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哥伦布后裔》（The Heirs of Columbus，1991）中，杰拉德·维思诺以谐戏调侃的方式重写哥伦布的故事，将哥伦布的身份、血缘和叙事传统置于多元文化的阈限空间，通过文化谱系学的构想，呈现哥伦布文本传统的混杂性，质询传统历史话语中的两元思维定势。叙事穿梭于小说、传记、历史、神话、幻想、航海日记、地理杂志、地方志、人物志等多种文类之间，呈现了众声喧哗的历史图景，挖掘哥伦布遗产所具有的种种可能性，为思考美洲的殖民关系开启了新的思路。本章从小说的话语传统和历史语境入手，探讨小说叙事的阈限空间、政治策略、价值取向和现实意义。
1492年哥伦布首航美洲，开启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在随后的五百多年里，世界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大陆的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对世界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美洲大发现打破了世界各地区间相对隔绝状态，各大洲、各民族间的往来日益频繁，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对世界市场的形成和人类社会的进步起了巨大促进作用。另一方面，美洲发现也开启了世界性殖民掠夺的历史。在随后的几个世纪，欧洲殖民者对美洲大陆进行政治控制、经济掠夺和文化渗透，无数印第安人被杀害，自然资源被掠夺，印第安文明遭到破坏，这些都严重阻碍了美洲社会的发展。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脱殖运动和民族主义的兴起，要求重新评价哥伦布历史功绩的呼声不断高涨。在1991年，哥伦布发现美洲500周年之际，许多美洲印第安组织纷纷举行抗议活动，呼吁拉丁美洲人不要庆祝“哥伦布日”，因为哥伦布给他们的民族带来的只是奴役、屈辱和种族灭绝，并将这一天改为“土著抵抗日”。杰拉德·维思诺的长篇小说《哥伦布后裔》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版的。作为一部重写哥伦布历史的小说，《哥伦布后裔》一反盛典引发的纪念浪潮，以谐戏调侃的方式重新讲述了哥伦布的故事，探讨哥伦布历史遗产所具有的新的可能性。诚然，任何一部关于哥伦布的小说创作都绕不开数百年来哥伦布的话语传统。维思诺重写哥伦布，自然出于对这个传统话语的种种不满，因为无论对哥伦布的历史功绩作何评价，美洲印第安人始终处于受害者的地位，这个话语传统固化了美洲印第安人的刻板形象，强化现行的思维定势、权力结构和社会秩序。为此，维思诺把哥伦布想象为曾经“发现”欧洲的玛雅人的后裔，将其身份和血缘置于多元文化的“阈限空间”（liminal space），挑战传统历史话语中两元对立（征服者与受害者、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叙述模式。依照小说的叙事逻辑，哥伦布不是发现了美洲，而是回归美洲，这样一来，小说不仅颠覆了正统历史话语中文明与野蛮两元对立，还喻示了美洲大陆多元文化的图景，为重新思考美洲的殖民关系开启了新的思路。
作为能指符号的哥伦布
杰拉德·维思诺是当代最多产的美国印第安作家之一。虽然维思诺的创作十分繁杂，很难纳入常规的文学范畴，但他的作品都探讨同一主题，即，如何真实地再现当代印第安人身份的复杂谱系。在美国，无论人们采取何种方式讨论种族和族裔问题，美国印第安人始终都处于一个充满歧义和模糊的地位。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学术界的论题从种族过渡到族裔、从多元起因到单元起因、从大熔炉说到族裔本质论，印第安人最终都无法被同化进主流文化，也无法被轻而易举地纳入该文化试图对其进行描述的话语体系。他们是美国宪法中唯一被指名道姓的群体，与其他少数族裔群体不同，他们不是移民美国的居民，而是本土居民，拒绝接受白人主流社会的道德伦理价值观，拒绝加入美国社会的主流群体，但同时又与美国黑人不同，因为他们并不能够也不愿意按照种族的范畴来确立自身的合法地位。美国印第安人在起源和认同方面是复杂的、独特的，因而也容易被神秘化、浪漫化。尽管关于印第安人身份的讨论大多围绕血缘和种族，近年来，印第安作家们试图超越这一模式来再现个体和群体在身份选择上的多样性，在维护基本价值认同的同时又各自保持着自身的差异。在杰拉德·维思诺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最有力的去神秘化策略，他机智而又荒诞的叙事不拘泥于形式的局限，自由穿梭于小说、自传、历史、神话和幻想之间。虽然他的有些作品是明显的虚构或报道，文学类型总是呈现出不确定的状态，时刻提醒读者注意每一个叙述情景的复杂性，注意关于美国印第安人的再现和自我再现中的微妙差异。自从维思诺出版他的第一部小说《熊心：后裔记事》（Bearheart：The Heirship Chronicles，1978）以来，他出版了一系列作品，包括《自由的魔法师》（The Trickster of Liberty，1988）、《大地的沉思》（Landfill Meditations，I991）、文集和报告文学《The People Named the Chippewa，1984）和《混血》（Crossbloods，1990）、自传《内心的风景》（Interior Landscapes，1990）和长篇小说《哥伦布的后裔》等。由于维思诺作品中有意抹杀文学样式的界限，而且书与书之间的素材重复出现，很难把他的这些小说单独进行研究，所有的作品可以说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同一个问题：如何相信并表现一个可行的令人信服的当代印第安人的身份。
维思诺不仅关注当代印第安人保留区的生活，还关注印第安人在城市中的境况。维思诺试图摆脱那个坚持在创作中（如果不是在生活中）重新找回印第安人纯粹历史和过去的那个文学传统。对大多数印第安作家而言，他们与历史和部落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承认这一点对确立族裔身份是不可或缺的，从而描述究竟什么构成了印第安人的族裔特殊性和差异性。然而，对印第安人来说，这个历史充满了曲解和误解，以至于它已经无法挽回。但当代关于印第安本质的阐述似乎都深深地纠缠在这个历史之中，不能自拔，也深深地陷入这些广为扩散的关于印第安人身份的意象之中。安贝托·艾科（Umberto Eco）曾用“超真实”（hyperreality）一词来形容美国人对于本真和真实性的渴望，他说，美国人为了得到这个不可欲求的本真，他们不得不杜撰绝对的赝品，从而真实与幻觉之间的界限从此消失。这种文化包装和历史消费主义充斥了美国社会。“从这个意义上，在社会科学领域、电影院和大众媒体中，部落人民被杜撰为‘绝对的赝品’。”
维思诺认为广泛存在的在场景和造型上来捕捉印第安人形象的做法其实最终是把印第安人固定下来，强化他们作为“消失的美国人”的刻板形象。维思诺的人物采取一种文化消解策略，去颠倒文献、稀释数据、溶解历史时间、释放被捕捉到的形象中的压力，暴露部落的发明者的面目。可以说，维思诺笔下的人物以自身的行为贯彻了作者的意图。这种写作策略不同于对于刻板再现的简单休整或忠实于历史真实。维思诺所看重的是其内在的矛盾张力。维思诺指出，如果部落文化在颠倒的脱衣舞中被殖民化，那么，部落不是通过****来获得自由，因为那本书就没有任何身份，而是创造性地诱惑性地演示服装和遮掩：“我们失去了皮革和羽毛，别无选择，被人失败地凝固于历史之中，但通过神秘的讽刺我们可以颠覆那些虚构，在我们仪式化的脱衣舞中，那些虚构便会自行消失。”对维思诺来说，对于错误意象的最有效的抵制措施不是建构更准确、更完美的历史，而是运用幽默、神话、梦幻的创造性意识，去解构这些流行文化意象，采取坚定的道德立场，强调与口述传统的结合。他需要一种“神话般的讽刺手法，不是作为一种道德训诫，而是在一场文字战争中跳一场脱衣舞，打破时间秩序”。在讽刺策略中，维思诺并没有采取建立在印第安或血缘身份之上的居高临下的立场来说话，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在后现代语境下，没有人可以轻而易举地跳出这些相互之间纠缠在一起的文化意象和意识形态的影响，特别是对血缘关系或种族认同的诉求更是充满了语言和文化的荆棘和陷阱。
尽管维思诺在他的自传《内心的大地》中憧憬“大地万象更新”的理想时代，并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早期部落图腾丹顶鹤的源头上去，并声称要“把部落传统发扬光大”，但他非常清楚并时刻注意避免将那个传统理想化。“我的爷爷并没能听到城市里丹顶鹤的叫声……我的父亲死在一个再也没有丹顶鹤翩翩起舞的地方，一个部落图腾早已寿终正寝的时代。”那个后来逐渐长大成人的自我形象其实是一个被部落印第安传统神秘化了的形象。例如，他描写了他在米尼亚布勒斯的城市环境下长大，在学生时代的一次夏日宿营曾经来到他祖先的白地保留区。白人学生表演了一个模拟印第安人的仪式，后来他把这个仪式描写成为“一次充满了种族主义的冒险的轻歌剧”。但这说明他能够通过写作与自己和部落的过去的历史建立有意义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并非来自于一种纯粹的印第安意识。
在《齐佩瓦人》中，维思诺没有大谈特谈部落的起源和部落传统，而是选择了他的混血祖先的一场婚礼作为关键的起点，描写一个齐佩瓦族女子与一位法国皮货商布瓦罗之间的婚礼。这次婚礼的消息出现在白地保留区的报纸上。维思诺也没有刻意强调纯种部落祖先，而是呈现了一个混血作家和艺术家的形象，强调像白地保留区的混杂和多元性质，为跨种族间的通婚和文化杂糅提供了双重文化的环境。维思诺批评种族纯粹论，指出一些保留区的传统可以追溯到黑人或白人文化历史中去，这些往往都为人所忽略，而仇恨白人和黑人的那些混血一定也仇恨时间和空间本身。
维思诺关于保留区的处理是独具匠心的，但他的创作中最有特点的方面还是把保留区与城市融合在一起。他发明了许多词汇，诸如“城市皮货贸易”和“城市保留区”等词语来强调文化和经济力量的延续以及新型的复杂关系。他试图让城市里的印第安人（现已占印第安总人口的半数以上）得到完全的承认并有资格享受在保留区中才能够享受到的政府的服务。在他的写作中，他坚持主张，作为混血印第安人，不仅仅意味着只是一部分的印第安人，因为这等于承认印第安性完全由血统论来界定。他提出混血是印第安人生存策略的象征：“混血是一个新的隐喻，体现了部落集体文化与地址传统的城市文化表象之间的互动。混血存在于神话和自传之中；印第安人在保留区和城市之间行走，关于丹顶鹤的神话故事也带有魔法师的印记。”
混血或魔法师（二者已成为同义语）游离在维思诺对神话和自传的复杂而又巧妙的融合上。在《语箭》（Wordarrows）和其他著述中，维思诺刻画了一个叫克莱门特·布瓦罗（Clement Beaulieu）的人物，这个人物的名字是根据不同的祖先名字修改成的，来作为作者的替身，从而避免了使用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局限。在整个创作中，始终存在着关于他的叙述身份和地位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即使在《内心的土地》这部最直截了当、也是最为令人困惑的自传体著作中，书的副标题指涉自传中的“神话和隐喻”，因此全书始终采取了迂回和隐晦的方式来进行叙述。在维思诺看来，采取固定的或连贯的“我”和“我们”来叙述，有着被界定为县城的印第安人身份模式中的危险，成为一个“被发明的印第安人”。在维思诺最晦涩的作品《四个皮文件》（Four Skin Documents）中，第一人称叙述者作家以诙谐幽默的方式表达了作者的思想。叙述者是一位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生，同时也是一家情报机构的信息员和小说家，与两个独立的电脑编辑有着联系。出版社和情报机构各自出于不同的目的利用他的故事，反映了当代社会中信息传播的交互性，暗示了维思诺的后现代意识：即使最具颠覆性的思想也难以逃脱被商品化的命运：“通过计算机，在相互连接的无尽的现实之中，他可以超越政治和虚构的常规领域：小说的开放世界是具有政治性的，但信息人的秘密世界确实与神圣领域相通的神秘连接，是一个对我来说更为真实的事件。我就是电脑中新的部落历史记忆。”假如我们把自由和在电脑中找到的个人力量视为与传统神话和智慧中的精神相同的一种存在，这表明维思诺也很难在部落传统与后现代和解构主义的怀疑论做出妥协。
虽然维思诺意识到印第安人所面临的种种不利条件，他对那种反对混血隐喻的立场持怀疑态度。维思诺与当代激进印第安文化运动一直处于一个很艰难的境况。他过于直言不讳，甚至导致有人威胁他的生命。他对这些文化积极分子的批评在于，这些人延续了印第安人的错误形象再现并使之永久化，在这一点上，他们做的比起白人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还批判其中的某些印第安领袖有着投机倾向。“美国印第安人运动是一个激进的城市组织，其成员常常试图像武士英雄那样威风凛凛地回到保留区。”维思诺对那些印第安人身份的多情善感的眷恋抱有鄙夷之情，拒绝散发那些经过商业包装的印第安人形象。例如，佩戴珠子、骨头饰物、皮革、彩带等，这不仅仅是风格问题，因为这些饰物隐含着对印第安人本质的诉求，具有普遍的代表性。其实，大部分激进分子在保留区里并没有代表性，通常无视部落政府。维思诺对他们的言辞和毫不妥协的立场持批评态度。鉴于土著身份话语的复杂性，维思诺避免使用印第安人这个词，而代之以“部落人民”（tribal people）和“混血”（mixed-blood），前者暗示一种基于血缘和氏族谱系之上的身份概念，后者则指向这种身份的当下状态，这两个词语反映了当代印第安人身份话语中的两个维度。在维思诺看来，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后者既是对建立在血缘和氏族谱系之上的部落身份的补充，又隐含着对传统身份话语（本质主义）的超越和对现实（印第安社区）的承诺，二者之间变动不居、相互渗透的关系构成了维思诺小说中的“阈限空间”。
“阈限空间”概念（liminal space，拉丁文limen，意为“门栏”，指中介性或边缘性），最早由法国人类学家范·盖内普（Arnold van Gennep）和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提出，指介于分离和聚合的中间地带，代表歧义性、不确定性、边际性和过渡性，后来被扩展到政治和文化意义上使用。在后殖民研究中，特别是在赛义德和霍米·巴巴的著作中，阈限空间是一个重要范畴，与混杂性（hybridity）相联系，对于描述某些社会和文化现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霍米·巴巴在讨论民族与叙事的关系时指出，处于不同身份认同缝隙之间的境况体现了文化的边际性和临界状态，展示了民族作为“文化现代性的阈限空间”（liminality of cultural modernity）。在文学艺术作品中，“阈限空间”还指以混杂性、歧义性、重叠性、异质性和不确定性为特征的文本空间。维思诺的“混血文本”概念（mixedblood text），即源自不同文本传统、由混血美洲人创作的文本，便是集混杂性、歧义性、多元性为一体的阈限空间。作为齐佩瓦（Chippewa）部落的混血后裔，维思诺的创作继承了部落传统，同时又突破了传统身份话语的局限。维思诺坚持使用“混血”一词来界定当代印第安人身份，强调土著文化传统在历史和现实中的混杂性，并以此作为一种生存策略。他认为，在当代社会，无论在种族还是文化的意义上，印第安人都是混血。虽然对大多数印第安作家而言，与部落的关系是确立土著身份的前提，但在历史话语、大众文化和文化消费主义的大潮中，印第安人对本真性的渴望已经被所谓“超真实”（hyperreality）所淹没，身份话语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在社会科学、影院和大众媒体中，部落人民被杜撰成为‘绝对的赝品’”，而土著作家、艺术家和批评家对传统的诉求也难以摆脱身份话语的怪圈。为此，维思诺在创作中采取抵制和消解策略，以释放凝固于历史影像中的张力，以达到去殖民化的目的。维思诺指出，“我们被打败了，失去了皮革和羽毛，被凝固于历史之中，我们别无选择。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神秘的讽刺手法去颠覆那些虚构和刻板形象，在仪式化的层层剥离中，那些虚构便会自行消失”。应该说，维思诺对哥伦布历史遗产的处理集中体现了这种去殖民化的写作策略。
关于哥伦布，美国文学中有着很长的叙事传统，也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意蕴。正如维思诺所说，“多少个世纪以来，哥伦布在这个崇仰他胜过崇敬自己总统的文化里被奉若神明，人们对其冒险经历的崇仰胜于宗教狂热，他那至高无上的荣耀也使他一直凌驾于那些被他所奴役和灭绝并永远沉寂在历史废墟中的部落人民之上”。维思诺在《哥伦布后裔》中调动了全部的叙事资源——真实或虚构、历史或现实、文本或口述——探究美国文化中的哥伦布情结。因此，要解读这本书，我们需要把它放在哥伦布话语传统中来考察。从1492年哥伦布首航美洲巴哈马群岛中的瓦特林岛起至今的五个多世纪里，世界诸国的历史学家、地理学家、政治家对哥伦布及其美洲“发现”之谜所做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哥伦布的故事也以多重面目出现在文学艺术作品和民间故事中，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以不同的方式被讲述，包括哥伦布的殖民使命、殖民策略、探险以及各种冠以哥伦布之名的地理大发现。由于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哥伦布的研究徘徊于历史迷宫的一个个误区之中，近代几百年的西方历史也给这一事件套上了“欧洲中心”的光环。西方史学界关于哥伦布航海的动机与目的的各种理论，“己知论”、“天意论”、“亚洲论”、“进步论”或“偶然论”，都没有超出欧洲进步论的范围。近年来，哥伦布更是个充满争议但却炙手可热的历史人物。仅《哥伦布后裔》出版的1991年，各国出版的有关哥伦布的书籍就超过以往五百年间此类出版物的总和。美洲大发现的历史叙事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历史链条，在这个链条上，美洲印第安人始终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
在美国，哥伦布往往与美利坚文明的历史相联系，成为民族国家成长的隐喻。19世纪美国诗人惠特曼在《草叶集》中一首题为“哥伦布的祈祷”（Prayer of Columbus）的诗便是这个传统的集中体现。这首诗发表于1874年，当时，惠特曼患严重瘫痪病，诗中的哥伦布也是诗人自己的写照：“一个受够了打击和摧残的老人，/被抛弃在这片野蛮的岸上，远离家乡，/被海洋和阴沉而倔强的双眉紧锁着，沉闷地度过了十二个月，/悲痛，折磨得浑身僵硬，病得差一点死去。”这首诗反映诗人的备历坎坷、贫病交加的处境，与当年哥伦布的处境有相似之处。不过，诗人最倾慕的还是哥伦布对上帝的向往和无畏的探索精神。直到诗人逝世前不久写的最后一首诗《哥伦布的思想》，那位“遥远的发现者”始终是他终身缅怀的探险家和最伟大的开拓者：“那种动力、热忱，那种不可战胜的意志，/那种强有力的、能够感受的、内心的决策，比说的话还强大，/上天传递给我的信息甚至在睡梦中都在悄悄对着我耳语，/这些促使我前进。”惠特曼对哥伦布的崇敬和讴歌代表了19世纪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在惠特曼看来，美洲大陆是个人主义精神得以发扬光大、自由开拓的广阔空间。安东尼·德沃夏克创作《新世界交响曲》的1893年，在芝加哥举行的哥伦布周年庆典仪式上，哥伦布被誉为美国立国精神的象征，联邦政府还颁发了印有哥伦布肖像和“圣玛利亚”号的纪念币。同年，美国历史学家、“边疆学说”创始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在美国历史学年会上提交了具有轰动效应的《美国历史上边疆的意义》论文，把边疆界定为“文明与野蛮的分界线”，西进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文明征服野蛮的进程。S。E。莫里森（Samuel Eliot Morison）在《哥伦布的一生》中对哥伦布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虽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属于那个业已消失的时代，但他已成为新时代的标志，象征着希望、辉煌和伟业。他信奉中世纪的信仰，却走向了现代的结局。克里斯托弗，基督福音的传递者，将是欧洲复兴谦卑而骄傲的使者。”一百年后的1993年，美国政府再次颁发纪念哥伦布五百周年纪念币，前总统里根称哥伦布为“远见卓识、勇气过人、憧憬未来的梦想者。哥伦布就是美国梦的发明者”。在关于哥伦布的历史、传记、文学和政治话语的字里行间，充盈着对欧洲现代性的张扬和对欧洲文明的赞誉。
近年来，学界试图从殖民关系角度重新审视和评价哥伦布及其遗产，值得一提的是科克帕特里克·赛尔（Kirkpatrick Sale）的《天堂的征服：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与哥伦布遗产》和兹微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的《美洲的征服：他者的问题》。赛尔把哥伦布对土著人的征服、殖民、驱逐和奴役行径视为历史评价中的重要内容，托多罗夫则把哥伦布描写成一个暴君，时而把土著人视为“崇高的野蛮人”，时而视其为“肮脏的牲畜”。在这两本书里，哥伦布不再是英雄，而是西班牙帝国殖民征服的先行者。这些争议反映了历史评判上的分歧，但无论对哥伦布的评价如何，美洲印第安人要么是欧洲文明的受益者，要么是殖民主义的受害者，这两种地位对当代印第安人来说都成为历史的重负，前者迫使他们放弃传统、融入主流社会，后者则要求他们拒绝主流社会的价值观，沉溺于那个不复存在的理想过去，这两种选择的最终结果都是强化现行的权力结构。因此，如何建构一个能使土著社会摆脱历史重负、实现其传统诉求的历史空间，就成为时代的要求。
在拉丁美洲文学界，作家和艺术家们近年来也开始，出现了重写哥伦布的文学作品，如阿根廷作家亚伯·普西（Abel Posse）的《天堂的狗》
（The Dogs of Paradise）、墨西哥小说家卡洛斯·费恩德斯（Carlos Fuentes）的《未来的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 Unborn）、墨西哥诗人和小说家霍梅洛·亚里吉斯（Homero Aridjis）的《1492：璜·卡贝兹帝恩·卡斯蒂尔的生平记事》（1492：The Life and Times of Juan Cabezdn Castile）和古巴小说家阿罗约·卡彭蒂尔（Alejo Carpentier）的《竖琴与阴影》（The Harp and the Shadow）等。这些作品反思历史再现的问题，不再以受害者的身份讲述殖民历史，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声音，也为我们理解《哥伦布后裔》中的历史修正主义提供了一个坐标。关于小说的写作初衷，维思诺说，“哥伦布并不是个好故事。我并不认为不厌其烦地讲述一个无端地把我变成无助受害者的故事是有益健康的”。《哥伦布后裔》把土著社会从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两元定势和话语逻辑中解放出来，以全新的颠覆意识切入哥伦布的历史遗产。
在维思诺看来，面对持续的殖民压迫，要彻底摆脱殖民主义的影响，必须直面历史，挑战历史叙述作为真实再现的基本理论设定。虽然逃避或忘却可以缓解创痛，但它会剥夺个体或群体的文化认同。让美国印第安人忘却美国政府对其祖先的战争，忘却无数次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的历史，忘却那惨无人道的杀戮和驱逐，忘却欧洲人带来的病魔在他们土地上肆虐的日子，忘却殖民征服给土著居民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或许可以暂时缓解印第安人作为受害者所承受的历史重压，但这又会剥夺受害者的能动性和责任感，使其自暴自弃。这太多的纠结和困顿渗透了维思诺的创作。本尼迪特·西拉德（Bernadette Rigal-Cellard）指出，“维思诺的笔下刻画了形形色色的征服者形象，其中有来自西方的牧师、传教士、皮货商人。殖民征服不仅摧毁了另一个种族和文化，还打破了梅蒂斯人宁静的生活”。正是因为维思诺太执著于历史叙述的问题，因此他选择重写哥伦布，在历史再现的废墟中重新挖掘哥伦布遗产所具有的新的文化意涵。
历史的阈限空间
在《哥伦布后裔》中，维思诺笔下的哥伦布与史书和大众文化中的哥伦布相去甚远，但最出人意料的还是哥伦布的混血身份：
哥伦布是玛雅人……玛雅人把文明带给了旧世界的野蛮人，后来的故事都是众所周知的了。哥伦布最后从死亡的文明逃了回来，把部落的基因又带回到新世界，带回到大河流域。因此，他是一位与我们血脉相连的冒险家，他不过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而已。
小说中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是玛雅人和西班牙系犹太人的混血后裔。虽然曾有历史学家推断哥伦布可能是犹太人，在19世纪末逃离了西班牙天主教和摩尔人对犹太人的迫害，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把哥伦布说成是美洲人。维思诺把哥伦布想象为玛雅人，并非耸人听闻，而是执意在历史话语中制造裂隙，具有颠覆性意义。首先，如果哥伦布来自于土著人，殖民者—被殖民者、征服者—被征服者这一近乎约定俗成的两元定势将不再适用于讨论美洲的殖民关系。同时，哥伦布的身份错位还改变了哥伦布航行的目的：不是征服和掠夺，而是带回部落文化的基因。这一改写的直接结果是，土著人不应该、也不需要把所有问题统统归罪于一个邪恶之人，也不应深陷在受害者的身份危机中无法自拔。维思诺对印第安人自视为受害者的做法非常反感：“印第安人不能总是把自身的问题归咎于白人，妆扮成一个自哀自怨、悲天悯人的可怜虫。”在创作中，维思诺不允许他笔下的人物沉溺于文明冲突前的理想社会，或自暴自弃，成为永无出头之日的受害者。
其次，维思诺让玛雅人发现欧洲，质疑西方人“发现美洲并教化了美洲的野蛮人”这一说法所隐含的西方文明优越论和欧洲进步论。“发现”一词不仅隐含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探索精神，还体现了西方文明的“世界化”过程，即发现美洲、书写美洲历史中的知识—权力关系：“囊括并限定我们，其本质上是一场战争，而不是语言，这种书写本身隐含着一种权力关系”。维思诺认为当务之急是重新考量欧洲中心史观对美洲大发现的历史建构。虽然小说中哥伦布的身份错位和玛雅人发现新大陆的构想出人意料，但如果考虑到哥伦布话语传统的复杂性和争议性，维思诺的构思并非如某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荒诞不经。关于哥伦布的“美洲发现”及其历史定位，历来存在争议。维思诺在小说出版的同一年发表了《迷失于再现废墟中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对深陷于历史再现迷宫之中的哥伦布历史和哥伦布之前的美洲发现史做了详细考证。在对史料考据、辨伪、论证、假说进行细致分析之后，维思诺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个“事实”被赋予至高无上的地位，并被强加于历史，而其他事件却被贬斥为虚构或传说？历史“事实”得以确立的依据是什么？维思诺把神话、传记、历史、档案、文献等并置于小说的叙事框架之下，以期在各种叙述之间确立一种平等关系，消解话语等级秩序以及史实与虚构的界限：
我的确在所谓历史事件中添加了很多内容。我说“所谓”是因为一些历史事件是从印第安作家或印第安叙述人那里获得的，还有的是从非印第安历史学家那里获得的，或带有殖民历史的印记，或负载着正统历史叙事的逻辑。
维思诺巧妙地嵌入一种颠覆性历史观，呈现了一个被掏空了的作为西方殖民主义意识形态能指符号的哥伦布。需要指出的是，《哥伦布后裔》并非要修正哥伦布历史，而是为移除强加于印第安人身上的历史重负而采取的文化生存策略：“一个民族要求得生存，他们必须不断地拓展想象的空间。”如果历史书写渗透了殖民文化的权力意识，强化现行的权力结构，矫枉就必须过正。《哥伦布后裔》把受害者的悲剧转化为生存喜剧，正是为了缓解长期殖民压迫所造成的历史重负。对维思诺来说，视角的转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讲述哥伦布的故事是为了医治创伤，而不是把人变成被动的受害者。受害者的身份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固然有其政治意义，但我们切记不可低估叙述的力量，它可以治愈心灵创伤，使人青春焕发、充满活力。”
当代美国土著批评家阿诺德·克鲁帕特十分欣赏维思诺轻巧地处理历史的手法：“维思诺对后现代魔法师的形象刻画、戏剧化、开放的形式以及对前现代部落身份的承诺，包括对自然权利和责任的强烈诉求，堪称族裔文学的范例”。克鲁帕特看重的显然是维思诺在历史写作中对传统和现代性的双重诉求，这在当代土著作家中的确是难能可贵的。维思诺的风格魅力就在于，在历史陈述中嵌入对历史的批评，同时又把部落主权和文化传统作为终极关怀。作为齐佩瓦族和法裔加拿大人的混血后裔，混血身份使维思诺处于文化批判的制高点。他笔下的齐佩瓦族魔法师很像北美印第安部落中的小丑，对既定社会秩序和成规戒律报以冷嘲热讽或谐戏调侃，在嬉笑怒骂中彰显智慧。维思诺说，魔法师是“万物生灵的翻译者”。他不仅可以超越种族界限，打破性别和物种的等级和分类秩序，而且魔法师的空间里还容纳了各种声音，界限、范畴、等级和戒律不复存在。印第安作家路易斯·欧文斯对维思诺小说中的阈限空间概念推崇备至，认为“混血和魔法师作为一种隐喻，打破了静态的确定性，暗示各种矛盾的事物相互依存的状态”。
为了呈现哥伦布文本传统的混杂性，维思诺在小说的情节中让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成为其后裔斯通·哥伦布（Stone Columbus）故事中的一个角色，在部落口述传统中得以延续。斯通叙述道：“斯通（石头）是我的图腾，我的故事就是石头，部落的石头……石头上刻着部落的文字，默默地记载着部落的历史，就像我们聆听血中的故事，在记忆中拥抱我们的过去。”作为哥伦布的后裔，斯通也是记载部落的故事和文字的石头的后代：
最后一位出生的魔法师就是石头，一块坚硬的石头。石头出生后，接下来就是鸟和动物、花和昆虫……石头是最后出生的精灵，从未离开过大地……到了夜晚，兄弟们会对着石头讲述他们的历险故事。石头是故事的神秘集合体……分裂成上千个碎块，四处纷飞。
魔法师石头成为斯通·哥伦布，因为斯通是从最初的石头上分裂出的无数碎块之一，不仅见证了历史，还是两种文化记忆的承载者。斯通把克里斯托弗的尸骨掩埋在密西西比河的源头，他的故事也随着河水流向美洲大陆的各个角落，融入部落的文化传统。哥伦布不再是历史的重负，而是在部落多元文化进程和历史的阈限空间中源远流长的故事。
阈限空间的文化意涵
为了呈现阈限空间的历史渊源，作者采取了多种文类杂糅相间的叙事手法，穿梭于小说、传记、历史、神话、幻想、航海日记、地理杂志、地方志、人物志之间。《哥伦布后裔》秉承维思诺一贯的写作风格，将哥伦布叙事传统置于众声喧哗的历史图景之中。在对哥伦布历史文献和叙事传统的处理上，作者采用混杂和黏合的文本聚合形式，构筑了哥伦布叙事的多元语境。在众多文本中，引用频次最高的要数哥伦布航海日记。这说明，作者不仅对该题材的叙事传统非常熟悉，而且还赋予哥伦布应有的话语权利。尽管维思诺可以通过修正、削弱甚至消除哥伦布在传统话语中的地位来抵制宏大叙事，但这样做的结果会导致对历史本身的操控，而“居高临下的历史姿态”正是传统历史学家的所作所为。维思诺意在消解历史文献的显赫地位，因为正是对历史的操控确立了主流文化的霸权神话。对关注不同声音、特别是历史见证者的声音的作家来说，哥伦布在多元文化对话框架下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K。M。布雷泽（K。M。Blaeser）指出：“对维思诺来说，纠正历史叙述的错误、把哥伦布贬斥到历史深处的做法显然过于简单，既不能给人以启迪，也缺少幽默感。”在维思诺看来，哥伦布不仅是历史的，还是当代美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维思诺锋芒所向的不是哥伦布本人，而是哥伦布的历史文化遗产及其影响，这就要求小说家在处理史料时慎之又慎。
哥伦布的话语传统长达五个世纪，其中充满了歧义、纷争和矛盾。维思诺在小说的“后记”中详尽考察了这个芜杂、离散的叙事传统，其中包括学术著作、人物传记、哥伦布航海日记的多个译本、人物志、地方志和史料考辨等，既有反映欧洲进步论的史学著作，如塞穆·艾略特·莫里森（Samuel Eliot Morison）的《哥伦布传》（Admiral of the Ocean Sea：A Life of Christopher Columbus）和《伟大的探险家》（The Great Explorer），也有以新视角探索殖民关系的研究成果，如彼得·休谟（Peter Hulme）的《殖民冲突》（Colonial Encounter）。维思诺还提及科克帕特里克·赛尔与罗伯特·福森（Robert Fuson）关于哥伦布的犹太血统的争论、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的艺术》、艾尔伯特·怀安荪（Albert Hyamson）的《英国的西班牙后裔》（The Sephardim of England）、哈特福德·波斯菲尔德（Hartford Bosfield）的《路易斯·瑞尔：暴动与英雄》（Louis Riel：The Rebel and the Hero）、杰克·马修（Jack Matthews）的《珍贵图书收藏》（Collecting Rare Books）等不同文类的相关文本，展现了任何单一文本和话语传统所无法穷尽的哥伦布：
当我们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时，我们不过是总结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各种学说和争议的结果而已，我们只是选择了某一种特定社会机制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所决定的某个特定的结果。发现的观念是由社会条件所决定的，是一个过程，而非时间上的一个点和事件。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多元混杂的小说比起为哥伦布树碑立传的政治话语更能够反映哥伦布历史的真实。维思诺在小说和历史中左右逢源，提醒读者注意历史的文本性，挖掘哥伦布遗产所具有的“叙事潜能”（narrative chances）：通过渲染哥伦布遗产的混杂性，质询那种以特定政治立场或单一文化视角来再现和评价哥伦布及其历史功绩的思维定势。
面对如此庞杂的话语传统，维思诺在文本和史料的选择上可谓用心良苦。在小说开头，维思诺引证哥伦布航海日记中记载的哥伦布接近美洲大陆时眺望到的蓝色之光，随后附上莫里森的权威传记《伟大的探险家》中那句脍炙人口的名言：“那是一束自基督诞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启迪人类的灵光。”莫里森把哥伦布与耶稣基督相提并论，正如基督给基督徒带来了生存意义和道德启迪一样，哥伦布也给美洲带去了文明的曙光。但是，如果我们记得小说关于玛雅文化影响了耶稣基督和哥伦布这个大前提，我们就会明白哥伦布到达美洲是怎样一种回归了：那是土著文明的复兴和土著精神的回归。小说暗示，基督的诞生和美洲大发现并非欧洲人的伟绩，而是反映了作为世界多元文明奠基者的玛雅文明的巨大辐射力。
从小说的叙事结构看，《哥伦布后裔》是一部探讨哥伦布遗产的元历史小说，将哥伦布叙事传统置于多元文化的阈限空间，质疑西方文明的影响力。维思诺强调指出，所有关于哥伦布的知识都是文本中介后的产物，这些文本最终造就了哥伦布神话。因此，小说意在把视线引向哥伦布遗产的建构性，以便重新审视哥伦布与美洲社会现实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布雷泽所言极是：
他“维思诺”的目的显然不是以一种哥伦布的历史叙述取代另一种叙述，以便“重新掌控”（re-possess）历史，而是将历史的领域转移到他所说的“根深蒂固的西方视野”和“殖民凝视”（colonial gaze）之外。他相信，历史不应当被掌控，而应当被想象。历史不应成为社会和政治权力的象征或工具，而是个人和群体强化自身的途径。历史不应奴役他人，而应当解放思想。
的确，小说的潜台词可以用维思诺的话一言以蔽之：“哥伦布象征着殖民者的贪婪目光和久远凝视。”长期以来，这种“殖民凝视”主导了历史的书写和想象。维思诺将多种文本合而观之的努力意在释放殖民历史中的张力，将哥伦布纳入广阔、混杂、多元的历史时空。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结尾那封被哥伦布放入木桶在大海上随波逐流的信不啻是被放逐的哥伦布遗产的最好隐喻：它属于广阔、混杂、多元的阈限空间。小说的结局似乎暗示了与史学界哥伦布研究的相同趣向：哥伦布发现美洲不是孤立的产物，而是人类历史发展链上的一环，哥伦布本人不是欧洲历史的宠儿，而是世界历史中的一员。只有把握这两个原则，对哥伦布的评价才能走出历史再现的误区，还其在世界历史中恰当的位置。
在小说结尾，维思诺还通过文化谱系学的构想，描写了土著社会创建民族国家的经历。在哥伦布五百周年庆典之日，哥伦布后裔在美国和加拿大之间成立了“阿辛尼卡共和国”（Point Assinika），标志着经历了五百多年文化浩劫的土著社会的生存和延续。在这里，哥伦布后裔试图建立一个能够接纳所有民族和种族的“独立主权国家”，身份不再是排他性的，而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借助这个虚构的理想国，维思诺重申了他一贯的“混血身份策略”：所有美洲人都是混血，我们都是哥伦布的后裔，归属于多元文化的谱系和传统。
关于“阿辛尼卡共和国”，维思诺确有所指。在一次访谈中，维思诺承认阿辛尼卡位于美国华盛顿州的罗伯茨岬半岛：“我关注这个地区差不多二十多年了，那是建立部落主权国家最理想的地方。”多年来，维思诺对建立印第安主权国家的可能性给予了诸多关切和思考，《哥伦布后裔》的初衷就是写“一部关于革命的小说，一部描写一个新兴国家诞生的作品”。在阿辛尼卡，人们不需要护照和边检直接入境，因为“哥伦布后裔对任何政治边界不屑一顾”，阿辛尼卡的地理政治学旨在消解任何武断的边界划分。路易斯·欧文斯对维思诺的越界思想（阈限空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通过魔法师般的符号运用，打破主流文化自我中心主义的虚幻镜像，消除固步自封的文化边界。”在美国土著学界，以伊丽莎白·库克琳、沃德·丘吉尔、杰克·福布斯（Jack D Forbes）、安尼特·杰姆斯为代表的印第安分离主义（cultural separatism）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思潮，主张从现存主权国家中分离出来，建立以领土、人口和文化认同为基础的主权国家。在政治自治、文化主权、文化遗产归属等问题上，分离主义要求重新界定印第安人身份，坚持“独立自主的印第安学术传统”等。后殖民批评家德里克还把“分离主义”与“本土主义”（nativism）和“民族主义”相联系，相信重新获得殖民统治前的本土文化精髓的可能性，并把这种信念建立在超历史的灵性上，这一立场构成了后殖民批评中全球化与本土化冲突的重要方面。维思诺断然摒弃这种文化分离主义立场，小说最后建立在阈限空间概念之上的理想社会就是为了消除基于文化和种族之上的身份建构，提倡世界大同，从更深刻的意义上回归部落文化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哥伦布从生物学、遗传学和文化的意义上连接了欧洲、美洲乃至整个世界，这或许就是《哥伦布后裔》的阈限空间所蕴藏的文化意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