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福建两个苏区打通后，变为“中央苏区”。1931年11月，外公进入中华苏维埃所在地——江西的瑞金。
第三次受打击：被降职，从苏区调到上海
1931年1月15日，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在中央苏区成立全国苏维埃区党的中央局，简称“苏区中央局”。苏区中央局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受中央政治局的领导。
1931年2月，共青团苏区中央局也在中央苏区成立，成为中央苏区青年团的领导机构。随后，原先在上海的****中央领导成员都先后进入江西中央苏区。青年团苏区中央局实际上已成为全国青年团的中央局。顾作林任总书记，张爱萍任秘书长。外公到达瑞金后，便担任了团苏区中央局的宣传部部长。
外公由团中央巡视员变为团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之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恢复《青年实话》的出版。《青年实话》是共青团中央的机关报，1931年7月1日创刊于永丰，由于战争的影响，出版两期后便停了。1931年12月1日，《青年实话》继续出版了，外公担任主编。
《青年实话》恢复后提出了革新计划：《青年实话》必须是“团的工作与群众工作的领导者，她不仅是一个集体的宣传者，并且也是一个集体的组织者”。“她是一支喇叭，引导着激动着青年工农前进战斗！”《青年实话》宣传国际国内形势，宣传革命战斗的局势，宣传党和团的路线方针，并联系苏区革命斗争实际，给共青团员、青年工农群众、担负领导工作的干部提供工作方针与方法，经常交流各地团员青年工作经验和教训，并且能及时指出各地团与青年工作的错误与缺点，成为青年团工作的指南。因此，《青年实话》无论在共青团员中，还是在青年工农群众中，都有很大的影响。很多青年，甚至成年工农群众都很喜爱它。只要《青年实话》到出版时间没出版，很多人就会问起“《青年实话》还没到？”“《青年实话》出版了么？”
但是，外公担任团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只有半年的时间，却又一次遭到王明集团的打击，被撤销了职务，“罪名”由“调和主义”上升到“****机会主义”。
“九.一八”事变后，王明集团所把持的党中央，从教条主义的错误观点出发，对政治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强调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和镇压中国革命的一致性，忽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在国内问题上，把国民党统治集团看成铁板一块，把中间势力当作“最危险的敌人”。在对革命与反革命力量的估计上，过分夸大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认为国民党已经到了“总崩溃”的境地，因而继续推行“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冒险计划。
王明集团不允许党内有不同意见存在，谁要是有不同意见，谁就是反“国际路线”、““机会主义”，就要对其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外公正是因为表达了对政治形势的不同看法，因而遭到王明宗派集团的斗争和打击。
在一次党中央局扩大会议上，外公和一些人对王明路线“左”倾冒险主义者提出的所谓“积极向外扩军”是“中心任务”表示了不同意见。外公还在一些文章中揭示出帝国主义之间、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内部矛盾，这与王明集团把反革命阵营看作是铁板一块的政治估计相左，因而遭到上纲上线的批判斗争。
这种批判斗争是公开化的。在1932年4月15日出版的《青年实话》上，发表了一篇未署名的社论式的文章：《定一同志的错误与加紧两条路线的斗争》，认为陆定一的错误“是过分估计了帝国主义内部矛盾，是一种‘左’的错误”。“这种‘左’的错误的实质，是****机会主义。无疑的，他这种错误，对团是极端有害的。”并责令：“定一同志应该立即向中央局承认他的错误，并且坚决与他自己的错误彻底斗争。”文章最后说：“中央局号召全苏区团员，坚决站在团代会的正确路线之下，不疲倦地与定一同志的错误倾向及一切不正确的倾向斗争，特别是****主要危险。”
随后，团中央局多次召开斗争会，对外公进行频繁的批判斗争，并逼迫他承认错误，写出《自己的清算》。《自己的清算》在强令下写成，修改了三四次，勉强通过，发表在《青年实话》上。但仍然认为是“没有本着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精神，来彻底揭露他自己的严重错误。而且表现了他仍然对他的错误的掩饰和不勇敢承认”，“内容依然如此不能令人满意。”
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是因为他没有深挖错误的“深远的历史根源”，所谓“深远的历史根源”是：“他在很早以前，在国际作中国团代表时，他没有反对实际上同意于瞿秋白同志的机会主义理论（富农问题），并与****代表团一起，领导了反国际的小组织，受到国际处罚，派他回到中国来。在中国党和团内执行立三路线的时候，他没有反对而且向立三路线调和、投降。在三中全会上及三中全会以后，他同意于对立三路线的调和路线。自从四中全会以后，中央派他到中央苏区，直到现在，他在屡次发表的政治意见和政治论文中，又做了很多严重的错误……由此，可以了解定一同志的错误，是一贯性的。他从当国际代表以来，到现在，一贯的在政治上表现小资产阶级的不坚定和动摇，特别是立三路线的残余，他表现的很严重，发展下去，会走到一个反国际的机会主义路线。”
据此，苏区团中央局做出了《关于陆定一同志错误问题的决议》，将他的“错误”由“调和主义”提升到“****机会主义”。
在长汀的一个小楼上，把持团中央的顾作霖、王盛荣、张绩之等，举行会议，撤销了外公的苏区团中央局宣传部部长的职务，调他到上海团中央做组织部干事。出席这次会议的党中央的代表表示同意。
外公对这种打击并不感到意外。1937年7月，他离开苏区，由交通带路前往上海。
到得上海，他与一位名叫褚志远的女同志装成假夫妻，在小沙渡路租了房子住下来。住了大约半年时间。
第四次受打击：被开除团籍
这时候的上海团中央，总书记是王云程，组织部长是孙际明，宣传部长是何凯丰。外公虽是组织部干事，但半年里未同孙际明见过一面，也未得到过他的任何指示。各机关之间来往的是“交通”。褚志远是其中之一。令人惊讶的是设了一个“总交通”。是否这位“总交通”知道所有的机关呢？外公不清楚，但他知道这种做法是不适合于秘密工作的环境的。但是向谁提意见呢？
这半年里外公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指示，没有工作做，也没有文件看，等于坐“冷宫”。这是对“犯错误”的人进行打击和施行惩罚的另一种方式。
1933年元霄节前，上海团中央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大破坏。首先是总交通被捕，然后是王云程、孙际明被捕。他们被捕后，就“百分之百”地当了叛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