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向达先生没听进去。他嫌在北大鸣放不过瘾。他是学部委员，在社科院兼有要职，于是就到科学院的讲坛上去大“放”特“放”，把科学院上至最高领导下至办公室主任的党员干部，批了个一塌糊涂，说“科学院是宗派主义的大蜂窝”。他是土家族出身的学者，国家于1956年承认了土家为单独一个民族，至于民族自治是土苗联合自治还是单独自治，需要做大量的工作，直到1957年还没定下来。中央******、全国政协及湖南省召开的凡是讨论这一问题的重要会议，都邀请向达参加了。他是力主土家族单独自治的，发表了一系列既是历史的、科学的，又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政策性的看法。
中国高等学校的历史教学一直以来都是断代史教学，即“宋史”“元史”“明史”“清史”按朝代讲，但在学习苏联经验时提出分专题讲，即古代史分期问题、农民战争问题、土地所有制问题、民族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五个专题，其他问题遭到冷落。这本是个纯学术问题，但向达把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讽刺为“五朵金花盛开”，上升到要不要学习苏联的高度大加批判，而且还点了一些领导人的名。
这样，向达被科学院定为“****”，将材料转了过来，北大只好认可，组织群众批判。因为向达的名气大，受其影响，全国高校历史教师中不同意开“五朵金花”者被划为“****”的大有人在。
另一位就是胶体化学专家傅鹰先生。这位学者实在改不了说话尖酸刻薄的毛病，一百五十人座谈会上开头第一句便说“我是遵命鸣放，不是自愿发言”。他的许多看法和意见，如果换成谦恭温和的口吻说出来，倒是十分可贵的，然而用他惯有的口气说出来，就叫人难以接受。如：“关于思想改造我非常讨厌，我认为这就和劳动改造一样。”“一提到思想改造，就想到清河劳改。”“其实党员爱国，我也爱国，大家以爱国为重，倾谈一番，不是可以拆掉许多高墙深井吗？”“思想改造最使老知识分子伤心的是连这点爱国之念也有点不信任了。”“过去在学校中谁敢让教授作检讨？”“我们在文化科学方面早采取一些和风细雨的政策，是可以多留一些宝贝、少受一些损失的。”“学了化学就学了唯物辩证论。”“没拿过试管的人没资格领导化学系。”“在高等学校中一位经验丰富的教授的一小时，是不能和一位什么科长的一小时相提并论的。”“你吃思想饭，我吃技术饭，井水不犯河水。”“高等学校要除三害，第一害就是会议多。”
据此划傅鹰为“****”的呼声一时颇高，江隆基不说划也不说不划，死不表态，一直拖着。
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派他的秘书林克来了解北大鸣放情况，拿着毛用粗铅笔写的一封便函，大意是：隆基同志，现派我的秘书林克同志去看你，请你将那里的情况简要告诉他。如果你忙，可以找其他同志和他谈。（按：原件“****”抄家丢失）虽说主席要求“简要告诉”，但向来求真务实的江隆基一点也不敢“简要”，而是详尽地汇报了北大的鸣放情况和初步划定的“****”，并归纳出几个政策性问题希望得到解决。林克认真听取他的汇报，还做了笔记，最后说，北大搞得怎么样，在全国很重要，你谈的情况我回去一定向主席汇报。第二天，江隆基出去开会，回来发现办公桌上有一林克写的便笺：“主席约你一谈”。问办公室秘书，回答林克没来，是中办派人送来的，进中南海的具体事宜都安排好了。
江隆基大喜过望，腋下夹着厚厚的一摞文件资料回到家，多日来紧锁的眉头居然绽开了，有了笑意。夫人宋超也刚进家门，她也在参加运动，但更知丈夫肩上的担子更重，多日来回家都是瘫坐在沙发上，沉默不语，痛苦地思索，有时难免长吁短叹，连抹清凉油的动作都有点木讷。今日见丈夫面有喜色，自然由衷地高兴，便问：“运动这么紧张，有什么事还值得你髙兴？”
“主席来函召见我。”
“真的？”
“你看！”因不是机密文件，他将******的便函和林克的便笺抽出来给宋超看。夫妻头对头欣赏了一番毛的手迹。这是江隆基革命一生唯一得到的******写给他的一份手迹；这是他革命一生唯一一次与******面对面谈话的机会；这是他工作中遇到最大困难直接请教最高领导人的天赐良机！夫妻二人都无比激动，无比兴奋，又拿出装帧在镜框里的与******一起投票的那幅照片欣赏了一番伟大领袖的尊容。激动兴奋之后江隆基冷静下来了，拍着妻子的肩膀说：“这下好了，划不划****牵涉到人的政治生命和前途，许多政策界限我也吃不准，一定要向毛主席详细汇报，听他老人家的。小超，赶快吃饭，晚上我要加班准备汇报提纲，有电话你应付一下，就说我不在。”
燕南园已处在炎夏的热浪之中，静谧的夜空没有一丝凉风。他脱去外衣只穿一条短裤，赤膊坐在灯下。宽大的写字台上摆满了各种资料，均是各系的汇报材料和大字报摘抄。身后的电风扇起劲地鼓吹着，掀得纸页哗哗乱舞。他聚精会神地阅读那些材料，统计有关数字，摘录某些言论。坐一阵，抬起头来用拇指揉着鬓角，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在这纷纷乱乱的北大校园里，他迫切地需要获得镇定，获得明晰的思路和导向；然而某些教授过激的言论却让他捏了两把汗，甚而下意识地想，有什么意见何不私下里找我谈谈，非要在大庭广众之中鸣放呢？“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一字入公文，九牛拔不出”。教授们啊，难道你们就没想到？思来想去，他觉得需要找出一个代表性的人物。这个人物的出身经历、学识地位要有代表性，鸣放中的言论也必须有代表性。这个代表人物能不能划成“****”，将在一批教授中起一种尺度、砝码、政策界限的作用。于是他重新审慎地阅读那些汇报材料。
一直熬到东方既白，这个代表人物总算确定下来了，就是傅鹰。
江隆基驱车进了中南海。
果然不出所料，******分别召见高等院校和文化界的负责人了解“整风反右”的情况。
以江隆基的党性和品格，绝不可能在党的主席面前有所隐瞒，他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做到实事求是，能做到自我批评。坐定之后，他即掏出笔记本，一五一十地向主席汇报。先是面上的情况：总共提意见多少条，属于党群关系的多少，教学改革的多少，学校管理的多少；按整风原则属官僚主义的多少，宗派主义的多少，主观主义的多少；按隶属关系属校内的多少，须转达外单位的多少；按难易程度年内能解决的多少，须列入计划分期解决的多少，无法解决的多少；截至目前已划“****”多少，学生多少教师多少……
******并没正视他，抽着烟听了几句，目光在书橱上来回移动，似乎在搜寻某一部古书。他突然意识到，主席对这些枯燥的数字并不感兴趣，便自觉地赶紧检讨：“主席，我的工作没做好。北大出了这么多问题，责任在我。”
******盯住了一架线装书，那些书籍中夹满了纸条，漫不经心地问：“你那里很有些读了许多书的老先生呢，他们的情绪怎样？放了些嘛子话哟？”
他明白主席的意思，是要听老教授的情况。这也是他求之不得的，便三言两语交代了开头，像说故事一样说起了傅鹰：说他是国内少有的胶体化学专家，两度赴美两度回国任教，特别说到他1944年躲避开陈立夫的纠缠而二次去美国前说的两句话：“宁可不当校长也不参加国民党”，“国民党腐败到家了，看来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说他1950年决定回国是在“紫石英战舰号事件”后英国政府竟然第一个承认了新中国，感到中国人民确实是站起来了，当年怎样从美国回来，怎样调到北大，怎样和苏联专家相处，苏联专家怎评价他的学术地位，最后说到他的鸣放，由于傅鹰的话语尖刻，多是口语式的警句，好记，江隆基便合上笔记本，几乎是一字不落地背了出来。他发现主席对这样的汇报感兴趣，不再看古书，而是面对自己专注地听着，还问这个化学家怎么会和陈立夫闹别扭？第二次去美国干了些嘛子？江隆基又较详细地重复了一遍。主席对傅鹰鸣放的话也颇感兴趣，要他说慢点。
听完，主席揉掉一个烟蒂，又抽出一支“大中华”，一手拿火柴站起身来，欲点烟又未点，踱了两步站在江对面，不无幽默地说：“这个傅鹰先生说话真够尖刻，但全是善意，这样的人也是难得，全放出来了，他肚子里的气就通畅了，是不是？”说着还手按腹部空绕了两圈，做顺气姿势。
江隆基颔首称是。
主席才将那支烟点燃，仰面吐了一口，说：“我们要划的****，也就百分之一。”
此次面见主席，江隆基等于讨回个“尚方宝剑”。当年马寅初校长在******面前讨了个“尚方宝剑”，请来******、陈毅、薄一波、李富春等一大批党政要人来北大演讲；如今江隆基讨了个“尚方宝剑”，傅鹰可以不划“****”。傅鹰不划，全校一大批老教授则可幸免了。
其时化学系的教师们已经陷入人人自危的戒备状态。鸣放阶段，有许多人抱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发表了言论，写了大小字报，随之而来的“抓****”又使一些“人上人”一夜之间变成了“阶下囚”。人人审时度势，个个谨小慎微。相互见面，多以“说话多加考虑”、“说话多加注意”相互忠吿，也有直呼“上当”的。不久又秘密地传递开一条消息，说是“****”只占百分之一，全校也就几十个。屈指一算，已经划定的也够这个比例了，似乎可以放心了。但消息传得云遮雾罩，虚虚实实，还是放心不下。于是又有一些靠拢组织的、亲近领导的热心肠找总支书记探听底细，问是谁说的。书记答曰：“江校长说的。”既是江校长说的，则可相信。同时还有一句话，“傅鹰都不够，你担心什么？”傅鹰在化学系的人际关系始终不好，主张将他划进去的大有人在。但事情总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此时不划傅鹰当“****”，等于是为更多的人网开了一条生路。
在研究江隆基的材料中我们发现，在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的年代里，他的远见卓识和真实思想并不完全体现在那几篇大块文章里。偶尔的真实表露，要有适合的环境背景。1957年暑假前他代表党委所作的《整风运动的初步检查报吿》并未收进研究者们为他编的“文选”里，恰恰在这篇被遗忘的文章里披露的价值观念是值得后世的教育家们深思的。现照抄两段于后——
一个多月来的整风运动已经取得了很大收获，绝大多数人都能站在爱护党的立场上，客观地、冷静地、实事求是地向党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其中有些人虽然带着一些偏激的情绪，发表了一些不正确的言论，甚至对党组织或某些党员抱着很大的成见或误解，但就整个说来，他们并不是敌视党和敌视社会主义的。他们的偏激情绪的产生，有的是由于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受到了某些抑压，被伤害了自尊心；有的是由于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理想过高，一旦发现了这么多的缺点和错误，就感觉到悲观失望；有的是由于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把一点当作了全面，把局部当作了整体，因而就盲目地否定了一切。这些人的不正常情绪是可以理解的，绝不能因为他们说过几句不好听的话，发泄了一些牢骚，就把他当作是******主义的言论。例如，化学系傅鹰教授，在整风开始时，他也说了一些尖刻的话，但是我们认为他是拥护社会主义的，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是一个认真负责的好教授。又如西语糸李赋宁教授，他对我个人提了意见，认为我做副校长不合条件，但我不能因为他反对我就说他是反对党的领导。从李赋宁先生的发言和他的平时表现来看，很显然，他是拥护党的。
思想工作是一项细致的、耐心的工作，必须冷静地坐下来，用和风细雨的方式去进行，急风骤雨的办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过去一个月的运动搞得太紧张了，这样继续下去会把大家累垮的。我们必须由室外进到室内，把大会变成小会，用互相帮助的态度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来求得对某些重大问题的比较一致的看法；必须再一次强调在思想论战中只能以理服人，不能以势压人，任何简单粗暴的方式都是应该避免的。
前一段讲“绝大多数”，后一段坚认这是一场“思想论战”，只能用“思想工作”的方法来解决。它既是一种境界，又是一种基调，体现着一个成熟的教育家的战略眼光。然而这种境界和基调与当时的大方向是相悖的。这篇讲话不仅后来成了他“****”错误的重要证据，就在当时也为“****”们所鄙弃。紧接着又有位党委副书记作报告，通篇讲的是“敌我斗争”。
北大的上级机关认为，北大的学生“放”透了，而教授们“放”得很不够，用文雅的书面语言来表述，便是“如何领导大家想办法，挖掘教授中的****分子，使他们鸣放出来”。这责任在江隆基。因为他“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老教授’，在业务上是有迷信的。政治上对他们的估计缺乏阶级分析的观点，过高地估计了他们在政治上的进步的一面，而对于他们反动的落后的一面，则估计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