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本兴办学13年,究竟挣了多少工资?冀联医学院财务处董处长给我算了一笔账:学院创办前几年,院领导根本就没有领工资这个概念,每月60元收入只能称为岗位补助。从1993年起,才设立了160元的工资,加上岗位津贴和奖金,每月顶多也就200多元。到了1997年,学院发展规模大了,有了一些家底,邹本兴等院领导才拿800余元的工资。照此推算,13年来,邹本兴的工资加奖金共从学校领走了7万余元。
然而,这7万元,邹本兴是怎么开支的呢?从大家能说得出来的一笔笔开支中,他就花去了2至3万元:救助贫困学生;支援灾区;捐献希望工程。平时出差杂用,有许多开支也从他的工资里报销了。
邹本兴平时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穿衣服也很凑合,可以说没什么乱花钱的地方,所以,他身上不习惯带多少钱。他说,钱不是个好东西,没事尽量少跟钱打交道。跟钱太亲近了至少有几个方面的不利:一是容易受到它的腐蚀,二是它容易让人产生浮躁,三是它容易让人变得自私。
邹本兴这样看待钱,我很钦佩。
跟邹本兴一起办学的几个老同志,谁也没看重钱。如果有一个人惟利是图,“冀联”的班子早就散伙了;如果几个老同志把资产瓜分,他们都成“千万富翁”了
邹本兴没看重钱,凡是到“冀联”跟老邹干的,都没看重钱。如果大家都往钱眼儿里钻,“冀联”发展不到今天;如果老同志们中间有谁见利忘义,惟利是图,“冀联”的领导班子早散伙了。
有人说:“生意好做,伙计难搭”。邹本兴在选择合作伙伴时,也是颇费脑筋的,有些人,很懂经营之道,也很有经济头脑,但他不敢用,他怕这些人因为特别看重钱而成为合作的障碍。办学虽然不是以赢利为目的,但毕竟有赢利行为,而且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按照市场规律运作,大把大把的钱会在手里周转,面对它,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无动于衷。有不少人在一起搭伙计,形成这样一个周期,即搭伙、红火、散伙,周期很短,节奏很快。搭伙的时候,像拜把兄弟一样,海誓山盟,赴汤蹈火;散伙的时候,有的不欢而散,有的甚至大打出手。其起因,大都是为钱,说是“先小人,后君子”,“亲兄弟明算账”,而在实际操作当中,问题却不那么简单,天长日久,钱就成了引发矛盾的导火索。邹本兴在老战友们中间选择合作伙伴,是明智的。因为他们曾在战场上经过战火和生死的考验,有过比金钱更重要的生命体验,生生死死,在一起搭档了大半辈子,后半辈子再联手合作,虽然成功与否没有绝对把握,但起码不会因为钱而撕破脸,事实也确实如此。
当初,邹本兴分别找到程新喜、孙宝太、孙树和、陈丕海,和他们商量办学的事,大家最大的压力是能不能把学办起来,能不能把学生招来,一直到各自从家里拿出5000元现金,没有一个人提出将来怎么分红,甚至没有人提出,假如学校办不起来,学生招不来,这风险该怎么担。在80年代,靠工薪收入的老干部,腰里并没有多少钱,可是掏钱的时候,谁也没有含糊。钱拿出来,甚至连个手续都没有,有的只是无形的“君子协定”。“冀联”办起来了,而且越办越红火,学校有了积累,没有人提出是否分红,是否抽回本金,学校要买地征地盖校舍,扩大规模,没有人提出异议。大家都知道,民办学校的固定资产不属投资者所有,将来一律归国家。大家也都看得见,有些民办学校,不管有多少生源,也不盖自己的校舍,完全像打游击一样东租西赁,哪一天学校办不下去了,把积累资金一分,人走房空,自己什么损失也没有。
老同志们并不富有,老同志们不吝惜钱。当年盖校舍,遇到物价飞涨,预算出现缺口,需要每个人加大投入的时候,没有人叫苦,没有人含糊,没有人动摇。到最后,按当年集资时定的利息标准,十几年了,由利变成本,每个人的集资数额已高达40万元,至今没取分文利息。为什么?因为学校里资金短缺,因为该花钱的地方还有很多,因为院长邹本兴没主动往回拿一分钱。
副院长杨树青上任的第一个月到财务处去领工资,他发现自己的月薪竟是200元。到家不好意思跟老伴说,但他从老同志们身上看到了许多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冀联”现任副院长杨树青在职时是河北省爱卫会办公室主任,相当于厅级干部,并有高级职称。1996年退休后,有一家单位聘请他去当顾问,月薪2000元,人还没去,名片就给他印好了,但他没去。正在这个时候,邹本兴找到他,问他愿不愿到“冀联”来,他没任何犹豫地答应了。自“冀联”创办以来,不管是作为省爱卫会办公室的主任,还是作为《健康报》驻河北省记者站的站长,杨树青一直关注着“冀联”的发展,他先后采写了上百篇关于“冀联”的报道在各大报刊上发表。不知底细的人,还以为他是“冀联”的专职报道员呢。在职期间,由于工作关系,河北省内不管是国办还是民办的医学院,他都跑过多次,但对“冀联”印象最深,他对邹本兴等几位老同志的敬业精神及教学管理之道尤为敬佩,同时也看出了“冀联”的发展潜力。所以,邹本兴找他一谈,他没做任何犹豫,甚至没问给他个什么官衔,每月给多少报酬。
杨树青上任的第一个月,财务处通知他去领工资,让他没想到的是,他的月薪竟是200元。尽管他到“冀联”来看重的不是钱,尽管他预料到这些老同志们报酬不会很高,尽管自己做好了无私奉献的思想准备,但面对那两张百元人民币,他脸上还是火辣辣的,他感觉自己是不是太掉价了,太贬值了。回到家,老伴问他:“月底了,发薪水了吧,领了多少钱?”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他随口说:“七八百吧。”心里不舒服归不舒服,但他很快调整过来了,因为他从老同志们身上看到了比钱更重要的东西。他们那种一尘不染两袖清风的人格魅力,他们那种把事业看做生命的高尚情操,他们那种兢兢业业不辞劳苦的工作精神,是多少金钱也买不来的。当人们信奉“有钱能使鬼推磨”、“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今天,还有这么一些不受金钱诱惑,不为名利所累,不遗余力甘心情愿为社会做贡献的同志,难道你不觉得跟他们在一起是幸福的,是高尚的吗?
在职的时候,杨树青到下面的医学院、医院检查工作,享受着厅级干部待遇,好吃好喝,住大套间,走到哪都有人陪着,到了“冀联”之后,这种待遇没有了,但他很快适应了。他到老家献县招生,人家知道他是副院长,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就给他安排在了枣城宾馆的大套间住。等主人一走,他偷偷退了房,住到了小旅馆的普通间,第二天一早,在小摊上吃碗面条,就去办事了。都说由俭变奢易,由奢入俭难,杨树青用自身实践修正了这一说法。
孙宝太带的3000元公款在公共汽车上被偷了。无独有偶,程新喜的2500元买书的公款也遭扒窃,他们谁也没跟学校反映
自办学以来,老同志们不仅与钱无缘,而且还承受过一些意外的损失。
一次,孙宝太带着3000元公款坐公共汽车去市里办事,下车的时候,往口袋里一摸,钱全部被小偷偷走了,急得他大喊大叫,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孙宝太哭了。一个70岁的老人是不轻易哭的,但孙宝太已经顾不上自己是否失态,因为那3000元,对于他不是个小数目。在几个老同志当中,孙宝太在职时职务最低,他是在副团职的位置上离休的,房子小,儿女多,工资少,花销大,集资办学的钱,大部分是借的,小部分是自己省出来的。在院长们中间,孙宝太的经济条件最差,但他是爱面子的人,从来不说穷,什么事都不肯落在别人后头。后来,邹本兴知道了孙宝太丢了公款的事,想在支委会上提出来给他把钱补回来,孙宝太坚决不同意。
无独有偶,一次,程新喜在北京给学校买书的时候,也被小偷偷走2500元钱。程新喜虽然没哭,但心里也觉得挺别扭,回到家连饭都不想吃。儿子知道了,宽慰他说:“不就两千多块钱嘛,我给你补上。”老伴也说:“破财免灾,破财免灾。”这事,程新喜一直也没跟学校说,他只是不住地埋怨自己倒霉。
“冀联”15座大楼盖起来了,固定资产也有了6000多万,如果以赢利目的办学的话,以邹本兴为代表的五位老同志,每个人都已经成了“千万富翁”,可谁都知道,这6000多万固定资产与五位老同志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