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前途》一文当然存在着某些理论上的缺陷。如“四.一二”及汪精卫的叛变是哪一个阶级的叛变？文章笼统地认为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叛变。而当时党内认为是“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叛变”。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最先从理论上论述武汉时期是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通过的《告全党党员书》中，认为汪精卫的叛变是小资产阶级的叛变。看来当时中国党和共产国际在理论上没有应有的水平来作这件事。直到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才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即大资产阶级，另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即中小资产阶级。外公后来指出，1927年的******、汪精卫的叛变，不是什么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叛变，而是隐藏在革命阵营中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叛变。文章还预言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必然到来，在论述革命潮流高涨的国际条件时，依据的是共产国际当时提出的所谓“第三时期”的论断，但这一论断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所以是个错误的判断。
但《中国革命的前途》一文仍不失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的著作。它系统地阐明了当时面临的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特别是澄清了反动“理论家”们在理论上制造的种种混乱。文章既是理论的著作，又是批判性的檄文，同时具有政论的严谨和杂文的辛辣。犀利的笔触，将反动理论家们充当帝国主义走狗的丑恶嘴脸揭露无遗，强有力地反击了他们向无产阶级革命发动的舆论进攻。在以后的同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论战中，外公一直保持了这种战斗的文风。他以笔做刀枪，在打击敌人，捍卫革命事业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写《中国革命的前途》一文时，外公只有22岁，22岁的小青年竟有如此大手笔，无怪乎人们要称他是党内的大秀才。
第二节《火山》与《血战》
外公在《中国青年》发表的文章，大都是政论文，可是例外地，在第138期和140期却发表了他写的两篇小说，一篇题为《火山》，一篇题为《血战》。这也是我迄今所发现的外公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所写下的卷帙浩繁的著述中仅有的两篇小说作品，因此，显得尤为珍贵。
《火山》采用的是书信体的形式，整篇是一位署名为“纬弟”的青年，写给“龄哥”的一封信。信中叙述“我”（纬弟）在北京度过“三.一八”后与龄哥分别回到上海，又参加了上海“五卅”周年纪念运动。然后在帝国主义和军阀制造的白色恐怖的气氛笼罩下，心情变得十分阴郁：“到处我感到枯寂、到处我感到苦闷。”不久“我”又到了汉口，“阴郁更来得厉害”。终于“在极热的天气里病倒在床上”。“一切北伐军从长沙打到武胜关的事情，都在我昏得梦呓的时候，一件件的过去。”可是，后来“我”的病奇迹般地在一天里好了——这一天，“我”在昏睡中被一阵阵口号声所惊醒：“打倒帝国主义！”“为五千同胞复仇！”……“我”听到这久违了的声音，不知何处来的力气，从病床上一跃而起，披了件衣服就往外跑。“我”看见的是一队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前头是一面写着“汉口市民追悼万县五千同胞大会”的旗子。“我”振奋起来，再也耐不住了，冲进了队伍，同大家一起走、一起喊，东奔西走地散发传单。“我只觉得我的声音，洪亮地高出随便何人以上，它击着街旁的屋子，那些屋子为之动摇！这声音同回声在空中冲突，好象一个大潮流在礁石上，砰的一声直射半天，随着风雨散布全地球的任何一处！”就这样，“我跟着那旗子一直走，也不知走到什么地方，更不知走了多少路，终于我出汗出得浑身全湿，终于我失了知觉……”当“我”醒来时，发现自己又躺在床病上，“很觉疲乏，又睡着了……”
接着，小说是这样一段描写：
……在朦胧中梦见了你和北京的许多朋友。我们仿佛在一座山旁，花草都很美丽，看见许多人在那里运土。
“你们干什么的？”我问他们。
“这是火山，皇帝叫我们用土塞没它的口。”他们之一指着那座山说。
突然我觉到地有些震动，我们面面相窥！
看那班人时，他们正在抛了一切的工具，狂奔高呼——“火山爆发了！火山爆发了！！……”
“你们快快跪下祈祷！”几个佩着十字架的牧师举起了手也在大叫。
于是大家都跪在地上，我们也跪在地上，什么都听不见，只听见山口的轰轰之声加增厉害，天空被黑云盖住，地动得好象摇篮。突然，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天地里射出一团大火，照耀得如同白日，空气也突然变得沸热，连呼吸都非常困难，原来祈祷无用，火山真的喷发了！红的火石在天上掉下来，红的Lava（英文：熔岩——引者注）从山口浩浩荡荡的流下来，奏着这样的曲子：
世界上的农人和工人，
手执红旗向前进！
万般苦难你受尽，
要撕灭旧的建设新的完成世界革命！
轰！轰！轰！轰！提起精神！
轰！轰！轰！轰！步武齐整！
敌人在你面前发抖，
你是世界的创造者，
现在该做世界的主人！
Lava终于躺在我们的脚边，我怕极了，拔起脚就跑，那些东西依旧奏着刚才的音乐，排山倒海的向我追赶。现在我前面已是大海，水好象沸的一样汹涌，旋汤在海面飞跑，那时追兵距离我的脚跟不到一尺，我没办法，奋力从山上向海里跳去，一瞬间还看见Lava也在崖上挂将下来，赤红的，发光的，有蒸气的。嘣的一声，我落到海里，好象从锅炉里跌到冰窖里，一阵冰冷的气，直冲进我的心肺，我于是悠然而醒，又是一身大汗！……
看护妇方才过来，她说我的病已经好了，热度已是平复，大概将息几天就好出院。龄哥，你为我快活么？……
《火山》借助“我”的口，抒发了当时白色恐怖气氛下青年当中普遍存在的压抑心情，和渴望奋起斗争的强烈愿望；并用象征的手法，借助梦境的描绘，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喻为不可遏止、威力无比的火山，同时预言：革命火山的爆发，必将毁灭整个旧世界。
小说《血战》则是用素描的笔法塑造了一个英勇顽强、浴血奋战的革命青年战士苏华的英雄形象，表现了北伐革命者不屈不挠、舍身忘死、血战到底的坚强斗志和英雄气概。
小说一开头向读者展开的是一幅夕阳如血、空旷无声的秋日黄昏的大草原的图画：
夕阳已是西下，陷在山坎深处，天半紫霞殷如积血。日光平直地射出，把一切的影子都拖得很长。现在正是照着一片草原。黄的秋色，铺满了它。没有风声，静悄悄的。
忽然太阳底下出现一个人，直向草原急驰。穿的是短的内衣，只着得一件布衫，裤子和袜。面孔消瘦得不成样子。长的影子在他面前好象个鬼，直挺挺的。虽是气喘，急走，步履却是非常蹒跚。头上，腿上，都扎着白布。
到了草地上，他再也没有力气了。他倒下，他躺下，血瘦脸，像火一样，太阳是红的，照着。草地是黄的，衬着。眼睛像宝石一样闪烁着。手指无力地动着。胸脯急促地起伏着。汗珠儿，额上晶莹着。
这就是在战斗中身负重伤的苏华。他伤势严重，难以支持，却不愿意退下火线，仍然挣扎着前进，奔赴疆场，要与敌人决一死战。后来他的两个伙伴追上了他，要送他到医院，他拒绝了。他剩下最后的一口气，却高举起手，喊着“这红旗……杀……”他苦笑，要起来而不能。两个人再也忍不住了，扶着他坐起来，替他摩着胸脯。
接着小说出现这样的情景：
一刹那，他好似清醒，在袋里拿一个团得不成样子的信封，他把里面的信抽出来了！
给我一切亲爱的：
此次我将出发了！光荣在期待我们！为亲爱的缘故，我若死，无足轻重的！我将血战！血战！为你们而血战！你们也要血战！血战！血战！为你们的你们而血战！为着红旗——我们的红旗，将把你们的铁链扭断！若是我死，你将血战！不许哭泣！不许退缩！
若是我死，你将写在我的墓石上“为无产阶级而血战的苏华。他死之后别人依旧血战。”
若是我死，我的红旗，依旧活着的。
苏华出发前夕
他又兴奋挣扎起来，那二人按住不放。他终于力尽了。
“前进！前进！让我……前进！”低微的呼声在空中荡漾着。
他突然笑了！但是没有声音。他的口无力地张开，他手渐渐地紧握，他的眼向上插……
“苏华！苏华！”
苏华死了！他微笑着！“好兄弟！好兄弟！”抽咽的断续的声音突破了长空！太阳不忍看，他慌忙避到山后去。夜的黑幕，轻轻的把他们从世界一切的视觉遮断。一阵风，呼呼地，和着呜咽！
……有人微笑着在前进了。
这两篇小说，像它们的题目所标示的那样，都充满了火与血般的战斗激情。篇幅虽然不大，却富有时代感和斗争气息。它们笔调清新、热烈、粗犷；那梦境中的火山的轰鸣，那夕阳、秋草、赤血组成的色彩强烈的画幅，都烘托出一种或气吞山河、或悲壮激烈的宏博气势，给人以强大的震撼力，充分体现出革命文学的鼓点和号角的品格和作用。
在艺术表现上，这两篇小说也富有特色。《火山》以第一人称的书信体来表现当时进步青年的心态，从在白色恐怖中的“阴郁”、“枯寂”、“苦闷”、甚至“昏的梦呓”，到受游行队伍的召唤而奋起追随，再到游行之后的疲乏、昏睡、做梦，以及梦境中火山的爆发时害怕、犹豫，直到因“Lava”的不可遏制的奔腾而猛醒，病奇迹般地好了，这种心理状态的描写虽然不免显得粗糙，但仍是写得一波三折，真实地传达了当时进步青年的普遍情绪，在艺术上是成功的。尤其是梦境的描绘，象征手法的运用，对于一篇篇幅短小、情节简单、主要描写人物心态的小说，尤为贴切。
如果说《火山》是一篇“心理小说”，是写人物的心理活动的过程，是流动的；那么《血战》则是一幅凝重的浮雕或色彩浓烈而又沉郁的油画：草原茫茫、夕阳如血、秋草漫漫、寂静逼人；头上和腿上裹着白布的重伤的战士和他的被拉长的影子，形成一种令人凝神屏息的气氛。但这种气氛并不是让人感到压抑的死寂，相反，它使人愈加清晰的听见不肯轻易倒下的战士行进在草原上的不屈的脚步声，听见他的男子汉粗重急促的呼吸声，他的以书信形式表达的内心独白，他临终前的对战斗的渴望、呼喊；听见他没有声音的笑，听见这笑和死神的对峙……仍然短小，仍然是几乎没有情节的情节，而当战士苏华微笑着死去，夕阳消逝，暮色苍茫，作品便成功地达到一种悲剧性的美学效果。
诚然，这两篇写作并发表于本世纪二十年代中期的小说，不可避免地带有我国早期革命文学那种稚嫩的痕迹。但如果把它们放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包括革命文学的发展史上来考察，也许更能显示它们的文学意义，而不至于把它们仅仅视为某一历史时期的政治宣传品。它能感动人，它的感染力在于其饱满的热情，以及传达出了这份热情的、在当时可说是熟练的艺术技巧，如对比、象征、意象的准确撷取、意境的营造、语言节奏与作品所传达的情态、意绪、氛围的契合，等等，使这两篇出自于政治家、理论宣传家之手的作品漾溢着激烈的诗意。
还使我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外公的这两篇小说，在他一生所写下的大量文章中是个例外。外公为什么突然写起小说来呢，为什么就写了这两篇——或许是我没有发现——而没有继续写下去呢？而且，这样的“例外”在许多职业革命家身上还具有普遍性。一种情不自禁地要以文学形式来表达的“浪漫”情怀与政治、与革命有着怎样的深层关联？我想，对我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来说，这或许是个有待开掘的、有趣的课题。
第三节“再来创造一个新传统”
外公做为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家，而且是工科大学毕业的大学生，深知知识的作用、科学技术的作用。在战争年代，他就呼吁要尊重科学技术、尊重人才，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和人才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以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外公经过三年太行山征战，从日益频繁的战争中，特别是“百团大战”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军队建设中一个以往较为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部队中的体力问题、军事技术问题的重要性。为了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加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他写下了《加强体力，加强技术》一文，专门阐述军队建设中的这一重要方面的问题。
他回顾我军发展壮大的历史经验，指出，我军的建军原则，向来有一个很好的传统，这就是对于“武装头脑”，对于提高全体军人的政治文化水平，非常注意。这一优良传统，从我军产生的那天起，一直到现在，都被我军保持着，这一优良传统，乃是革命军队的特色。“十五年的经验指明，只有以最大的努力，提高部队的政治觉悟，这个部队才能保持其革命军队的素质，才能成为颠扑不破无坚不摧的铁军。革命军队与反革命军队的不同，主要在于这个军队有没有政治觉悟。”
除这一传统之外，我军在发展的历史中，也曾注意到加强技术的问题，那是1931年，我军开始由游击队变为正规军。当时部队中游击习气甚为浓重，只喜欢带轻便的武器，不喜欢重机枪、迫击炮，不喜欢刺刀、手榴弹、工作器具等，不讲求战术训练。这种游击习气，大大阻碍了我军的正规化，阻碍了我军的战斗力的加强，后来只有克服了这种游击习气，才使我军向正规化大步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