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届党委还专门成立了“改善工作条件工作组”，为讲师以上的教师星期天进城购物准备了专车，规定党政干部不论职务高低一律不准乘坐。江隆基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星期天携夫人孩子进城购物既不“公车私用”坐小车，也不坐学校的专车，而是全家去挤公共汽车。针对部分教师社会兼职多、社会活动多的状况，还制定了《保证教师业务工作时间的规定》，详文规定：星期一至五上午及晚间、周六下午、周日晚，不得召集教师开会，也不要家访或打电话（紧急情况例外）；教师校内行政兼职不得超过一职，社会工作每周不得超过六小时；各种会议务须精简，一般以两小时为限，重要会议也不宜超过三小时。种种举措，都是为了保证教师潜心治学，向科学进军。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高等学校的评职称工作是任何一个领导深感头痛的难事。每评一次，都是人生竞技场的大表演、大较量，喜怒哀乐，明争暗斗，人际关系往往因职称而错位。而在50年代的北大，这一工作进展得稳妥而顺利，未发生因评职称而带来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这固然与那个时代的政治气候、社会风气有关，但与江隆基深入细致、卓有成效的工作密不可分。北大有自身的优势和特点，老知识分子多，民主党派成员多，历次运动中受过批判的多。江隆基的主导思想是“在政治上信任他们，在知识上尊重他们，在思想上要耐心地、和风细雨地达到改造的目的”。他经常动员教师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希望每位教师都要做一个现代唯物主义者，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自觉信徒”。但在评定职称时，又实事求是地提出，主要看学术水平，是否有真才实学，不能以“党与非党”“马列主义水平”论高低。有些辈分和声望都很髙的老学者，如朱光潜是公认的唯心主义美学代表人物，冯友兰是公认的唯心主义哲学代表人物，二人学术体系明显是属于“唯心主义”的，但二人的共同特点是治学严谨，学识渊博，著作丰富，且都性格内向，耽于深思而不善交际应酬。江隆基取实事求是态度，说服评委，将二人都定为教授一级。而且在当年，北大就有了“有升有降”的创举，有两位院校调整时进来的教授，学术水平一般且几年来没有新的成果，评委认为不够教授资格，决定降为副教授，报江隆基审批。江同意评委的意见并找二人谈话做解释，二人心服口服，毫无怨言，仍勤勤恳恳地搞教学科研。
老先生占的位子多了，对年轻人的脱颖而出就是一道实实在在的障碍。季羡林留学德国十年，二战结束后回国，经陈寅恪推荐来北大任教。他精通多国语言，是国内少有的梵语专家、佛学家，又是世界上少有的吐火罗文研究者，当时才四十出头。评定职称前，汤用彤副校长找他谈话说：“你还年轻，大有奔头，就不必挤这趟车了，先当个副教授吧，以后有机会晋升。”季羡林权衡再三，当场答应了，也没有什么不愉快。还有物理学家王竹溪，西南联大时期当过杨振宁的老师，深得杨的敬重，当时不满四十，也由周培源出面做工作，先当个副教授。情况汇总到江隆基面前。江对分管文、理的两位副校长说：“首先我个人一直认为我是个过渡型的校长，长期当外行不行，将来的北大势必要由有真才实学的专家来管理。我们办教育，一定要有发展的眼光，着眼未来，北大的实际情况是老教授多，他们大都年事已高。从当前看，要借重这些老教师的力量；从长远看，要加紧培养新生力量。中青年教师中确实突出的，不搞论资排辈，可否打破常规晋升一批，请两位慎重考虑。”两位副校长将江的意见带到评委会，经过复议，季羡林、王竹溪被破格定为教授一级，职称一次到位。
经过几次评定，1955年北大的教授一级达到二十多人，在全国各大学中是最多的。
1994年，季羡林接受过本书作者的访谈，老先生十分健谈，不乏幽默，说：“那时我年轻，在北大是小字辈，要论资排辈，几乎是不可能的。”他笑说评上一级后工资涨到每月四百四十五元，去农村都不敢给人说。那时物价真便宜，几千元就能买套四合院。到莫斯科餐厅吃一次西餐，花二元就能吃到两三道大菜，还有黄油面包，一杯啤酒。我们问季老为何不买套四合院？他说他舍不下北大这地方，“寸步不离”，我们理解他是讲学术环境而不是住房；他的住房很一般，在一楼，阴暗潮湿，光线不好。问起他对江隆基的看法，他的语气沉重起来，说：“江校长调兰州大学的时候我不知道，没能送一送，听说‘****’中被斗死了，我非常震惊，非常难过。我从内心感激北大有过这样一位好领导。他可是个真正的教育家。”
与此同时，还有一批符合条件的年轻讲师及时晋升为副教授，如化学系高小霞、张锡瑜、庞礼，地质地理系仇为之，历史系宿白，哲学系汪子嵩，经济系熊正文，中文系的王瑶等，当时都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后来都成为所在学科的学术带头人。
职称评定基本到位后，北大又大胆起用了一批素质好、有真才实学的年轻教师，把他们放到教学领导岗位，协助老教授搞教学管理和科学研究，从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各方面形成各学科的学术梯队。如古希腊哲学专家汪子嵩被提拔为哲学系副主任；英国文学专家吴兴华被提拔为西语系副主任；沈克琦被提拔为物理系副主任，他以此为起点，直干到北大副校长；王瑶评上副教授后又被推荐为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文艺报》编委。
中国科学院于1955年评选出第一批学部委员一百七十二人，北大当选二十七人（自然科学十七人，哲学社会科学十人），位居全国高校之冠。评选的程序是先由单位推荐。北大所以能高额当选，固然有人才济济的资源优势，但与江隆基勤奋严谨、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密不可分；那些日子里，他几乎是不舍昼夜地查看资料、摸底排队、商讨对策；在这项工作中，集中展现了他的教育观、人才观。有几位教授的当选，颇能说明他的“定见”：李汝祺是摩尔根的学生，我国遗传学的奠基人，但在全盘照搬苏联经验中生物学界“一边倒”地倒向李森科，而且把学术问题政治化，谈摩尔根成了禁忌，在某些大学遭到非难。而江隆基拒绝这种把纯自然科学政治化的倾向，对李汝祺很尊重，课程照开，科研照常进行，使北大的摩尔根学派避免了舆论压力，日子比较好过。经江隆基竭力推荐，李汝祺顺利当选。胶体化学专家傅鹰在化学系人缘很差，又与苏联专家闹得不可开交，推荐的基础很差，有人坚决反对，但江隆基则看重他的学术水平，一面批评教育傅鹰一面做其他同志的工作，推荐上去也顺利当选。图书馆馆长向达教授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又是著名的藏书家，对中国古籍有精深的研究，出任图书馆馆长后收购了许多善本书和珍贵资料。琉璃厂旧书铺的人都与他很熟，有好书就叫他优先选购。有些珍贵书籍费用昂贵，但江隆基非常信任他，交由他决定是否购买，从不干预；另一名图书馆系系主任王重民教授也是著名的版本专家和敦煌学家，有不少很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两人都够推荐条件，但专业相近，同时推荐上去同时当选的可能性不大，权衡再三，江隆基决定先推荐向达，劝说王重民等下次机会，结果向达如愿当选。朱光潜是唯心主义美学的代表人物，按其学术水平推荐应该没有问题，但哲学社会科学是要分唯物、唯心的，江隆基估计从美学系列推荐可能通不过，又了解到英国文学史还没有合适的人选，而朱光潜在西语系兼职授课，就变通了一下，以英国文学史专家的名义报了上去。但结果不尽如人意，正式评审时外界阻力很大，未能奏效。
朱光潜先生虽未当选，但他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对共产党的信任和了解，许多方面是从江隆基身上得到的。”
二十七名学部委员的诞生是江隆基教育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苦则苦矣，累则累矣，但他精神饱满，信心十足，自我感十分良好，觉得照此远行，也不枉献身教育一生。
在1957年夏季的形势到来之前，北京大学已发展完善为国内一流的综合性大学，其教学水平和科学研究水平引起世界知名大学的关注。有数字显示，在1957年的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北大就承担了八十项。北大是学术型大学，以基础科学研究见长，在科学院的基础科学研究项目中，由北大教师指导、负责、参加的，仅化学系就有一百三十项，生物系八十项。
教育质量决定着人才培养的质量。“桃李满天下”是园丁们辛勤培育的结晶。人才的脱颖而出不但需要充沛的阳光、土壤、水分，还要有园丁们独具的慧眼和匠心。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有一位成绩优异的学生，在学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课时交了一份课程作业，题为《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在社会主义中的运用》。文章既能正确地阐述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又能理论联系实际，具体分析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和经济结构。尤其对于苏联长期以来片面地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理论观点，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论述观点明确，有根有据，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无独有偶。系上一位专门研究经济思想史的教授也写了一篇论述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论文，可是仅仅重复了马克思的论述，别无新意。两篇文章都送到教研室主任张友仁手里，一篇是教授的学术论文，一篇是青年学生的课程作业，但其质量明显地前者逊色于后者，正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张友仁将两篇文章同时送江隆基，既是报喜，又有请校领导鉴定判断的意思。江看后对学生的这篇作业大加赞赏，建议在学报上发表，同时嘱咐张友仁，这个学生很有发展前途，希望多加指导，让他更好更快地成长。这位学生没有辜负校长和老师的希望，成长为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就是改革开放后国人皆知的厉以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