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门探讨“城市小说”这种做法，可能与文学理论的基本原则有所悖离。小说就是小说，何以会有“城市小说”与“农村小说”之分？但在理解当代中国八九十年代的文学时，却是非常必要的理论视点。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就是在“现代性”的追寻之下行进的，在思想意识上与某种“西方精神”保持一致，一直是相当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学理念（至于其中掺杂民族主义情绪又另当别论）。在三四十年代，穆时英、施蛰存等人的“新感觉派”就热衷下表现城市的生活及心理状态，城市的空间为“新感觉派”探索人的现代感觉提供了特殊的，也是必要的场所。城市一直被认为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当然也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紧密相关。中国现代文学一直就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任务所困扰，崇尚心理感受的现代派也不过在城市的空间作短暂徘徊，文学的主流不可遏制地向着更为迫切的历史目标涌动。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权威意识形态要求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只有工农的生活、思想才具有表现的价值。与此相对应，文学艺术的表现方法和美学风格必须是革命现实主义，很显然，农村题材更适合于现实主义的运用。在五六十年代，那些占据主导地位的优秀的现实宅义文学，大都是表现农村题材的作品中周革命的道路就是农村包围城市，共产党从乡村进入城市，一直就对城市小信任，城市流荡着资产阶级的香风臭气（就像电影《南京路上好八连》表现的那样）。同时有必要注意的是，中国五六十年代的作家大都从乡土中国进入城市，他们的思想意识骨子里属于农民阶级。中因的作家～直对城市生活讳莫如深，这除了意识形态的压力外（写城市容易与资产阶级生活及其思想意识划等号），也与中国作家缺乏城市生活经验有关（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80年代中期）。当然，五六十年代也有一部分小说写到城市生活，如《：家巷》、《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等。这些小说实际是属于革命历史题材，其主题是关于党如何领导城市平民走上革命的道路，或者就是直接表现地下党的革命活动。
一直到80年代，中国都很少有小说去表现城市，从伤痕文学到改革文学，从知青文学到寻根文学，都与时代的意识形态实践密切相关。其中改革文学把城市当做背景来表现，过强的关于改革的思考，使城市的存在完全没有被小说叙事所关注；而知青文学在表现知青返城的故事时，更多地表现出对城市的简单排斥，以此作为眷恋乡村生活的依据。1985年出现的现代派小说，如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比较鲜明地表现了现代人在城市中的精神状态，但其观念意义上的现代主义特征，使城市依然是作为一个无足轻重的背景而形同虚设。
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来思考中国八几十年代的城市小说，实际上是在主流意识形态淡化的前提下，来思考中国当代文学的新的特质。
就一般意义而言，城市小说的出现，当然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们当然不能说中困直到80年代后期才有城市。
事实上，中国的市镇并不比两方的市镇出现得晚。如果按照一些历史学家的描述，欧洲市镇出现于公元8世纪到10世纪。这就足以哥特式教堂和市政厅为代表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早期市镇。白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文明创造了现代大都市，我们现在理解的城市，是指与工业化程度很高有关的人口高度密集的现代社会组织形式。它显然包括了一整套现代社会的组织形式，它是某个区域或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在这一意义上，中国中古社会出现的市镇，不足我们所理解的现代都市。现代城市显然有一系列的现代文明特征为标志，例如，摩天高楼，街道，交通工具，代表现代生活的消费场所和娱乐场所。
中国大陆在建立新中国以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城市，那些被称为大中城市的地方，实际不过是乡村的简单相加，或者说是乡村的放大而已，因而也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生活。在政治全面渗透了人们的生活空间的情形下，城市不过是简单的聚集地，不过是没有自主意识的个体集合的场所。
80年代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再次急于进入现代社会。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为全党和全民的最高理想，它使得中国在80年代高度崇尚西方的物质文明。尽管在意识形态方面，官方意识形态一直在马克思主义教条和民族主义之间左右摇摆，但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和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同样也倾向于认同西方已经取得的精神文明成果。随着西方以高科技为代表的物质文明涌人中国，不可避免迅速造就了中国的消费社会。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承认，官方意识形态的弱化是消费社会兴盛的一个必然代价。当然，80年代后期，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的衰落有多方面的复杂原因，但消费社会无形中把人们的生活与经济利益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就普通民众而言，没有人对意识形态感兴趣。意识形态要么是全能的，要么是无用的，不管如何，经济动物要比政治受虐狂更符合人性一些。从中国的经济发展形势来说，80年代开始的基础建设，在90年代逐渐投入使用，并且过热的经济建设也使中国城市在短期内面日新，特别是那些大城市和沿海开放地区。北京、天津、上海、深圳、海口、广州以及其他省会等城市，变化之大，令人瞠曰。这些城市虽然人口不过中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二’，但它们作为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社会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人们可能指责说，这些城市不过是对西方现代城市急功近利的模仿，例如那些高档写字楼，豪华饭店，大型商场，车辆和广告牌等等，但现在中国的城市开始具有了现代化气息，而这正是中国人长期孜孜以求的。
一个具有现代化气息的城市，理所当然塑造一些现代人。
在这样一个也许还很不充分的现代城市空间，青年～代率先感受到生活的新流向，感受到中周社会剧烈的转变，感受到个人与群体社会的新的矛盾以及个人的精神压力。这些思想意识和心理情绪，在80年代后期以来的小说中得到更加深入的表现。这些思想情绪过去是在文学对现代主义的美学追求中来表现的，现在则通过对生活现实的直接表达就可以充分体现。
我们确认存在一种“城市小说”，这并不是指一种特别的小说类型，而是指它所表达的内容和思想意识有别其他题材的作品。同时应该指出的是，并不是说描写了城市生活的小说就可以称之为城市小说，城市小说在美学上应该有一些显著的特征：
在整个叙事中城市空间有必要被强调，那些城市特有文化代码（标志）——都市景观应该成为小说叙事的天然成分；在其叙事动机上，应有比较明确的“都市意识”，对城市的感觉，对城市生活状态的把握，以及某种城市的节奏和情调应该有明显的表现。
这些因素使“都市小说”不仅仅只有题材的外壳，更重要的是具有了文化上的和美学上的特定涵义。
基于这样一种美学规定，我认为80年代后期中同开始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小说。正如我在前面已经提到的那样，80年代后期，中国都市初具规模，与之相适应的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也已初步形成，城市都高人的建筑是经济神话的卓越见证，它穿越意识形态的地表而成为时代的象征到90年代初期，任何力量也终究压制小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需求，人们可以回到某种更单纯的生活状态，不是在思想文化一体化的范围内来表述某个社会集体的愿望，而是在意识形态分化的多元性或失重的格局中柬表达个人化的感觉方式。
90年代的小说叙事，面对着的是一个远为空旷的场所。这使得小说叙事既不需要去攻克形式主义的高地（像先锋派那样），也不需要去表达激进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像王朔那样）。新一代的作者如履平地式的写作，既是优势，也是劣势。
他们可以直接进入生活，却又把握不住锐利的东西。不管是在小说的叙事艺术上，还是在当代生活的内在性方面，那种锐利的东西已经消失殆尽。
更年轻的作者显然怀着直观的经验化的意识去构造他们的小说叙事。他们没有被赋予任何文化象征意义，他们也远离流行的意识形态，这使他们能够更加轻松自如地表现他们置身于其中的现实生活，随心所欲、无所顾忌地表达他们的个人感受。
他们对文学史“剩余的意义”、对当代现实“剩余的意义”一概弃之不顾，他们的兴趣在于抓住当代生活的外部形体，在同一个平面上与当代生活同流合污，真正以随波逐流的方式逃脱文学由来已久的启蒙主义梦魇。那些****的生活欲望使那些粗鄙的城市街景变得更加生气勃勃，捕捉住当今为商业主义粗暴洗礼过的城市生活的外形状态，就足以令人快乐，也令人惊叹不已了。
显然，何顿是这股潮流的代表。仅仪是在1993年，何顿就抛出几篇很有分量的东西：《我不想事》、《生活无罪》、《弟弟你好》。这些小说无一例外写城市小市民的生活，准确地说是写处在原始积累阶段的城市尢业游民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故市，这些人开始可能比较穷困潦倒，或刚从监狱里放出来，或是无所作为的小学教员，再就是发了点财的小老板。他们的“脱贫”愿望相当急迫，对在公有制的体系内生活毫无兴趣，总是像逃脱牢笼样摆脱那个用境。通往“致富”的道路也并不一帆风顺，坑蒙拐骗，偷税漏税，违法乱纪，黑吃黑是这些人的基本生存之道，就此断言，也可以把何顿的小说看成“城市黑幕小说”——它表现当今中国原始积累阶段的商场黑道，虽无港台的黑社会凶猛惊险，但具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显著特征。十分有趣的是，何顿小说的主角经常是中小学教员，他们对所谓“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头衔弃之如敝屣，他们对成为小商人则趋之菪鹜。尽管这可能与作者个人的经验有关，但是它无意中具有了象征意义：这个社会的最基础的文化秩序业已崩溃，而对金钱的奢望已经成为人们全部的生活梦想。那个大毛靠走私贩毒一夜暴发，浑身上下都透着喜悦和得意。那个何夫（《生活尤罪》）被一条骆驼烟打中，被曲剐屋里的摆设震撼，几天之后就到曲剐店里打下手。当他沦落为一个拙劣的票贩子时，钱包和略好些的香烟使他保持了心理平衡。
这里的生活主要由喝酒、搓麻将、找女人以及斗殴构成，这种生活与文化无缘，这是一群反文化的城市拜金主义者，多少有些文化的主角，显然被这种生活淹没。作者的叙述视点几乎不带有任何先验性的观念，也不怀有发掘生活意义的明确动机，作者的兴趣仅只在表现这种生活的外形状态，纯粹的生活之流。
王朔的那些“痞子”（同时也被王朔命名为“社会主义新人”）。身上其实被附加了******的意识形态含义，这些人物随着历史背景之改变，甚至还被添加进与主导意识形态共谋的内容；至于所谓的新写实主义对市民价值的认同和某种程度的批判性，始终难以摆脱精英主义的视点。何顿的叙事既没有这些复杂的文化背景，也没有这些自以为是的个人态度，他笔下的城市故事是一些真正解放的生活“原形”——原始的外形状态。那些男女凭着本能生活，只为自己生活，没有信条，不需要任何规则，我们可以指斥他们为行尸走肉，但是他们生活得很快活，潇洒走一回，过把稳就死。在王朔那里是一种宣言，一种口号，而在何顿这里则是实际的生活状态，在90年代中同彻底商业化的历史背景映衬下，显得尤为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