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石康的《支离破碎》
在20世纪最后几年，没有人会否认中国文学已经从当代社会的中心位置退居到边缘地带。文学的衰退是严重的，这不仅指文学界，而且也是指文学本身。但也没有人会承认，一种新兴的写作正在崛起。因为对于相当多的人来说，对于依然处于“主流文学”的各种中坚地位的人来说，这些所谓“新兴的”文学正是文学破败的证明，或者干脆说一“祸根”。一个体面的文学行业，现在被一些怪模怪样的人群占据。被一些波两米亚式的无业游民、边缘人、精神反常者……所占据。这如果不是标志着文学这行业已经到了穷途末路，那就是我们的观念出了问题。
但也有可能，传统的文学观念、文学概念正经历前所未有的蜕变。它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或是变质了？现在下结论似乎为时过早。
任何大的文学变革，与其说是出现了一种新型的观念、手法、形式或趣味，不如说屉出现了根本不同的人群。同样的人群，观念与趣味如何变化也不足为奇；但不同的人群之间的差异就是根本的差异。近几年中国文坛出现的“异类写作”，其写作主体确实与中国过去的作家大相径庭。他们天然与既定的文学体制脱节，灭然地被界定为边缘人，天然地有着反主流与反文化霸权的独特性。
很显然，如果不从完全不同的文学规范、不同的趣味来看问题，根本无法理解石康的写作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异类写作”。也许用90年代流行的术语来说，这就是绝对个人化的写作。尽管我们所理解的文学建制在90年代已经失去了意识形态的宏伟叙事功能，但大多数作家迁是怀抱着宏伟叙事的冲动，其关怀个人的生存方式，总是在终极意义上与传统的文学本质殊途同归。当然没有理由认为宏伟叙事的作品就陈旧过时，也没有理由认为个人化的写作就属下超前意识；而是说在一个追求多元化的历史语境巾，我们其实很难看到真正具有个人性的写作。因为，绝大多数作家就不具有个人性的生活。
我对石康知之甚少，某日～位友人给找《支离破碎》时，特意告诉我，这是一部绝对“真实的”作品，它是发自内心的呼喊。
“真实”这个概念一度作为现实主义美学的基石，其涵义一直暧昧不清且具有霸权主义倾向。今天，人们谈论真实的涵义已经完全不同，那是个人的一种生存方式，一种对待文学的方式，一种写作方式。“异类”写作之所以与众不同，在于它有勇气把个人的生活与文学等同起来，在于它不求助于既定的符号秩序，在于它只关注有质感的生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种追问已经无法从道德上加以直接的判断，也就是说，这种生活的道德意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这个仿真时代残存的确质感的生活，它给文学带来一种原始的冲击力。
这部小说没有复杂的情节，甚至简单的情节都谈不上，充其量就写了几个人物，一些生活片断。但每一个片断、每一个人物都有棱有角。因为它们都保持了原始的粗糙特征。这些人物，主人公“我”、大庆、朱玲、陈小露、建成、老黑、杨东平等等。没有一个是正面人物，他们不是什么好人，但也水是什么坏人。他们就是一些活的牛命个体，凭着欲念和本能生活。这些生活就是一些日常性，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也没有令人崇敬的行为，相反，这些生活都是个人生活的支离破碎的片断，这些人都像街上匆匆而去的过客，在叙述者的记忆中随意涌现消失。但这里的生活和人物却给人以深刻印象，叙述人不加掩饰地呈现出生活原来的形态和过程。这有点像超级现实主义的追求一样，照相式地书写——不只是外在地呈现那种生活场景，而是呈现每个人的灵魂。这些也许没有多少精神追求的人，在作者毫不掩饰的叙述中，人们真切地看到他们的灵魂并没有隐蔽在一个不可知的深度，而是完全呈现出它本来的单纯性。试图逐一去分析这里面的人物是困难的，因为他（她）以及他们的生活没有深度性。只有一些晟本真的事实和过程。要理解这些人和这种生活，只有阅读。在某种意义上，作者的叙述和阅读一样，都具有白日梦的性质——它和你没有距离，那么真切，又不可思议。
这些人当然反映了这个时期一种新的生活特质，他们是摆脱了精神重负，逃脱了伟大责任的一群“新新人类”。这些人物的年龄和阅历并不相同，但那种生活态度和方式却如此接近，他们以叙述人为核心，构成了一种消极的自由生活场。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这个时代的少数人、边缘人或多余的人。他们与那种积极向上的、充满功利性的、追求成功的时代精神相去甚远。
他们的生活欲求是自虐式的，当他们不能支配生活时，就在自虐中获得暂时的满足一一这是一些拒绝历史，也被历史拒绝的人们。当代文学从这个生活角落，从这些不入流的人物身上来获得一些特殊的经验和趣味，这也许并不是一种权宜之计，而可能是对我们这种积极向上的牛活所带来的历史遗忘症的一种有效补充——文学在未来的很长时期内，不得不充当这种历史配角。
失败的文学和文学人的失败，给石康的叙事提不了真实的情感基础。尽管石康的主人公在反观个人生活时，摆出一副什么都尢所谓的姿态，但石康散乱的笔调却随处流露出那种感伤的失败韵味。在这个到处都充满成功神话的时代，每个人时刻都处在不成功的焦虑中，还有什么比看一看石康这个自诩为失败而我行我素的人更令人感到慰藉的呢？在某些时代，文学是引导人们前进的火炬；在有些时候，文学不得不成为人们顾影自怜的一面镜子。也许石康这面“支离破碎”的镜子也不失为～次意外的浏览。
石康表现的这些人与当年王朔笔下的城市痞子如出一辙而变本加厉。王朔依靠一个完整故事来制造氛围，他的人物其实保持着相当纯朴的浪漫情怀，他的主人公尽管反复宣称自己不是东西，但他们的正直品性总会得到恰当体现，并且掩饰不住地要在各种场合体现出来。石康的主人公没有完整的故事，他根本就没有完整的生活，对于他来说，生活是一些随意涌现而随意消失的片断，是白日梦式的过程——谁能把生活（以叙述的方式）损坏得如此彻底呢？爱欲与死——这个人类生活的极限事物，却只是被石康看做生活的必要环节和偶然过程。在“我”和张蕾的交往中，那些激动人心的爱欲、生离死别，居然被如此轻描淡写地处理成一个偶然过程，这是令人惊异的。那个女孩离开家庭，与“我”过起了同居生活，他们的做爱方式完全依据女孩随意抽取的音乐CD，而后，一场车祸，年轻的女孩失去了生命。一种爱的出现和一个人的消失，竟然如此轻易。在作者单纯而简洁明了的叙述中，在那些不经意的幽默嘲弄的语调中，电流荡着一种不可逾越的悲剧力量，它不是那种扑面而米的震撼，而是一种无可奈何地伸越而去的命运之流。
右康对于生活本身完全没有崮定的立场，他也随时嘲弄、反讽，然而这部与价值判断无关。但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准则，比如：“不自我欺骗，敢于面对自己最无耻的念头，敢于行动，过后说实话。”这些在过去可能被视为无赖逻辑的生活准则，居然成～步人商业社会的中国人的人格自觉的证明，也不幸成为中同文学步人商业社会的救世良方。在过去被政治支配的社会中，个人的自我欺骗与相互欺骗成为人们的基本交往方式。文学作品很少或者说很难面对个人的内心生活，偶尔面对也是以虚幻的或诗意的方式去表达。石康的写作是赤裸裸的写作，这个人毫不保留个人的混乱不堪的、自以为诚实的生活。他的生活动力不冉来自群体社会，只是个人随时随地的各种欲念。欲念式的生活是对理想生活的反动，全部理由也许很不幸，仅仅在于个人的欲念从未构成从古至今的中国人的生活的根本动力，也从未构成文学写作的原创性动力。我们的文化从来就是存天理、灭人欲，作为普通的生命个体，其生存的个人性完全由文化的整合意义所决定，而文学叙事一直也是以宏大叙事为其理想范式，关于民族一国家命运的故事，总是遮蔽了个人的生存，以至于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杰姆逊认为，像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文化，其典型的文学叙事就是民族一国家式的寓言。也就是说，任何个人的故事只是一种符号，其内在意义总是指向民族一国家的大问题。
也许90年代的中国小说会让杰姆逊等西方理论家改变某些关于第三世界文化的理论观念。在年轻一代的自由写作者这里，文学叙事可以面对个人的内心生活，可以把个人的力比多冲动作为单纯而直接面对的全部事实。对于一种面对历史与现实双重困厄的文学叙事来说，这种敢于注视个人的欲念的写作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它表明另一种存在获得真实的关注。个人的内心冲动（欲念、体验。）成为生活的核心，成为写作的原动力——它显示出牛活在这里更新（以及写作在这里更新）的倔强力量。
这个人对生活有他奇特的理解方式。不断地直接表达，也不断地直接反思，陈述与反思结合得极其自然。现在有谁像这样剖析过自己的生活？当他反观自己的生活时，他看到：
生活像一潭死水，我在上面漂浮下沉，动作剧烈时竟能激起一朵浪花……浪花与我的关系源于死水与我的关系，它们是一路货，我不应为浪花而迷惑，我应记起，我是漂浮在死水之上的……
叙述人骨子里浸透着悲观主义的态度，把生活的本质捏碎之后才意识到它的含义，因而也意识到生活在绝对的意义上的无意义，从而获得解脱。生活还剩下什么呢，“真相却在事件发生与结束之间一闪而过”，只有不幸的欲念，它在某个瞬间构成生活的真实内容。不可知论同时也是一种宿命论：现代主义式的宿命包含在终极关怀中，后现代主义式的宿命则是一种永久性的解脱（也是自我开脱）。这也就可以理解，石康的这群人物都是在灵魂解脱之后，进行一次后悲剧式的狂欢。就这一意义而言，石康所呈现的无机化的生活现场，也蕴含着他的反思性内容；而这一切是建立在彻底展示个人生活的基础上，他的反思具有异乎寻常的倔强性。
看上去石康这部被称为《支离破碎》的小说毫无技巧可言，这是一种最简单的、直陈式的写作，它直奔主题，直奔生活实质，直奔欲念。石康不仅讲述了一种支离破碎的生活，同时在进行支离破碎的写作。当代小说不幸要回到叙述学的原初状态。人们争论所谓“原生态”写作已有数年之久，不足对胡塞尔现象学的误读，就是名实不符。石康的写作可能是少有的那种原牛态叙事这些故事没有规范，也没有叙事单元和结构，没有环境描写，更没有深度背景，完全是一些关丁事实的陈述。
叙述人只想把那些事实，那些念头表达出来。它甚至标点符号都不规范，很少使用句号，急切地进行内心倾诉。它的表达很直接，他就是依靠毫不掩饰的表达，直接把握牛活的质感部分，把握那些事实、事件、人物以及关系的实质，把它陈述出来。这就足够了。这使他的语言电奇怪地直接，那些陈述句通常短而粗糙，它们用于叙述一些琐碎的日常化的生活过稚一这些陈述与随时夹杂的感想、评价、反省结合一体，开始与结束、产生与消失都干脆利落。回到有质感的生活，对石康也许是一个双赢结果，他呈现出生活的本来面目，他也获得单纯而直接的表述方式。但这种使文学叙述和叙事变得彻底简单的做法，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自杀性的倒退’石康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极限冒险。他依靠自己个人的生存状态和直接的体验，这种写作总是以反常规的生活状态和美学趣味而显得非同凡响。这种生活总有耗尽的时候，也总有重复和司空见惯的时候。石康的写作多少也可以看到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和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的影子，这类写作都以其原始的冲击力而给人以震撼。当代文学更新的持续动力依然是个未知数，这对于处于困境中的当代小说，对于方兴未艾的异类写作也包括石康的写作，都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当然，这并不构成我们怀疑石康叛异意义的理由，也许石康的存在是一个绝对信号，它意指着当代小说已经退居到它的真正的根据地——文学、文学群体、文学所表征的观念，真正进入个人生活的现实过程，进入个人的内心，反映了一种边缘化的社会意义。生活在这里变形，而文学在这里更新！
1999年l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