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文至此，我们不能不插叙一段江隆基没有看到但与他密切相关的业绩。“****”十年，不要说兰大，全国高校的教学和科研都全部瘫痪。最高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发表后开始招生，但也被不间断地“斗、批、改”弄得非驴非马，讲点“马尾巴的功能”都成了罪过。噩梦醒来是早晨。1978年被称为“科学的春天”，在这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兰州大学一举获得三十二个大奖，位居全国高校前列，而且全部出自江隆基时代确定的十七个重点建设专业。黄文魁名下独占两项，即碘杂环化合物和脱氧三尖杉酯碱。这一年，刚满五十岁的黄文魁喜事不断，他被破格从讲师直接提升为教授，被评为兰大第一批博士生导师，成为科研团队的领军人物。1979年他被评为甘肃省劳动模范和全国劳动模范。1980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开评，兰大有机化学刘有成和生物细胞郑国锠同时当选为“****”后第一批中科院学部委员（后改名院士），之后又有固体力学刘人怀、理论物理葛墨林、冰川冻土李吉钧、有机化学陈耀祖当选。十七个重点专业中的有机化学、生物细胞、理论物理、原子核物理被评为全国重点专业及第一批博士点。朱子清因年事已高不符合入选条件，他利用自己在化学界的威望极力推荐得意门生黄文魁；按黄文魁的发展势头，也最有下一批当选院士的优势。1981年他在美国做了一年访问学者，在美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有机化学家迈阿德实验室工作时，指出一印度教授费时十一年的合成产物并非纯结晶，他亲自动手为之设计了五种合成线路并用三种方法获得了昆虫激素的纯结晶合成。迈阿德教授高度赞赏，提出于1983年来兰大协商合作事宜。1982年，黄领导的科研团队经过努力，脱氧三尖杉脂碱项目又获得全国自然科学三等奖。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个江隆基不可能看到、兰大师生和整个化学界不愿看到的事实发生了。就在黄文魁在北京出席科学技术界最高奖项颁奖大会后不久，12月24日，他应邀赴广州参加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评议会议，因所乘飞机是大修后第一次飞行，在临近白云机场时电线短路着火，紧急降落后机组人员率先逃命而置乘客于不顾，导致黄文魁窒息而亡，年仅五十四岁。有媒体报道说，他坐后舱，身体被烧焦，怀里还紧紧护抱着一个同样被烧焦了的公文包……
事后，甘肃省追认他为省特等劳动模范并在科学宫为之竖立铜像，以缅怀这位献身化学事业的科学家。
（六）面向社会多层次办学
在贯彻高教60条“实施细则”中还有这样一条：“教务处决定从本学期起举办外语进修班，同时开设俄、英、德三种语言，争取一年之内，使我校大多数青年教师都能初步掌握一门外语。”这一决定的本意是为提高本校青年教师的外语水平，因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大学的外语教学一边倒地开设俄语课，对大学教师尤其是理科教师来说根本不够用，第一外语学得好的普遍要求学第二外语，没学好的积极要求补课。进修班不占用上班时间，晚上开课；一门课每周两次，三门课正好占用一间教室。但没想到，此消息一公布，就引起了在兰州的国有大企业和科研机构的热切关注，一些远在西固、盐场堡的工程技术人员纷纷来函来人要求报名学习。兰大决定满足社会的需要，将进修班办成夜大，校内校外兼收，开了多层次办学的先河。兰大的这一做法得到教育部的表扬，发文向全国推广。要求学英语的人最多，编三个班。当时没有办学创收一说，符合条件的缴点报名费教材费即可。老师也是免费教学，白天给本科生讲，晚上给夜大讲。因此那几年，每天晚饭后校门口常常出现这样的场景：本校生占好晚自习的位子后出校门优哉游哉去散步，远道赶来的夜大生匆匆忙忙拥进校门，经常摩肩相遇。他们都是早多年的大学毕业生，有的还是这些在校生的师哥师姐。
江隆基也报名成了夜大生。他留学德国本来懂德语，但回国后多年不用已经相当生疏了，想借此机会补回来。德语教师叫申文林，北大西语系1957年毕业，是江在北大时期的学生。德语班人数不多，多数是学第二外语的，包括教师、医生、科研人员和工厂的技术人员等多种职业。从职务、年龄各方面看，江隆基确是个特殊学员。但他不搞特殊，以普通学员的身份要求自己。教学方式尊重学员的意见，主要讲文选和做口语练习，另外布置少量的笔译练习作为家庭作业。学生给校长讲课，难免有些忐忑，在做口语练习时本想把校长绕过去，但他坚持要和大家一样做。老师说：“你年纪大了，就坐着说吧。”江说：“课堂上不能有例外的学生。”他要和别的学员一样站起来回答问题。有时候回答不上来，他既不回避、掩饰，也不用会议多、事情忙等客观原因辩解，而是自我责备地站起来说：“很抱歉，这个题我答不上来。这一课我没能好好复习。”作为一校之长，江隆基要参加的会议要处理的事情确实很多。有时抽不开身，课前他总会写个请假条让通信员送来。课程结束时申文林清理了一下，江隆基的请假条共十二张。有时连续请假两次，上课时感到吃力衔接不上，申文林征求他的意见：“你连着两次没来，我们讲了不少，要不要给你补一次课？”对因公因病请假两次以上的，他都要补课，否则就会影响进度。江隆基想了想说：“还是我自己努力看吧，不能叫你给我一个人再上一次课。”有时也难免迟到。一次上课十多分钟后江隆基才匆匆赶来，轻手轻脚推门进教室，坐最后一排，一边翻书听课，一边掏出手绢擦汗。课间休息时主动对老师说：“很抱歉，今天迟到了。”原来他是去省委开会，还没吃晚饭就赶来上课的。
在夜大申文林既当老师，又当学生，他从江隆基身上学到的不仅是学而不倦的敬业精神，还有一个教育家的人格人品。使他深为感动的是一张表票。那时他还没有手表。不是买不起而是买不到。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三大件”是那个年月的奢侈品，凭票供应。当教师的最需要手表，申文林由于没有手表造成很多不便。他必须在最后一班公交车到来之前十五分钟下课，否则西固、盐场堡等远地的学员就回不去；回不去就得住旅馆；住了旅馆第二天又不能按时上班。因此他在班上规定一条，先到的有表的把表放在讲桌上，他看表讲课，下课拿走。江隆基知道他这种尴尬也放过表。令他感动的是一校之长管那么多事竟还记着这件小事，一直到课程结束后的某一天，江校长亲自拿着一张表票到教研室来送他，说这次给兰大发了三张，办公室看他的表旧了给他一张。申文林说江校长你的表确实很旧了你用吧，江说：“我的旧了还能用，你连块旧的也没有，急需先用。”申接过渴望已久的表票不知说什么好。
（七）培养提高青年教师
兰大不比北大，教学的骨干力量是中青年。1955年确定为重点建设的大学后新进的青年教师，到江隆基时代正是挑大梁的年龄段。兰大的未来怎么样，就看这批教师发展提高得怎么样。兰大需要有成百个黄文魁、段一士。在贯彻“高教60条”《实施细则》中，专门有“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加强师资的培养和提高工作”一项，其中提到重点培养中青年的措施：“所谓重点培养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就培养对象来说，应该挑选那些条件优异、进步较快的教师首先加以培养；另一方面是就学习科目来说，应该根据‘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把现有教师迅速提高一步。”
江隆基对青年教师政治上爱护，业务上关心，生活上尽可能予以照顾。每年春节，他都要嘱咐教工灶专门为回不了家的青年教师做顿好饭，陪他们坐坐聊聊，以解思家之苦。渐渐地，这些青年教师都愿意接近这位不苟言笑但内心火热的江校长。青年教师郑重1956年毕业于山东大学生物系，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学养鱼的”，分配来兰大后在生物系任教，但其人不爱教海洋生物却酷爱写小说，发表了几篇，居然有了名气，于是他壮起胆子找江校长，要求调中文系。江隆基是懂得用人之道的，学界改行而有成就的，北大有，兰大也有，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用其所长，同意了。郑重如愿以偿，一边进修中文系的课程一边写小说，很快给学生开设写作课。其人后来成长为著名剧作家，相继创作出《西安事变》《将军决战》《彭大将军》《陈赓大将》等皆为上下集的电影文学剧本，为重大历史题材的电影创作作出了突出贡献。
中文系另一青年教师吴小美的成长之路，也许更能证明江隆基对青年教师的关心和爱护。江是从学报和《光明日报》的学术论文上知道吴小美是教现代文学的。一天回家路上走在一起，问她是不是北大毕业？她答是1957届的。又问爱人呢？也是，同一届，在咱们化学系，名叫何家骏。江实话实说在北大对你俩没印象。吴小美也是实话实说，“我也只见过江校长一次”，说政治课考试要求笔试完了还要口试，她正在口试，中途进来了个表情严肃的江校长，但她这个女孩子那时胆子大，旁若无人地一口气回答完，老师问江校长有没有问题要问，你说“没有，我来看看试行口试的情况”。你一走，老师就痛快地给我打了个五分。江说那时候全盘照搬苏联，五级分制，口试，都是学苏联。接着鼓励她：“回去告诉何老师，你们要好好干，为母校争光，为兰大作贡献。”吴小美的课讲得很好，很受学生欢迎，又常有论文发表，在中文系青年教师中出类拔萃，但因此也就树大招风。******1964年的“春节讲话”提出批判“文艺黑线”，也波及现代文学的教学。这时候就有“跟风派”枪打出头鸟，开始找吴小美的茬了。教学检查本来是学校的常规工作，但中文系的教学检查却搞成了政治运动，重点冲着吴小美而来。“艺术第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情调”等帽子不算，更有“检讨无门、有口难辩”的几条，比如其一，肯定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是“为叛徒翻案”；其二，对后期的鲁迅评价过高——如果鲁迅生前解决了那么多问题，还要毛主席的《在延安**********上的讲话》干什么？名为“教学检查”，实为“批判会”，一次两次过不了关，还要深挖“阶级根源”。吴小美家庭出身不好，又有海外关系，都成了浑身长嘴也说不清的事情，她得从自己的“祖宗三代”查到陈独秀、鲁迅，准备下一次的“检查”。有一天她就带着这样的心情步入课堂，竟发现江校长庄重严肃地坐在最后排。“校长来听我的课了！”她立即感觉到应该与教学检查有关，同时联想到北大听政治课口试的场景，居然产生出“豁出去”的勇气，镇定自若地讲完了一节课。课后学生起立让校长先走，江走到她的身边说：“临时有点时间来听课，没有事前通知，对不起。”这时她有点慌乱，“请江校长提意见”。他只说了四个字“课讲得好”，就离开了。她不知道是怎么回到宿舍的，只记得进门倒在床上痛哭了一场，四个字的评价把她一肚子的困惑委屈都冰释了。万没想到的是，从这天起对她的“检查帮助”戛然终止，她这才明白江校长显然是得到某种汇报后有备而来听课的。心想我们国家能多几个这样的教育家多好，痛下决心好好干，今后不论遇到什么挫折，都要咬牙挺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