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金秋十月，粉碎“******”，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全党开始拨乱反正。宋超准备好所有材料，由女儿小召陪同再上北京。二次进京一路顺风，紧张而忙碌的人们沉浸在欢庆胜利的喜悦之中，大街上敲锣打鼓地为人民教师佩戴大红花，满城都是欢歌笑语。周培源、张养吾、杨展都说时机到了，胡耀邦同志出任组织部部长，专门负责平反冤假错案，要解决得快、解决得彻底、不留尾巴，最好找到胡耀邦。怎么才能找到？真应了一句古话：“天助我也！”兰大副校长林迪生已由教育部落实政策调回教育部直属部门，夫人陈楚平又回到邓颖超办公室工作，宋超与陈楚平亲如姐妹，邓颖超1936年“西安事变”时就认识了江隆基，很快地，宋超拿到了胡耀邦家中的电话。
一天晚上，估计该下班了，宋超拨通了胡耀邦家中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个女同志，估计是夫人。她在问明来意后很温和地说：“你直接到中央组织部找他们解决问题吧。耀邦刚回家，他上火牙痛，连饭都没有吃哩。”宋超着了急：“不行啊，我不远千里来北京，就是要解决问题的，我的事非得向耀邦同志反映不可。”对方让她不要挂电话，等一等，过了片刻，有了回话：“耀邦让你明天到中央组织部去找陈野萍同志解决问题。”宋超听明白了，但很犹豫，怕是推托之辞，便说：“如果我自己直接去中央组织部，恐怕连组织部的大门都进不去。”对方并没生气，淡淡一笑：“你多虑了，耀邦同志已做了专门安排，怎么会不让你进门呢？放心去吧。”
这天晚上，宋超一夜没睡好，在做面见陈野萍副部长的各种准备，心中不免忐忑不安，不能不想到最好的和最坏的结果。第二天一大早，她来到中央组织部传达室，刚说明来意，不承想一位秘书在那里等着，随后带她直接到陈野萍副部长的办公室。陈副部长接过材料，耐心地听取了她的申诉，和蔼地说：“来一趟不容易，你还是先回去吧。情况我们都知道了，江隆基的冤案一定要平反，不会再拖延。”宋超点头表示感谢，同时又提出：“当初甘肃省委对江隆基的定性是在全省公开的，并登报批判达一个月之久，《人民日报》也刊登了消息。我要求这次平反的结论不仅要在甘肃全省公开，也要在全国范围予以公布。”陈副部长笑而不答，转身从文件柜里抽出一份文件给她看。那是青海省委为原省长王昭同志平反的报告，除了胡耀邦的批示外，还有当时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几句批示：“要说服党内同志，今后不再公开登报平反。否则，今天平反一个，明天又平反一个，外国人宣传出去，就否定了‘**********’。”陈副部长等她看完，很明确地告诉她：“我们不公开登报，但是，我们可以在党内通报，把隆基同志平反的案件通报全党。”
1977年12月15日，兰州大学党委向甘肃省委正式报送了《关于江隆基同志问题的审查报告》。1978年1月，****中央正式批准了甘肃省委上报的《关于江隆基同志问题的审查报告》决定。决定指出，江隆基同志在“**********”中，“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致死”“强加给他的罪名和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原省委批复江隆基同志问题审查报告的决定和一切处分，予以撤销”。
沉冤十二年，终于雪耻。一颗不安的心在宋超和孩子们的胸口悬了十二年，终于落到了实处。
北京大学得知这一消息后，由周培源、严仁赓、张侠、文重等人联名上书教育部，请求将原北大党委书记江隆基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并由教育部主持召开追悼会，但甘肃省委和兰大坚持在兰州开。
1978年清明节，由省委宣传部长吴坚主持，在桃树坪隆重举行了江隆基的起灵仪式，并请医学专家当场开棺验尸，并将遗体火化。4月7日至9日，在兰州大学大礼堂设立灵堂，隆重举行为期三天的悼念活动。兰大主要领导、宋超及子女轮流为之守灵。三天来，延安大学、北京大学、兰州大学；教育部、甘肃省委、省政府、省政协；兰州军区、省军区；陕西省委、省政府；甘肃省教育厅及各厅局、各地市；各兄弟院校；江隆基家乡的领导和亲友，都派代表前来吊唁。教育部副部长段洛夫、北大校办主任文重、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常黎夫等亲自参加了悼念活动。一些因工作或身体原因不能亲自前来的，如北大党委书记王学珍、物理学家周培源、著名教授季羡林、侯仁之、严仁赓、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成仿吾、陕西师大校长李绵、西北大学校长郭琦等都发来了情真意切的唁电或亲笔信。发来唁电和送花圈、挽帐、挽联的还有时任副总理的王震、******、中组部及胡耀邦、胡乔木、李维汉、廖汉生、何长工、阎揆要、马寅初、李卓然、张稼夫、马文瑞、杨秀峰、钱俊瑞、蒋南翔、王炳南、赵守一、焦善民、宋养初、于光远、侯外庐、叶圣陶、周扬、汪锋、白如冰、张西帆、吕骥、冯文彬、胡克实、胡绩伟、宋振庭、何承华、刘景范、王子宜、李瘦枝、陈煦、李屺阳、杨拯民、李强奋、张养吾、黄志和、张邦英、刘力邦等党政军各级领导和文化教育各界要人以及原陕北公学、华北联大、延安大学的同事、学生数千人。大礼堂里里外外摆满了花圈，挂满了挽帐挽联，前来吊唁的以数万计，络绎不绝，他们胸戴白花，臂挽黑纱，在庄严肃穆的哀乐声中向江隆基的骨灰含泪告别。
行文至此，我们不能不特别地提到与江隆基一起共事七年的马寅初。马老1960年被迫辞去北大校长后一直住在市内东总布胡同，过着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江隆基的死讯，他是1978年追悼会前夕才知道的。其年的马老已是九十六岁高龄，两耳全背，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当来人高声地反复地向他讲明之后，他还是不相信。“怎么可能呢？怎么会呢？他比我小二十三岁啊！我都活着，他怎么就先我而去呢？”然而他还是相信了这一残酷的事实。他的问题还没有提到桌面上。他懂得太多，深知历史的无情，当确信江隆基先他而去之后，这位一生不知眼泪为何物的世纪老人，竟涌出一串串浑浊的老泪，沉默了许久，才用一封唁电作出了他对江隆基的评判：“江隆基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一生的价值，不能用经济数字来换算！”
能详尽表述北大师生怀念之情的，是北大校长办公室主任文重代表北大在追悼会上宣读的《深切悼念老首长江隆基》的祭文。祭文写道：“江隆基同志在北大工作期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光明磊落，大公无私，艰苦朴素，诚恳待人。他的这种高尚品德和作风，对于当时北大的广大干部和教师，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和他朝夕与共，在他领导下一起战斗的同志，给了深刻的教育。正因为这样，从他离开北京后，我们时刻挂念着他的工作和健康。听到他在兰大的建树和威望，由衷地感到高兴。1966年7月，他受****、‘******’反动路线迫害惨死的噩耗传到北大，使北大许多干部和教师感到震惊。大家怀着满腔悲愤，暗相转告，默默哀悼！十多年来，我们每想及此，就如重锤压在心头，百感交集，万分愤慨！但是，我们坚信：江隆基的冤案终有一天会得到昭雪，这样一位正直的共产党人的形象是谁也抹杀不掉的！……今天，千言万语道不尽我们心中的感慨万分。现借用陈毅同志诗一首，献在最敬重的老首长的墓前：屈指捐躯日，迄今十二年，人民获胜利，告慰更向前！”
4月10日，甘肃省委在兰州大学大礼堂为江隆基隆重举行追悼大会。大会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主持，********李登瀛致悼词。悼词充分肯定了江隆基同志“革命的一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全部的精力”；肯定了他“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所建树的业绩以及他“坚持原则，顾全大局，光明磊落，谦虚谨慎”的优良品质，郑重宣布：“原省委强加给江隆基同志的罪名和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处分决定，给予撤销，给予彻底平反昭雪。”
追悼会之后，举行骨灰安放仪式。这天的高原古城兰州，阳光灿烂，春光明媚，黄河滔滔，和风习习，各界人士包括郊县的农民口口相传，得知消息后纷纷集结在灵车必经的街道两侧，等候着车队；兰州军区的官兵们就近集结在盘旋路周围，准备为江隆基致以崇高的军礼；兰州科学院的科研人员和兰州饭店的员工占据本单位的大门口，准备为他们的好邻居兰州大学的江校长送最后一程。10时许，灵车队从兰大校门口缓缓驶出，随后由二百五十多辆汽车组成的浩荡车队穿过市区主要街道，开道车出西关十字时殿后的车辆还在兰大校门，长达十多里的送别车队在沉痛悲伤的哀乐声中缓缓前行。秩序井然，十里长街上数十万市民肃穆地注视着长长的车队从眼前经过，为他们仰慕大名已久、渴望平反已久的江隆基送行。一些饱经世故、专门研究地方志的专家说，像这样隆重而庄严的葬礼，自汉代始有金城（兰州）以来，肯定是空前的，也可能是绝后的。
此刻，宋超和孩子们感觉到了这种人世间的真情。当宋超捧着江隆基的骨灰盒步入华林山烈士公墓时，感觉到了它的沉重分量——不仅是自己恋恋不舍的丈夫，更是祖国和人民的财富，中国教育事业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