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河北定县生活的林漫说，我现在真正了解到，没有比熟悉人物，尤其是正面人物更重要的事了。他刚下乡时，对落后人物比较容易感受，观察到有些生产合作社社员的保守思想和自私心的时候，这些形象就活生生地在他脑子里浮现出来了；而正面人物的形象在脑子里却是空白。因此当他听到别人说生产合作社社长有几大优点时，他自己也能跟着说一阵子，但脑子里缺乏具体熟悉的形象。后来他帮助这个社长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在田间一起劳动，从不拘形式的谈话中，从日常生活中了解到这个社长的优秀品质和内心生活。有时他们在晚上谈社里的工作，谈社的发展前途，两人都非常兴奋，往往谈到深更半夜，这样他就渐渐爱上这位社长了。
这些作家在观察、体验人物上，都已经注意深入了解人物的内心活动和精神世界，他们都认识到：不仅要从生产中、会议上去了解人物，而且要从他们的社会活动、家庭生活、日常生活细节中去了解。下厂的邵子南、谢挺宇都和工人的家属和小孩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通过他们去了解工人的日常生活。白危说：我们要把眼光放大些，扩大社会活动范围，研究各种社会现象，用以丰富我们的生活知识，也就丰富了作品内容，不至于老停留在车间——机器——会议，会议——机器——车间这个循环阶段了，人物也不至于没有个性，没有特征了。崔璇长期做着行政工作，这次深入生活后，起初忽略了在参加实际斗争的同时，去深刻观察研究一切人，体会他们细微的思想感情。现在她已经扭转了这一点，首先是与周围的人们熟识了，熟悉以后又经常多用脑筋去思索、把握人物的心理与性格，而且从日常生活中去了解他们的情绪与愿望。她在扭转过程中，有时对于人物又显出完全客观的态度。但是她时刻记着自己是一个建设新生活的参与者，而不是一个现实生活的旁观者，因此她能够保持全部热情来进行工作，关心群众的命运，和他们一同前进。
从这些作家的来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在投入实际生活以后都有着一种新鲜的感觉，现实生活的丰富和新人新事的成长，使他们的心情常常带着喜悦的激动。面对着崭新的生活和前进着的人民群众，使他们更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所担负的任务的严重，因而加强了工作的责任感。如戈壁舟计划写一长篇反映陕北人民在解放战争中的对敌斗争，这次下乡以后也为伟大、光辉的现实生活所吸引，因此深深感到写今天与写昨天的矛盾，他说：“我现在精神负担很重，我想明年就完成这部有关自卫战争的长篇。因为生活在今天，蓬勃的生产运动好像一股力量在拉我似的，如果用太多的时间来写昨天，有时会觉得心绪不宁。”又如孙峻青，他准备着手写一部长篇，通过一个英雄人物的成长反映胶济线的人民斗争和根据地的建设过程。这次他下去以后，虽然思想上明确写昨天的东西是为了教育今天的人民，但在蓬勃发展着的现实生活面前，总是免不了着急。其实，一个作家站在新的光辉灿烂的生活前面，激起反映伟大现实的创作冲动，这也是很自然的。我们的作家都应该首先熟悉今天，描写今天，但是，一个作家，如果他反映历史题材的目的是为了明天，为了教育今天的人民，而且自己并不永远安于写作过去的题材，那么他就需要竭力使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克服那种写今天和写昨天的思想矛盾，坚决贯彻自己的创作计划。
在人物的观察、体验上，对了解人、熟悉人这一细致的工作看得比较简单的情况也还是存在的。有个别同志深入生活以后，苦于掌握不住人物性格的特征，王丕祥说：“我竭力在和我接触的人物中用心地注意他们性格的特征，但是往往我感到无能为力。他们是平常的，猛一看，他们之间相差不大；仔细看后，似乎也有些差别，但极不明显。”这显然是因为深入生活的时间还比较短，对人物还不太熟悉，甚至一般生活经验也不够丰富，因此应该从实际生活中多吸收营养，注意各种生活知识的积累，学习从多方面去分析研究各种人的思想、行动，求得问题的逐步解决。
这些作家最近小结了上半年深入生活的情况、感受和体验，大家都感到有了相当的收获；而且通过小结也明确了一些问题，比如上面提到的关于观察体验人物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商讨。现在他们都怀着更高的热情和更大的信心继续深入到火热的现实斗争中去，他们将要以自己的创作来积极参加祖国的建设事业，回答人民群众对他们的期望和要求。
1953年8月20日
作家谈深入生活问题
全国文联和全国文协于1952年3月、12月曾先后组织了两批作家深入生活，根据第一批作家的来信和第二批作家在北京学习时举行的座谈会上所反映的情况和问题，经过初步整理写成下列资料，以供参考。
一、关于建立生活根据地的问题
第一批深入生活的文艺工作者提出：作家应该建立长期的生活根据地。在第二批作家们座谈自己的体会时，进一步明确了这一思想：建立生活根据地是必要的。艺术事业管理局剧本创作室鲁煤同志在他写的计划中提到：他在近一年半中，到安徽参加了两个半月的治淮工作，到广西参加了半年土改，最后又到河北农村中生活，先后三次更换了生活地点。他说：“结果只是赶了运动，没能深入生活；只开始拼命地打开了一个局面，初步创造了深入生活下去的条件，刚燃烧起对那种生活的爱情，就被抽出来了。”因此深深受到“长期搁浅在生活沙滩上的痛苦”，这种情况严重地妨碍了创作。
必须建立生活根据地这一点是肯定了，但是究竟应该怎样来选择、确定生活根据地呢？周立波同志从石景山钢铁厂回来，写了一个长篇《铁水奔流》，他感到描写工业建设的困难很多，打算在完成这一作品修改后，回到他的故乡湖南去长期生活。又如李季同志原来准备仍然到他熟悉的三边去生活，后来胡乔木同志在一次谈话中说道：“最熟悉的不等于最有意义的。”李季同志考虑后就决定到玉门油矿去长期生活了。大家都认识到：选择熟悉的地方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有很大的方便；但仅仅这样考虑问题是不够的。现实在不断地发展，我们应该根据现实生活发展的动向和国家建设的需要来选择生活根据地。不熟悉的新事物需要我们去熟悉它，不能只是强调熟悉农村而就不愿意去熟悉工业建设；更不该背上熟悉农村的包袱。国家需要更多的作家来描写工业建设，但是从第二批深入生活的作家的情况中看出：到工厂、矿山去的还是太少，大部分都是到农村去。我们的国家现在正进入一个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新时期，这一根本的动向还未引起作家足够的重视，很多作家还缺乏足够的热情与勇气去熟悉工业。
建立生活根据地，长期扎根在一个工厂、一个村子或一个连队是必要的；但又必须做到生活的广度与深度相结合，不能长期把自己局限在一个村子或一个连队里。谷峪同志在座谈中提出：“为了了解一个农村，多了解几个乃至几十个农村是必要的。”因为这样写出来的作品才能更深刻更概括地反映现实生活，才能有更普遍的教育意义。同时，也不能把生活局限在一个部门中，写农村的作家假如不到工厂、部队去看看，也就很难深刻地完整地理解农村，反映农村生活。王希坚同志主要是写农村的，但是为了更好地描写农村，他曾经到朝鲜前线生活了一个时期，这种做法也是很必要的。
二、生活态度问题
作家下厂、下乡、下连队的目的，是根据作家要完成创作的任务来规定的。因此第一位工作应当是了解人熟悉人，也只有了解人熟悉人，才有可能真实地表现人。
目前部分作家在深入生活方面有如下两种情况：一种是认为深入生活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自己的思想，锻炼锻炼自己（于是为改造而改造，无计划、无目的地到生活里去），完全忘记了自己所承担的创作任务。这样虽然生活了很久，但到真要坐下来创作时，却好像什么也写不出了。另一种是到实际生活中以后，只是单纯采访，收集材料，东打听，西打听，走到哪里掏出个小本子就记，一知半解地抓一点材料，就想创作；结果呢，纵然能够勉强写出作品，但也只能是公式化、概念化一类货色。
这两种做法显然都是不全面、不正确的。作家在下厂、下乡前应该端正深入生活的态度，从思想上明确：作家深入生活的目的，一方面要参加实际斗争，从而了解生活、认识生活，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得到改造；同时要在参加实际斗争中取得创作的源泉，创作出为人民所需要的作品来。黄谷柳同志说：“下去体验生活要有明确的目的，应该全身心地投入生活，但也不能忘怀创作。”
在第二批深入生活作家的座谈中，认为有两种不正确的生活态度是必须反对的：
1.公式化的生活态度。作家在下去生活之前，自己已凭空确定了作品的主题，想好一个作品的轮廓，只是想到生活中去找些材料来填好这个现成的框子。这种主观主义的生活态度，注定是要失败的。如中南文联的莎蕻同志谈道：他们曾参加过四次土改，因为抱着这种生活态度，结果创作多半是失败了。比如他拟好一个作品提纲，要写地主与农民的尖锐斗争，想找些地主当权派的材料，结果生活中并不和他想象的一样，找不到这种材料；同时因为追求表面上轰轰烈烈的流血的斗争，写了六七个剧本都不能上演。
2.猎奇式的生活态度。不根据现实生活的真实和发展规律来研究、分析生活，表现生活，而是企图到生活中去找寻突出的、惊人的东西。一味追求离奇的人物、离奇的故事，忽略了生活中本质的东西，这种“以奇制胜”的想法也是要不得的。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深入生活，忠实地反映生活。
这些错误的深入生活态度之所以产生，除了作者本身的思想问题之外，是和那种用行政命令的官僚主义的方法领导创作有关联的。如有的地方，不考虑作者的具体情况，便责成作者在三个月内交一个剧本，于是作者便东奔西走，凭空编造，这样，许多问题和偏向都随着出来了。
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是否能够从思想感情上、生活上完全与群众打成一片，这是对每一个同志的考验。东北的崔璇同志说：“到一个地方，群众衡量我们的标准是你到底为他们解决了哪些实际问题，在生活上、生产上给了他们哪些帮助。替他们抱孩子、扫院子，搞好群众关系，这是必要的，但这只能让群众觉得你是个好人；更重要的是在群众的经济、文化生活的重要方面给他们以帮助，提高他们的思想政策水平。”
与群众打成一片的关键，主要是关心群众的生活与问题，努力去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有位同志反映：一位女作家到工厂去完全不能体会工人在生产中的思想感情，吊车坏了的声音，她听不出，她说：“这声音很好听。”党委书记说：“你说好听，我说一点儿也不好听，要都这样，我们的生产就糟了！”因为工人的基本思想感情总是与生产斗争分不开的，不理解这些东西，就不能与工人的喜怒哀乐一致。
到前方去，吃苦耐劳、严守纪律，也是很重要的。到朝鲜去的作家中也有个别的表现得不好。如有一位作家有一次准备到前线去，听到前面路上落炮弹，他就不去了；一次坐着吉普车从团部到师部，路上遇到敌机扫射，他就钻到吉普车下面去，给人印象很不好。还有一位作家自由主义很严重，稿子不给政治部审查，离开时因临时派不出车给他，他临走甚至没有向政治部主任说一声。
因此，王希坚同志提出：今后组织到朝鲜前线去的作家，应注意他们是否适合过军事生活，如有人怕死或怕飞机，这种人不宜到前线去，否则影响很坏。
三、参加工作问题
深入生活应该担任一定的实际工作，这是大家一致肯定的经验。黄谷柳同志来信说：“去年来一趟朝鲜，曾到一个部队访问过许多英雄，装了一脑袋英雄口中的英雄故事，听不到一句知心话。这次下连队来，作为一个工作者而不是访问者时，情形就两样了，真的交了许多知心朋友，而自己也受到了锻炼。”如陆地同志第一次在东北参加土改，不负什么实际责任，结果只是了解到一些农村生活表面上的斗争，也记录了一些材料，但对农村激烈的阶级斗争，对地主的仇恨就体会不深。第二次在广西参加土改，负责一个区的工作，对地主的仇恨感受就深刻了。东北的谢挺宇同志说：“前年下到一个铁路工厂，挑了一个工人出身的厂长作为访问对象，听说他用废铁发明了机器，与他谈也谈不出什么名堂来；站在那里看也看不懂，有点书呆子味道。去年到冶炼厂做副总支书，就好得多了，了解了他们的思想情绪……”
下去工作的方式应该根据作家不同的情况来决定，大家的意见归纳起来大致有这样几点：
一种是过去没有或很少参加过实际斗争的作家，在最初阶段应特别强调以全部精力、时间参加工作。甚至像一个普通干部一样的工作，都是必要的。在这个期间不必急于创作，也不必强调在时间安排上灵活机动，否则容易使作家与斗争游离，进步很慢，甚至用作者的主观想象去代替对客观真实情况的了解。全心全意参加工作才能更好地了解群众，熟悉生活，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在一些重大的政治运动中，富有生活经验的作家也应强调把主要精力投入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