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光年读到我在自己的《文学评论集》后记里的一段话：“当我编完这个集子时，真是百感交集。投身文学战线近40个年头，在创作上、理论上均毫无建树，如今只能编成如此单薄的一本小书，拿不出有价值、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来，不能不自惭形秽。”他感同身受地对我说：“我也在编自己的论文集（指《惜春文谈》），有些问题有同感，引起不少感慨。过去几十年，自己总以为把全部精力放在了工作上，还总怕工作做不好，所以也就没写多少东西。可是，大方向错了，再卖力也没用，不仅浪费了自己的青春，也耽误了别人，包括你们这一批年龄比我小一点的人。像我这样20年代的共产党员，做了一些错事，心里感到对不起人民。”正因为如此，他才在81岁生日时发出这样的誓言：“何尝生不逢良辰，一代风云百代惊！中年遗憾晚年补，捧出新编谢后人。”90年代初，在我大病初愈后的一次谈话中，他对我说：“我已经快80岁了，还订了个十年计划，你更可以订个二十年计划，把身体养好，读一点过去想读而没时间读的书，写一点想写还没写的文章。”他一再表示：“我现在是非常吝啬的，时间是按年、月、日、分、秒计算的。生命非常可贵，生命就是劳动时间。如我被拉去参加一个没有内容的会，一天就觉得很懊丧。给我留的时间不多了，我要精打细算地利用时间。”
光年是个意志坚强的人，说到做到，谢绝一切社会活动，尽量排除杂事的干扰，集中精力，夜以继日，争分夺秒，笔耕不辍，一步一个脚印地朝着他自己设定的目标登攀。90年代以来，他先后出版了论文集《惜春文谈》、三本日记《向阳日记》《江海日记》《文坛回春纪事》，还有《光未然诗存》、传记文学《光未然脱险记》及《骈体语译文心雕龙》等。面对一个体弱多病的耄耋老人奉献出的这些呕心沥血的劳动成果，我怎能不肃然起敬呢！
多交文友 作家协会是个群众团体。作协的事要同作家商量着办。在作协工作，特别是担负领导工作，就要多同会员交朋友，倾听他们的声音、意见，了解他们的情绪、愿望。在80年代初的一次党组会上，光年曾做过这样的自我批评：“对老中青作家、评论家接触得太少了，谈心很少，存在一种心安理得的官僚主义。”他尖锐地指出：如果脱离作家，作协有可能变质，有变成衙门的现实危险，有埋葬作协的危险。他语重心长地劝我们，一定要多同会员打交道，经常走出办公室，走访作家。既要多联系创作旺盛的中青年作家，也不要冷落当前创作已不太活跃的老作家。对我所在的创联部，他更是要求把会员工作当作重中之重。创联部工作人员要善于同作家交朋友，多为他们办实事，了解、掌握他们的创作计划、动态，尽力帮助他们解决在创作、深入生活等方面遇到的困难，提供必要的条件。他说：作协能不能真正成为作家之家，做创联、组联工作的，负有很大的责任。光年在任时和从一线退下来后，党的组织关系一直在创联部支部，他的兼职秘书也在创联部工作。从创联部，他可以听到来自会员的各种各样的声音。在他家里，常常可以看到一些来访的中青年作家的身影；他也不时探望一些老友，并同一些文友保持着书信往来。尽管如此，他退下来后，仍不免感到：“现在接触青年人少了，和朋友交往少了，得到的信息也少了，与外界相当隔膜。”他还曾经提出：是不是可以考虑，每隔一段时间有一次朋友的聚会，交流交流信息，谈谈创作。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是多么看重以文会友。
多下基层 在文学团体做组织领导工作，不能长期蹲机关、坐办公室，要常下去走走，呼吸一些新鲜空气，感受时代前进的脉搏。80年代以来，光年差不多每年都要抽出一定时间到各地访问考察。他到过广东深圳、珠海、汕头、广州和海南的许多县市，也到过武汉、上海和江苏的南京、扬州、镇江、苏州。每次从外地归来，总会听到他兴高采烈地谈起自己的见闻和感受。他说：“坐在家里太憋闷，一到下面，接触基层干部，就觉得有劲、有希望。”1988年他从海南回来后，我看到他在给杨佩瑾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亲眼看到，改革也已经成为庞然大物，就像在海口附近看到的海湾上奇异的红树林一样，密密麻麻地深深扎根在泥土中、海水中，成百里地连成一片，任何狂风巨浪也奈它不何！”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他从江南回来，对改革开放更是充满信心：“我们的时代还是伟大的，我们的民族毕竟还是前进了。小平同志南巡，登高一呼，到处是一片生机。我这次下去看到了改革确实不可逆转，‘左’的那一套搞不下去了，前途还是大有希望的。”他深入改革前沿，为改革开放的进展、成就拍手叫好，从基层干部和群众身上汲取了营养和力量；同时，他又为改革开放遇到的种种困难和阻力而担忧，热切期盼改革的航船能绕过暗礁和险滩，乘风破浪，胜利前进。
每当作协召开代表大会、理事会或工作会议之前，光年总让党组、书记处的同志多下去走走看看，做些调查研究。他说：巴金说“创作要上去，作家要下去”，搞组织工作的也要下去。不下去，不了解四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面貌和前景，就无法同作家沟通，也难以对他们创作的成败得失做出准确、中肯的评价。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讲实事求是，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座右铭。脱离实际，远离现实生活，就写不出好作品，也做不好文学工作。
光年匆匆地走了，从此再也听不到他对文事、国事、天下事的高谈阔论，再也听不到他对我的情真意切的教诲和期望了，心中感到无限的怅惘与哀伤。此时此刻，我想到的是，只有学习他那“生命不止、战斗不息”的奋进精神，才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2005年10月
附记：本文系根据笔者2002年5月12日在《张光年文集》首发式暨张光年同志追思会上的发言整理。
老战士的本色——我读《文坛回春纪事》
在庆贺张光年85华诞的聚餐会上，寿翁不无欣喜地回赠与会文友一套新问世的《文坛回春纪事》（上、下两册，海天出版社）。这是继《江海日记》《向阳日记》之后，光年同志奉献给读者的又一部50万字的日记体大著。
这部文学活动日记所涵盖的1977—1985年，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起死回生、青春焕发的新时期，也是光年同志自“****”后复出，为拨乱反正、文学复苏奋力拼搏，至作协“四大”主动交班、退出第一线的一段非同寻常的岁月。书中记述的个人经历、见闻和文友交往情况，折射出新时期文坛最初十年风云变幻、潮汐起伏、繁花似锦、新人辈出诸多值得一记的侧面，为回顾、反思新时期文学工作的经验教训，提供了一份颇为难得的资料。
《文坛回春纪事》对新时期文学界所经历的批判“文艺黑线****论”、筹备恢复文联作协、为蒙冤多年的作家作品平反、举办多项文学评奖、批判《苦恋》、反“清污”扩大化、召开中国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等重大事件，都留下了鲜明、清晰的印记。光年同志作为新时期文学战线的指挥员，置身于文艺漩涡的中心，对上述文学大事的背景、来龙去脉了如指掌，因而得以做出简明扼要而又真实可靠的记载，并且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读了这些日记，我深切地感到，“以团结兴业为重”似一条红线贯穿在光年同志组织、指导的全部文学活动和文学工作之中。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他最为关注的是维护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解放长期被压抑、禁锢的社会主义文艺生产力，受过“左”的思想束缚、吃过“左”的苦头的光年，唯恐春回大地后好端端的局面又一次被根深蒂固的“左”的祸害断送了。因此，对于僵化保守的观念、不近情理的要求、简单粗暴的批评，不管是来自领导、权威还是同事、战友，他总是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据理力争，化解矛盾，表现出一个老共产党员、老文艺战士应有的坚持原则、无私无畏的可贵品格。
从《文坛回春纪事》中，我还强烈地感受到，光年同志关注、扶持文学新人的满腔热情。为了搞好文学评奖工作，为了撰写总结新时期文学成就、经验的报告、文章，他利用一切可以挤出的时间，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包括不少有代表性或有争议的中、长篇小说。在阅读过程中，他情不自禁地为新涌现的有才华的文学新人拍手叫好，并殷切期盼文学园地出现大批养花、育花、护花的热心人。1981年4月参观洛阳牡丹公园写下的诗句：“姚黄魏紫诚可贵，/幼柏新松弥足珍。/都说洛阳春色好，/辛勤莫忘护花人。”最好不过地表达了他对精心育花、护花园丁的呼唤和礼赞。他自己就是一个出色的惜花护花人。对文学新人谌容、张洁、陈祖芬、周克芹等，一方面由衷称赞他们是“大作家的材料”、“才女”、“大有潜力的作家”，热情肯定他们作品的成就和特色；另一方面又直率地、实事求是地指出他们某些作品的短处和不足。比如指出张洁的《沉重的翅膀》“议论过多”；《方舟》“主观成分重，客观描写少”。日记中不少对作品三言两语的点评，言简意赅，切中肯綮。爱护青年作家的拳拳之忱，充溢于字里行间。
读了这部日记，也使我们约略窥见作为诗人兼战士的张光年的本色和情怀。
光年同志战争年代左臂伤残；新时期之初又遭癌症袭击，动了两次大手术。大病初愈，年届古稀，义无反顾地挑起作协党组书记的重担，为文学的发展殚精竭虑，不遗余力。“十载金光已浪掷，争分夺秒惜春时。”他怀着一种紧迫感，忘我地、超负荷地工作，经常搞得腰酸背痛，精疲力竭。当我们从日记中读到：“总觉得做事太少，写作尤少……不胜愕然。”年复一年，“干了些什么？不胜悔愧。”“这一个月，太疲劳了。……光年！醒悟醒悟吧！你确实干不了了！”我们不能不为老战士的那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严于律己、顽强拼搏的精神所打动。
《文坛回春纪事》还生动地展现了光年同志物质相对匮乏而精神极其丰富的家庭生活。我们简直难以想象得到，一位1927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著名诗人、评论家，家庭经济一度拮据到如此程度：70年代末，三个孩子上大学，加上自己生病，每月入不敷出，负债累累，有时连菜金也短缺。80年代初，家里还只有一台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为了买下一台660元的雪花牌电冰箱，向同事借了600元。尤其令人百感交集的是，为祝贺阳翰老80寿辰聚餐，竟因出不起凑份子的30元而不得不托辞婉谢。唉！知识分子的清贫、俭朴，在光年身上表现得够典型、突出的了。然而，处于困境中的光年依然执着地追求真善美，崇尚高雅、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从日记所描述的试读新写诗作的家庭朗诵会、同小字辈开除夕谈心会、一遍又一遍地听女儿从海外捎回的漫谈学习、生活、郊游、见闻的磁带录音，找出儿子童年时代的照片来逗孙子等情景里，我们又一次地为温馨的家庭氛围和浓郁的亲子之情所感染。光年同志的诗人气质和坦荡荡的真性情在这里也充分显露出来。
光年同志挥洒自如地运用日记夹叙夹议、随感随咏的文体特征，在《文坛回春纪事》里既给我们录下了新时期文学发展历程的侧影，又让我们看到了他个人的人生足迹和心路历程。这是一本具有一定史料价值，又有引人生趣的可读性的好书，值得文学界同仁和关注文坛的朋友细细读一读。
1988年11月4日
一要保持乐观，二要敢说真话——在光年寓所的一次党日活动
张光年，笔名光未然，诗人，《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同时也是上世纪80年代文学回春时期的领军人物。
光年是1929年加入共产党的老党员，是党的十二届、十三届中顾委委员。1985年初，他从一线退下来、不再担任作协党组书记后，曾一度将党的组织关系转到中顾委。1992年，中顾委撤销后，他的党的关系又转回作家协会，并按他的愿望，编入创作联络部支部过组织生活。
在张光年的心目中，创联部是协助作协书记处抓文学创作、文学队伍，组织文学业务活动的一个主要助手，承担着繁重的业务性的组织工作。他希望创联部的工作人员多读作品，多联系会员，真心实意地帮助会员解决创作、生活上的问题，乐于做作家的服务员，把自己真正培养成为熟悉文学业务、熟悉文学队伍的组织工作者。
正因为光年渴望从创联部听到来自会员的各种各样的声音，更多地了解会员从事创作、深入生活的情况，因此他愿意与创联部的党员一起过组织生活，经常与创联部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谈心、聊天。有一次，他曾向我尖锐地指出：“如果脱离作家，作协有可能变质，有变成官气十足的衙门的现实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