和追寻，这种期待、渴望和追求成为身份探寻的一种形式，最终，他们意识到只有回归到印第安传统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爱药》中的人物试图在两种文化中寻求一种健康的平衡，这种努力反映在人物的信仰、价值观、人物间相互关系以及个体身份概念之中，这种追求也成为个体获得主体意识和自我认知的过程。
民族历史与个体记忆
小说《爱药》是以回忆叙述为主体的小说，全书分为14个章节，每个章节都是一个独立的故事。最初，每个故事是单独发表的，每个故事由不同的人物讲述，每个人物的讲述都以回忆的形式记录下来。在叙述布局上，打乱了时间上的先后次序，这更符合记忆的跳跃性、不连贯特点，正因如此，小说讲述的不仅是印第安个人的记忆，而且是印第安人的集体记忆。整部作品围绕人物间的记忆展开，故事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割裂开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围绕玛丽·拉扎尔（Marie Lazarre）、露露·拉马提娜（Lulu Lamartine）及纳科特·卡什帕（Nector Kashpaw）三个人物的复杂关系展开。小说采用“讲故事”的方式，不同的叙述者共同讲述同一个事件的不同侧面，读者最终得以更全面地了解事实与真相。这种叙事方式是符合印第安人讲故事的文化传统，印第安的后辈们都是通过聆听故事，了解印第安古老的神话传说及先辈们的事迹。讲故事的传统承载着印第安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与记忆。同时，厄德里齐还融入了后现代作家的写作手法，时空交错、复式叙述和意象叠加等特征都显示出后现代主义对她的影响。
美国著名土著小说家厄尔索拉·勒·吉恩（Ursula Le Guin）这样评论《爱药》：小说的技巧采用“单一性和多元性”，“以激情与同情、孤寂与诙谐的手法揭示归属感与无归属感、作为孤立的个人与作为群体中的一员的两种境况”。吉恩的“单一性和多元性”概念精辟地概括了厄德里齐在小说中使用的叙述手法。小说一方面展示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也展现了齐佩瓦族人的精神归依与现实境况之间的张力。作者将两种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和文化传统并置，准确地再现了作为美国人和土著人、信仰天主教与信奉部落信条的矛盾与复杂境况。北美印第安人一直都处在白人的殖民统治之下，白人不仅剥夺了他们的大片土地，使他们丧失了自己的家园，而且还通过同化政策试图使印第安人放弃自身的文化身份。在同化政策的压力下，印第安人面临着多重选择：放弃印第安的传统，融入白人的社会生活；或者是坚守传统，追寻民族记忆，维护本族的文化身份。
印第安人的身份问题一直都是个模糊的概念。美国印第安作家T。S。索耶（T。S。Sawyer）曾指出，身份是一种概念，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生存环境中对周遭所发生事件的所感所想，是该民族对先辈们的所行感到自豪的途径，也是区分一个民族和其他民族的有效方式。个人的身份与其过去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而一个民族的文化身份也与其自身的民族传统、本土文化相互联系，因而一个民族的文化身份就是这个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凝结出的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上的一种精神凝聚力和物质积淀。对于身份的认定绝大部分依靠的是民族的记忆，记忆是追溯身份的根源，这是因为记忆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民族的历史与过去，记忆中保留着历史的印迹。根据社会学家哈布瓦奇的理论，记忆可以分为自传记忆、历史记忆、历史和集体记忆。自传记忆是由人们自身所经历的事件构成的记忆，历史记忆是只通过历史记录获得的记忆，历史是人们所记住的但是却没有有机关系的过去、集体记忆是构成人们认同的活生生的过去。记忆与历史、身份有着密切的关系，但记忆有时也会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因而对于一个民族记忆的研究就显得颇为重要，如戴维·卡罗（David Carroll）所说，“对于过去零碎记忆及历史片段的回顾是必要的，但这种回顾又是具有不确定性的”。《爱药》的故事探讨了印第安人记忆中的个体与群体经历、他们在白人世界里的身份缺席状态，以及印第安后辈们对于身份的探寻、民族历史记忆的选择过程。
《爱药》一方面描写文化传统的离析和个体的伤痛，另一方面又展现了回归健康和幸福之路。部落传统的“疗伤”使部落成员得以重新获得某种幸福感和归属感，这种归属建立在“超个人的价值观之上，包括社会、过去和土地，这些都属于部落的群体文化身份，而非个体对身份的界定”。文化人类学家露斯·兰德斯（Ruth Landes）曾指出齐佩瓦部落文化的公共和群体性质：“强调公共关系、邻里关系、宽容、敬老扶弱、平等、诚实等”，而那些无法与历史、部落族群或精神归依建立联系的，或其丧失历史记忆、土地眷恋和部落信仰的人则没有得到治愈的。超个体的自我并不意味着没有自我或身份，而是具有包容他人的开放性和宽容。“在齐佩瓦部落传统中，并没有一种独特的和绝对的自我概念。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没有个性和身份。因此，年轻人需要努力去寻求超自然的因素来填充自我的真空地带。”在小说里，齐佩瓦部落对精神境界和超自然力的追求是通过一些具有特异功能的人物和精神来实现疗伤过程的。小说中真正的“爱药”就是宽恕本身。除奈克托外，小说中所有的第一人称叙述者都讲述了如何与人分享故事来获得宽恕和改变的经历，而这一经历也影响了整个部落的人。
厄德里齐描写了人物不同的宗教信仰之间的冲突。在美国印第安文化中，“神奇”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那些与自然有着亲和力的人往往具有某种神奇的力量，而天主教则把这种神奇功能贬斥为超自然的领域。这种关于自然与超自然之间的人为界分与土著大同的思想相抵牾。齐佩瓦族人视神奇为其文化与社会有机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神奇力可以疗伤，也可能致伤，但神奇可以赋予人以某种神力。兰德斯指出，“齐佩瓦族人把所有宗教和神奇视为‘药’或力量，通过明察或洞见或仪式来服务于社会”：
齐佩瓦人把所有的生命视为与个体息息相关的神秘宇宙，因此他们对具有先知预见能力的萨满崇拜至极，因为萨满可以产生奇迹。萨满通过神奇的仪式、哲学冥思和法术，而局外人西方人的文明则对超个体神奇之力的偏见，把它与宗教区别开来，而萨满则是像我们控制电器开关那样易如反掌地控制超自然力。
在基督教中，对神奇力的信仰脱离了自然界，而进入超自然领域，神奇以及某些精神想像成为所谓某时某地发生的“奇迹”。基督的奇迹只限于《新约》中的礼拜日故事，而其奇迹行为也只不过是中世纪传奇，而非人们日常生活中所信奉的信仰。这种关于自然与超自然的区分不同于土著人把奇迹视为通过信仰和知识来获得的自然观。这种对神奇经历的不同评判标准构成了基督教与齐佩瓦族宗教之间的区别，也造成了人们关于自然与社会关系的不同认识。齐佩瓦族人把神奇或药物与社会功效联系起来，滋养了一种与部落社会紧密相联的宗教信仰。厄德里齐在《爱药》里弘扬了部落文化传统，萨满在为他人疗伤、救助家庭和服务部落时就会具有神奇力量，而当为了个人利益或家族和族群纽带断裂时奇迹就不再发生。
纵览美国历史可发展，印第安人一直处于身份缺席状态，并不能在真正意义上主导自己的命运。自白人登上美洲大陆的那一刻起，印第安人一直都生活在北美的殖民统治之下，被剥夺了大片土地。1830年美国政府的《印第安人迁移法案》，规定美国东部的印第安人全部迁往密西西比河以西的为他们划定的保留地，实行种族隔离。这些“印第安人保留地”绝大部分是偏僻贫瘠的山地或沙漠地带。印第安人长期遭到屠杀、围攻、驱赶、被迫迁徙等迫害，人数急剧减少。到20世纪初期，只剩下30多万人。直到1924年，美国国会才通过了《印第安人公民资格法》，宣布凡在美国境内出生的人均为美国公民。1934年，美国又根据罗斯福总统的“新政”通过了《印第安人重新组织法》，允许印第安人建立自己的政府，不再分配保留地的土地，停止强迫印第安人放弃传统文化和宗教的政策，印第安人的境况才有所改善。厄德里齐笔下居住在齐佩瓦保留地的印第安人一直都处于弱势群体的地位，几个世纪以来没有主权和公民权，饱受同化政策的压迫和白人殖民者对其土地和财产的剥夺。尽管如此，他们依然固守自己的生活方式，使家庭各个成员紧密融入家庭和社群之内。家象征着印第安的传统，个体只有回到家中，回归到印第安传统中，才能获得心灵上的安慰。在《爱药》中，很多人物因不同的情况而回家，如前面提过的茹恩，她在印第安保留地内出生，长大成人后离开保留地，而小说中对于她在白人世界生活的描述甚少，但从她在生命弥留的最后一刻所思所想可以猜测，她虽然受过白人的教育，接受白人的思想，但实际上，作为一个印第安人，她无法融入白人的世界，因而她最后的选择是回到印第安保留地，即使是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在小说的第二篇故事里，艾伯丁为了参加茹恩的葬礼，从学校开车赶回保留地。在家里，她切身感受到亲友们的伤痛以及家道的衰落。她与茹恩在某些地方有相似之处：她们都曾离开印第安保留地，试图通过融入白人世界来忘记儿时不快乐的记忆，她们学习白人的文化，选择在白人的世界里生活，但是她们依然与部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茹恩选择嫁给的人以及艾伯丁深爱的人都是她们的本族印第安人，白人的生活方式可能会给她们带来物质上的满足，但在精神上并不能给她们带来慰藉。在经历上，艾伯丁与茹恩有相似之处，但她们毕竟是不同的个体，她们的不同之处在于：茹恩在小说第一章中便离去了，但她的故事一直都在其他人的记忆中，人们对于她的死的猜测在一直延续。她是此后全部叙述的基础，所有的故事、人物都来源于她所在的两个家族。她的死为以艾伯丁为代表的印第安后辈们提供了对自己身份思考的机会，使零散的家又恢复为一个整体。茹恩在主流社会及齐佩瓦部落的边缘生活，地位卑微，而正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女人的死使分裂的家族又重新汇聚在一起。罗伯特·希伯曼（Robert Silberman）将《爱药》归结为“用一个年轻人的经历或者说是一个失败者的经历，来创造一个重要的戏剧性冲突，淋漓尽致地表现生活在群体中处于困境的个体形象”。茹恩就是罗伯特所说的“失败的年轻人”，整个故事都是通过她回家失败的经历引出的，而艾伯丁这个人物是活生生地存在的，她的存在营造了小说的叙述体系：不同的叙述者对于同一事件（茹恩之死）进行的交叉性的叙述。茹恩已经成为过去，而艾伯丁还依然生活在故事之中，二者一明一暗成为引导故事发展的两条线。
在印第安传统与欧洲白人文明两种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过程中，印第安人对于自己的未来不知该如何抉择，面对两种文化的冲击，他们不断挣扎与反抗。其实对于白人的同化政策，印第安先辈人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供后辈们参考与借鉴。以剥夺印第安人的土著身份、迫使其融入主流社会为目的同化政策，规定在印第安保留地中开办白人的学校并设立教堂，从而使印第安人在思想上接受白人的文化，改变自己本族原有的信仰。《爱药》中，人称“奔跑的熊”的纳科特的母亲对待同化政策的态度很独特。她不愿让她的两个儿子都去上学，把纳科特的弟弟埃里藏起来，只让纳科特去上学。但颇具讽刺的是，一直生活在印第安传统文化之下的埃里，是少数几个会说齐佩瓦族语的人之一，在族人中间受到尊敬，是“保留地内的最后一个独立捕获野鹿的人”，而接受过白人教育的纳科特却丧失记忆成为生活不能自理的废人。因而，印第安晚辈们从两个人不同的生活境遇推导出当年“奔跑的熊”的意义：坚持自身传统与文化的人能够自如地生活，受到本族人的尊敬，获得完整的的身份，而摒弃自身传统与文化的人，却连最基本的生活都不能自我掌控，不仅丧失了自己的民族记忆，连自我意识也丧失了。印第安人即使接受白人的文化，受到白人的影响，与白人共同生活在一起，也不能在白人世界找到自己的位置，因为他们并不属于那里，印第安部族才是他们精神的归宿。他们只有像埃里一样正视自己的身份，坚守传统，才能够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生存下去。
信仰的迷失
在《爱药》里，玛利亚·拉萨尔·喀什普钵衣基督教，把圣母作为偶像来崇拜，以此寻求某种精神上的慰藉。作者把年轻的玛利亚·拉萨尔扭曲、血腥的形象化为圣母的替身，凸显了玛利亚与其圣母利奥普多（在《痕迹》中是玛利亚的生母）之间的冲突。这里，《爱药》中对宗教的误解和亵渎都源于《痕迹》中的宝兰和利奥普多之间的争执，而玛利亚和宝兰归依天主教的原因也是出于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斯皮瓦克曾说，作为一个象征性人物，圣母玛利亚为妇女提供了一个得以进入主流符号系统而同时又不至于牺牲自己的生身母亲的途径。凯里·奥里芙（Kelly Oliver）指出，“认同圣母就意味着同时认同母亲和符号系统；即认同完美的、永恒而又神圣的圣母。同时也是认同了那个表明和界定她的语言符号系统。认同圣母，女人便认同了符号体系中的母亲形象。”玛利亚认同圣母不仅反映了她渴望寻求一个女性的宗教形象，而且也反映出她把利奥普多视为母亲的愿望。在《痕迹》里，尼姑利奥普多其实是玛利亚的生母，因此不可能是玛利亚的圣母，也不具备圣母素质。
克里斯蒂娃所描述的圣母玛利亚赋予信奉天主教的妇女和母亲提供某种具有特别意义的空间，但克里斯蒂娃进一步指出，认同圣母也是有危险的，因为它要求牺牲母性而归依神圣的符号系统，基督教传统把性等同于死亡，这一观念蕴含在玛利亚不孕而生的寓言之中。基督教神学在关于玛利亚的阐述中赋予玛利亚以所有女性中唯一能够永恒存在的形象。在这一形象中，母性的生殖力、****与死亡被消解。玛利亚渴望成为圣人，因为她把神圣等同于权利。在她的思想中，圣人已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她把自己想像成圣人，但同时又把圣母的金象与土著宗教的贝壳相联系：“这样一来，我就可以被纯金塑造，红红的嘴唇，我的脚趾像粉红色的小贝壳。”把两种宗教图像混合在一起的意象反映了被殖民者精神上的矛盾和混乱：一方面，玛利亚不得不认可殖民者的信仰，而在个人层面，又渴望获得一个美丽而强大的自我认同。在惶惶不安之中，玛利亚的意识层面暴露了这种身份意识的脆弱：
我感觉我缺少发自内心的声音来指引我。一片黑暗，没有自我。但那意象在脑海涌现时，我忍不住想把那玉米抛给鸟，然后跑掉。
我变成金子。我****着乳房，****泛着光，像宝石。我恨不能穿过玻璃窗，闭上双眼。渴望看到黑暗，恢复宁静。但这一切都徒劳无益。那意象又来了。我的胸脯上依旧像挂满了宝石。我穿越窗户，而她（尼姑利奥普多）却在吃光了我留下的残羹剩饭。
玛利亚没有自我身份，不知自己到底是谁，因此根据尼姑形象（圣母）为自己塑造了一个镜像，反映了她在潜意识中篡夺尼姑利奥普多的地位和权利的愿望。
然而，玛利亚并没有模仿圣母的事迹，而是根据宗教偶像和利奥普多的变态行为想像了一个自我形象。这种混杂的身份是成问题的。她想像的力量只是来自于她战胜了尼姑利奥普多。玛利亚承认，当她真的成为自己为自己想像的偶像时，一个梦想实现了：“我的肌肤变成了金黄色，我被人顶礼膜拜。我神奇地获得了圣人的地位。”对玛利亚来说，圣母象征着权利与荣耀。作为一个女孩子，玛利亚为自己白皙的皮肤感到骄傲，与《痕迹》中的宝兰一样，她抛弃部落传统，认同天主教的母性符号，她在虚幻中把自己想像成圣母玛利亚的行为表明，她已被殖民文化所同化，摒弃了自己部落的文化传统。这种虚幻的圣母情结似乎也使玛利亚在幻觉中获得了某种魔力，但厄德里齐并没有赋予玛利亚以基督教或土著宗教中的那种神奇力量，而是指出玛利亚从内心就缺乏对公正的主的虔诚信仰，因此奇迹也不可能发生在玛利亚身上。玛利亚的狂热与其说是对上帝的爱，还不如说是出于一种对利奥普多的恨与渴望得到利奥普多的爱之间的矛盾心理，反映了玛利亚与利奥普多之间的复杂情感关系以及她渴望获得自我、恢复健康和心理平衡的愿望，她的梦想是空虚而又短暂的。
小说中常常把尘土与死亡和利奥普多尼姑相联系，而水则象征生命和爱。玛利亚后来意识到她在尼姑庵中与利奥普多在一起的生活暗淡抑郁，是一种没有爱的生活，虽生犹死，因此她后来毅然放弃了这种生活，离开了尼姑庵。圣母代表了一种抽象的女性理念，而不是实实在在的女人，正如尼姑们象征性地依附于上帝并非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结合一样。玛利亚离开尼姑庵的举动是对这种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摒弃，从而走上了一条重新寻求健康和归属之路。圣母玛利亚是女性宗教力量的化身，西方文化强调玛利亚的贞节，从而否定玛利亚的****，圣母崇拜本身压抑了性本能冲动。《圣经》说，玛利亚不孕而生（因言而生），也就是父名、法典、《旧约》中的主之言。圣母崇拜强化了父权的符号系统，同时又压抑圣母中的处女符号，将其视为必须被控制的内容。后来，玛利亚在逃离尼姑庵的路上被奈克托截住，并失身于他，也是玛利亚放弃贞节以证明自己摒弃天主教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举动。
我们可以比较《痕迹》中的宝兰与《爱药》中的玛利亚。宝兰接受了基督教中的性压抑，控制自己的性冲动，而玛利亚则最终摒弃了基督教教义，失身于奈克托。在玛利亚自认为成为圣母之后不久，她就在离尼姑庵不远的山下与奈克托发生了性关系。作者有意把这两个场景并置在一起，强调人物对圣母权利和价值的摒弃和向土著自由文化传统的回归。玛利亚故意大张旗鼓地满足她的****，公然蔑视圣母贞节崇拜的教义。当然，在她失身于奈克托，玛利亚也失去了她在尼姑庵里对自己的正面评价。玛利亚不仅失身于一个男人，还失去了对叙述的控制权。此后的叙述由奈克托代替，奈克托则把自己作为叙述的主角，而玛利亚则成为配角。作者的叙述手法表明，玛利亚在失去贞节的同时，也失去了话语权，彰显了男性之于语言的优势地位。
玛利亚与奈克托发生了性关系之后，便不再认同圣母玛利亚，而她与旧身份的决裂则为她开辟了寻求新的自我的道路：成为喀什普太太，部落头领的妻子。但由于女性的力量在土著美国文化中已经不再具有效力，因此玛利亚的新的身份不是通过她自己来展现的，而是通过奈克托。虽然在小说中我们注意到玛利亚不断地追求权利，最后又失去权利，但她从未放弃过追求。作品呈现的是一个女强者的幸存者形象，而这一形象也最终赋予玛利亚孜孜以求的个体身份和主体性，从而获得了一种健康的、平衡的自我认同感。
从一开始，奈克托就隐约感到玛利亚骨子里渗透着一种倔强的固执，固执得就像一棵摇撼不动的树。像一只受了伤的牛犊，两眼闪着光，充满敌意，虎视眈眈地俯视着我，脸色苍白得像白桦树，掩饰不住内心的怒火。我想眼泪就要夺眶而出了。她会啜泣。但玛利亚是那种昂首挺胸、宁折不弯的树。
同宝兰一样，玛利亚也同样追求一种内在的力量。年轻时，她试图通过钵衣天主教来获得精神上的支撑。成年后，她又显现出自己作为女人和母亲的坚韧：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我嫁给了一个有头脑的男人。但这个男人酗酒成性，他的头脑对他来说没什么用处。他总是拼命地喝酒，除非我极力阻止他，把他用绳子结结实实地困在床上，否则他就会喝得酩酊大醉。我打定主意要让这个男人成为这个保留区里一个像样的男人。
虽然奈克托是部落的头领，但这个了不起的男人背后其实有一个了不起的女人。
不过，玛利亚与利奥普多的接触才真正迫使她去质疑自我。那是1957年的一天，玛利亚去见利奥普多，也就是在这一天，奈克托离开了她，去找露露。虽然玛利亚总是炫耀奈克托在部落中的显要地位，但利奥普多对此并不以为然，这无疑动摇了玛利亚的自信心。她从尼姑庵回来那天，她意外地发现了奈克托的情书。玛利亚设想着今后没有了奈克托的生活，也因而可以较为客观地审视自己。“即使有一天露露成为了齐佩瓦部落头领的妻子，那也没什么了不得。我还是玛利亚。玛利亚。海洋之星！”在经历了生活的这场磨难之后，玛利亚重新获得了自我，一个远离奈克托、远离圣母玛利亚的自我，这个新的玛利亚能够把她的思想中两种相互冲突的矛盾加以调和。自始至终，我们看到玛利亚始终在不懈地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她最终在个体与部落集体的关系和向部落文化传统的回归中找到了自己，并调整了她与露露的关系。
《爱药》描写了20世纪美国印第安部落保留区中的两个家族的历史和两个女强人的故事。年轻时，玛利亚以自己白皙的皮肤为自豪，蔑视自己的族人，渴望与白人站在一起；露露则对圣母玛利亚不屑一顾，而是遵循部落习俗，从部落文化和自然的关系中确立自己的归属和自信。与《痕迹》中她的母亲弗留尔一样，露露被描写成亲近自然的大地女神。“我热爱大千世界中的万物和生活在其中的所有生灵。我可以聆听风的呼啸和远处瀑布的声音。我会张开嘴，敞开心胸，让大自然尽情地流淌进我的体内。”在旁人看来，露露具有某种特异功能：“露露可以在厨房里欢快地跳跃。她好像用手指轻轻一指就可以让那些空空的器皿充满丰盛的食物，从烤箱里神奇地拿出香喷喷的食物。”露露拥抱整个世界和自然，具有一种神奇之力，表明她与土著部落传统水乳交融的亲和关系。
部落的印第安人对力量的观念来自于他们对人类与非人类之间关系的理解。他们相信，所有的生灵都存在于一个巨大的生存空间之中，相辅相依，而将其连接在一起的不是物，而是精神，其本质则是某种可以产生奇迹的魔力。
露露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万物平等的思想赋予她神奇的力量和自我认同。可以说，厄德里齐笔下这个生机盎然、意志坚强的人物证明，打破物理世界的边界可以强化人的自我，露露这种博大、宽厚、善待自然的情怀是获得健康和平衡心态的最好疗法。
《爱药》描绘的是一幅20世纪中期印第安人在白人同化政策下生活境遇的画面，以及齐佩瓦族人家庭中几代人的爱恨情仇，反映出保留地中几代人在白人文化冲击下身份缺失的状态，强调了印第安传统文化和民族记忆在印第安人身份建构中的重要作用，而这一切对于美国印第安文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厄德里齐也被称作是“讲述历史”的作家，厄德里奇的其他作品也大都围绕追寻文化身份和民族记忆这样的主题，并在表现小说故事情节的同时，展示出历史与记忆的关系。
传统与现代之间
由于历史的原因，土著美国文学致力于探讨文化身份主体，而在这一探求过程中，又不得不使用他者的语言。《爱药》对土著部落在文化身份探求和个人自我探求过程中的语言危机给予了关注。这种两难处境由于印第安人被囚禁在保留区内而恶化：即使在保留区内，印第安人也无法信仰自己的宗教或讲自己的语言。他们的文本都是用英语写的诗歌和小说，不仅他们的声音被压制，而且他们的语言也逐渐消亡。印第安人不得不使用属于父权社会和把土著美国人边缘化的白人的语言，这种两难处境导致一种心理语言学意义上的断裂和错位。
玛利亚的经历反映了印第安人这种两难境地。一方面，玛利亚认为，魔鬼撒旦讲的是旧的语言，齐佩瓦族语言是与邪恶相联系的。由于印第安文化信仰神灵，玛利亚常常把魔鬼解释为一种习以为常的存在。“邪恶是我可以信赖的东西。有时在睡前，他（撒旦）就会来，说着一种古老的语言。我会用心去听。他会告诉我一些他从未告诉过白人的事情。我熟悉这两个世界。”玛利亚把撒旦描写成熟知两个世界的智者，而撒旦又与印第安人有着亲密关系，似乎印第安人在她眼里有着某种优越感。但我们知道，玛利亚又为自己的白皮肤感到自豪，否认她的印第安背景，这种矛盾的价值观反映了她在两种文化和价值体系之间摇摆不定。她认为撒旦精通双语，因此撒旦并非完全是贬义的。玛利亚使用教会的语言，而撒旦则使用她的祖先的语言来控制她的灵魂。
奈克托丧失了对语言和记忆的控制力。由于奈克托无视部落传统，因此奈克托无法获得心理的平衡和宁静的生活，也无法在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之间找到立足点。在《爱药》和《痕迹》中，喀什普兄弟艾里和奈克托代表着语言和生活认同的复杂性。他们来自同一个家庭，却崇尚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奈克托摒弃了齐佩瓦族的口述传统，因而割断了与部落传统和语言的联系，而艾里则通过英语重新确立了他与部落的联系。《痕迹》里有这样一段描写：
艾里并不像他的父亲，也不像他的兄弟奈克托。他对生意、政治和教会不感兴趣，也没有去登记注册申请土地，而奈克托却什么都做。艾里连笔都未曾拿过，而奈克托却从小就学习写字。没到五年就会写字了，写得像那些尼姑们一样好。艾里从来不与当局打交道，没有进过教室，尽管他母亲曾经在教堂洗礼过，并试图让艾里做弥撒。可艾里只是坐在远离教堂的大树下。而奈克托却跟随达米神父做弥撒。
不过，尽管奈克托看上去很精明，但最终还是要回归部落传统以求归属。在《爱药》中，由于依赖白人的语言，蔑视部落传统文化，奈克托最终只能流落他乡。亚伯丁在谈起奈克托的处境时说：“许多年后，叔爷艾里依然思维敏捷，可爷爷却头脑混乱，语无伦次。真是不可思议。每当我走在他身边时，就感觉好奇怪。他神情恍惚，懵懵懂懂。”虽然小时候艾里讲不了几个英文单词，但他后来却比奈克托强多了。奈克托早先纯熟的英语到老时都丧失了，从而也把他与亚伯丁的关系忘掉了。通过对奈克托与艾里兄弟二人的对比，厄德里齐揭示了语言、知识与文化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
奈克托缺少内在的力量，一种自信和自我认同，他的自我建立在一些不切实际的理念之上，如坚信自己拥有强壮的体魄就可以征服女人。在他与玛利亚的第一次性接触中，他就用武力把玛利亚压迫在身体之下，后来又强迫露露与他发生性关系。这些强制性性行为与《痕迹》中艾里和弗留尔之间温情脉脉的求爱形成鲜明对照。奈克托迫切想要控制露露，以便获得自信，但他唯一的武器就是武力。最终，奈克托也只能依赖露露给他支持和指点，就像他此前依靠玛利亚的支持和指引一样。虽然他身强体壮，但感情却极其脆弱。奈克托只能根据自己的女人来确定自己，女人的意志、女人的言词和女人的自信维持了奈克托脆弱的自我。露露和玛利亚后来共同悼念奈克托时心心相印：
坐在这儿，什么也不说就足够了。我们以相同的方式来悼念他。就这样。这样就够了。我平生第一次看到另一个女人的感觉，这令我感到欣慰、惊喜，我知道前一天夜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也知道一切都将过去。她（玛利亚）的身体摇晃着，像一座影影绰绰的山峰，像一位慈祥的母亲俯身注视着她即将出生的婴儿。
玛利亚和露露逐渐地发现并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关系。他们以一种女性化的方式相互交流、沟通，消除了彼此的隔阂，也消除了相互敌视的过去，确立了和谐友好、相互关爱的联系。在他们寻求疗伤和平衡的过程中，作者揭示美国人和印第安人并非互不相容。在《爱药》的最后，利普沙最终回到部落的家中。厄德里齐的人物需要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变换角色。在她的作品中，威胁来自保留区以外的世界，来自主流文化。个体和部落的生存则来自于在两种不同文化中保持健康与平衡，维护自我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平衡关系。
厄德里齐在一次接受访问时说，“对于纳科特来说，他生命中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及他心中的内疚与自责都成为他记忆里与生活上的负担”，他不愿再背负着这些痛苦的记忆，所以他选择了遗忘。而记忆的丧失对纳科特，算得上是一种保护，保护他不再受伤害。在丧失记忆之前，他一直周旋于妻子玛丽和情人露露之间，使他在精神上饱受折磨，而后来他忘记了白人教给他的知识，忘记了过去痛苦的记忆，重新回到了印第安的传统式的平静的生活中来。在纳科特丧失记忆以后，艾伯丁试图向他了解过去的事情，纳科特却总是摇摇头，“我只记得日期却记不得发生过什么事情，记得住名字却又记不起他们的面孔，即使能记起一些事却又记不得是在什么时候或是在哪里发生的”。路易斯·欧文斯认为“对过去的遗忘就是自我的丧失”。纳科特对于过去的态度是有一定主动性的，他不想把自己的记忆停留在过去，所以他选择忘记他所拥有的记忆，放弃了在白人影响教育下的身份，重新回到保留地生活，回归到自己的传统。印第安后辈们经历的却是另外一种情况：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信奉和追寻着他们祖辈的文化传统，但他们本身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传统与身份对于他们的意义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茹恩的儿子金的白人妻子莱娜特带着微醉的神情对埃里叔叔说，“你告诉他们……他们应该了解他们自己的传统，因为当你不在了的时候，这些印第安的文化传统也和你一起都不在了。”这些后辈们或懵懂无知，或彷徨困惑，因为他们一直都处在不断的追寻之中。
虽然小说题名为《爱药》，但小说对于爱药的描写并不多。不过，书中的人物都对爱有着不同程度的渴求，这种渴求亦可以看作是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与肯定。玛丽渴望得到丈夫的爱，不断寻找爱药，是自我身份探求的一种方式，她寄希望于具有神奇灵力的外孙利普沙，希望通过他找到爱药。利普沙却不知如何向印第安的古老之神祈福，而是选择了一条捷径：从杂货店买了两个火鸡心，他告诉玛丽只要她和纳科特把生的火鸡心吃掉，便能使他们的爱一直持续到永远。最后的结果却出乎所有人意料，纳科特吃下用火鸡心做成的所谓的“爱药”窒息而亡，而玛丽也因此丧失了获得爱的机会。这一事件揭示出，印第安人面临身份的困惑，但却不知如何才能与现实世界达成和解与共识。
齐佩瓦族人的后辈们也在不断地进行着身份的探索，前文提到的玛丽的外孙利普沙，是茹恩的私生子，在小说的大部分章节里，他都不知道自己的双亲是谁，他没有自我、没有身份，甚至相信自己的母亲曾试图将他淹死在泥沼里，当他的表姐艾伯丁想要向他讲述他身世秘密的时候，他却明确表示他根本不在乎，“即使是她（母亲）跪在我面前，向我请求宽恕她对我所做的一切，我也不会原谅她”。小说的结尾部分，当利普沙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时，他帮助父亲逃到加拿大边境，并开始思考自己的身世，称自己寻找父亲的过程为“寻找”，他说“我必须开始寻找我们民族传统的真谛”。这一转变体现了以利普沙为代表的印第安后辈们对待部落传统的态度上的转变。作为印第安的后辈，他们从小接受的是两种不同文化的教育，印第安传统文化和白人所带来的西方文明，也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中，加深了他们精神上的困惑和迷茫。
与金、利普沙处于同一辈的艾伯丁，在15岁时，乘坐汽车离开印第安保留地到达白人居住区法戈，希望“弃暗投明”，摆脱自身的文化背景，投身于白人世界，但是由于她同时处于两种文化的边缘地带，她在白人的世界无所适从，像一只怯懦的小动物在白人五彩缤纷的世界中穿行。她惶恐不安地在大街上游荡，内心充满了迷惘与困惑，但她遇见了带给她心理安慰的亨利，而亨利是一个印第安人。那时，他刚刚从越战归来，内心千疮百孔，也在寻求安慰的他，在不经意间却带给了15岁的艾伯丁片刻的温暖。这一章的标题是“桥”，这座桥是沟通之桥，是架起在印第安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沟通之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