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喧哗之嘈杂，由于艺术上的盲目
尽管这篇文章还有其他方面的优点，但是，这个毛病给那些对余秋雨有成见的人抓住了。抓得很准，当代散文的确有滥情的倾向，以小女子散文、旅游散文为代表，一味抒情，看见花抒情一番，细雨霏霏来一番，阳光灿烂来一番，看见个弥勒佛来一番，走到山顶又来一番，看见美丽女郎也来一番，这么一番，那么一番，除了老太婆，都可以来一番。（大笑声）有一种说法，很刻薄，就是放个屁，也能来一番，一番就是一千字。（笑声）这种抒情，就不仅仅是滥情，而且是烂情，滥情，感情的腐烂，感情的泛滥。但是，余秋雨并没有这么一番，那么一番啊！但是，有一个人，或者叫作家伙吧，他就把这样一番，那么一番，当成余秋雨的一番了。（笑声）他特别恼火，说，余秋雨这么一番，那么一番，我受不了、这是伪浪漫主义，假浪漫主义这是很粗暴的，很不讲道理的。但是，由于传媒炒作，这样的不粗暴，成了一种盲目的潮流，一群文化暴民，群起而攻之，根本不讲理。有一篇文章还登在贵州一个大学的学报上，说整个《文化苦旅》中，有七种气，哪七种气呢？第一，叫文化系苦旅气、霸气。我不知道什么是霸气，余秋雨的文章很温柔嘛，哪有什么霸气，义不是大批判；第二，商贾气，就是做生意的味道，我电不大理解，可能是，我头脑有点迟钝，余秋雨的散文中，我并没看到什么做生意的味道；第三，小儒气，小儒啊，小知识分子气，我想这个人的气魄可能太大，余秋雨都是小知识分子，那么他大概是一个大知识分子，我不知道他有多大，也可能身高和姚明差不多吧！（大笑声）第四，八股气，我也想象不出来，八股是科举考试的格式啊，余秋雨是打破杨朔、刘白羽模式的啊！第五，再来个童稚气、小孩气，我也觉得好像不对头，余秋雨不太天真哪！第六，就是猥亵气，猥亵气就是有一点色情的味道了，余秋雨的散文里，并没有什么男女关系的文章；最后第七是，市井气。我觉得这样的文章，实在是斯文扫地，暴露了作者文化人格的低劣。我倒想说，文章的作者也有一气，什么气呢？叫痞气，完全是个痞子文章，以这样的痞子文章来围剿余秋雨，还不可能掀起围攻的高潮。高潮的标志我的朋友朱大可的出马，这个人是蛮有学问的，但是他写文章往往是两个极端，要么写得才华横溢，叫人拍案叫绝，要么就写得很凶暴，叫人晕头转向。（大笑声）
朱大可早在1985年就崭露头角，当时谢晋的电影《天云山传奇》、《芙蓉镇》正红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他却出来批判谢晋的电影，说谢晋的电影是煽情电影，已经过时了。那时大家接受不了，过了几年，果然谢晋所代表的那种艺术，日薄西山，张艺谋横空出世取而代之了。他还有一篇文章《天鹅绒审判和诺贝尔主义的终结》也是很著名的。高行健获得诺贝尔奖，是什么原因？是因为瑞典的皇家学院要把诺贝尔奖给予用汉语写作的人，不然，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没有多大影响，但他们又不愿意给中国大陆的作家，就想了一条诡计，给一个以汉语写作，又不是中国公民，弄来弄去弄了个高行健。这篇文章写得可谓精彩绝伦，相比起来，他写余秋雨的文章就不很精彩了，当然，出语惊人是一样的。他说，上海市公安部门扫黄打非，抓到了一个****女，带着个手提袋，袋里有三样东西，一样是口红，一样是避孕套，一样是《文化苦旅》。（笑声）他说《文化苦旅》啊，实际上是“文化口红”，“文化避孕套”。这就太刻毒，太刁钻了。（大笑声）朱大可的文章，我是很喜欢的，但我不能不说他有的时候说话走火。在他看来，谢晋就够煽情了，余秋雨就更加煽情了。煽情呀、滥情呀、矫情呀，帽子加帽子，但是，没有多少具体分析。后来呢，有人进一步说，余秋雨啊，号称文化散文，其实，没有文化，《文化苦旅》也没有建构什么文化，他的散文就是“文化衰败”的标本。到了这个四川文艺出版社出《“审判”余秋雨》的时候呢，事情就更严重了。余秋雨不仅要为自己的散文滥情负责，而且犯下了“谋杀”当代散文的罪行。话是这样讲的：“装腔作势谋杀了散文的真实平易，”“余氏的矫揉造作谋杀了散文的真诚深刻”。虽然话说的是耸人听闻，但是我们听话听音，锣鼓听声。它背后是个什么准则起作用呢？就是反抒情，这些人中，有的人水准比较高，像朱大可；有的人水准比较低，像王强之类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文化背景，就是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世界文学的整个潮流，已经开始压缩、收敛抒情，逃避抒情，强调智性。当代前卫诗歌不抒情了，强调的是感觉和智性。西方现代派的小说和戏剧，都追求人生的终极关怀，人生的哲理。法国作家加缪就强调他的艺术作品都是他的哲学的一种图解。就是强调智性的冷峻而拒绝陷于强烈的感情。这个潮流，已经不能审美来概括，我就给它一个名字叫“审智”，在英语里还没有。我用英语构词法造了一个词intellct—aesthetics，或者examing—entellctural。我这样，完全是为了便于英语国家的学者引进我们国家的理论啊，是同情他们不懂汉语呀！（大笑声、鼓掌声）我们中国学者不懂英文，就不能过日子，就要被一些人瞧不起，他们不懂汉语，照样神气活现哦！（笑声）谁让我们处于弱势文化的地位上呢。唉！这个世界可真是不平等哦！（笑声）
懂得了世界上产生了这样一个文学艺术潮流，我们就可以解释余秋雨为什么在读者中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反应，一派热烈欢呼，一派无情打击。从厌倦了滥情的读者来看，就觉得余秋雨给抒情带来了智慧、理念，历史文化的思考，非常深邃，忍不住拍案叫绝。另外一些读者，读惯西方智性、冷峻的文本和根本不讲究抒情的小说、诗歌、戏剧，像《城堡》、《秃头歌女》、《等待戈多》之类的哲理性非常强的西方作品，就觉得余秋雨的作品中还是充满了难以忍受的抒情，也就是滥情。
有些同学感到，不抒情的作品，不太好理解。诗不是抒情的吗？早在陆机的《文赋》中就说了，“诗缘情”。不抒情，能写成什么东西来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30年代，有一首诗，卞之琳写的，题目叫作《断章》：
你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这里的核心不是抒情，而是阐释人情物理的相对性，是个哲理。你看风景不是绝对的，你转化为别人的风景。你觉得当窗明月很美，可是，你却变成了别人梦中的美景美充满了矛盾和转化，这种哲理，也一样是很动人的，给文学打开了一条新的出路。再举一个更有趣的例子。王小波有一首诗，有这样句子：
走在寂静里，
走在天上，
而****倒挂下来。
这肯定是没有什么诗意的，相反是反诗意的，反浪漫的，但是又是很深刻的。从思想上来说，揭示了一种矛盾，人不管怀着多么崇高的理想，总是改变不了一个基本事实，人，是一种动物，不可否认的是：凡是男性都要千方百计地掩盖起来的那个部分，更明确一点，那个部件。（大笑声）这个部件的状态肯定不是很崇高的这就鲜明地揭示了精神追求与动物本能无法调和的矛盾，诗意是要求和谐的，而这里却相反追求不和谐，也就是西方幽默学的“不一致”，不和谐，我讲幽默的时候，说过，就是英语的ineongruity，这就是说，抒情并不是文章的唯一出路。抒情，抒了好几千年，作家们都觉得太腻了，太浅了，后来的散文啊，小说啊，以及戏剧啊都往反抒情方面跑应该说，散文在西方是跑得不是很快的，出现了罗兰·巴特《埃菲尔铁塔》那样的散文，主题就是闸释“伟大的无用”。可是在中国却更慢，相当落伍，直到80年代，还是抒情为主流。对这方面有所不满的读者，厌恶抒情的论者，一看余秋雨的散文，是别一种滥情、媚俗，很有欺骗性，恨不得颁布法令废除抒情，把余秋雨送去劳动教养。这玩意儿，这么恶心，怎么还有人喜欢呀，这说明中毒之深啊，可见有必要和余秋雨势不两立。（笑声）很显然，完全废除抒情，这是不可能的，也是糊涂的，因为文学的本性，就是感觉和感情血肉相连的。问题在于，在什么程度上是滥情，在什么程度上，是深刻的抒情。这里是不是存在一种可能，既不是放逐抒情，也不是滥情，让智性和情感适当地结合起来，使之深化，那就是不是有可能，抒情而不滥，不烂。那么，余秋雨绝大多数的散文，其价值恰恰是在于给陷于滥情危机的散文找到了一个出路，把情感跟智性，诗的激情和文化批判结合起来。他以他的才智为中国停滞于抒情的当代散文开辟了一个新的阶段。
以他的《西湖梦》为例。从来写西湖，都是以情感的诗化、美化为纲，赞美西湖的风物，产生了不少经典。但是，余秋雨恰恰相反，他破天荒地提出对西湖看客心态的批判。在他笔下的两湖，概括了西湖丰富的历史文化，从宗教到文人雅士，从民间传说到妓女，全部集中到西湖中来道教、佛教、儒教，本是分散的，余秋雨把这一切都融进了西湖的水的意象中来，西湖这么丰厚的文化，并没有被游客所理解。宗教的深刻精神就变成一个摆设，人们只是观赏，满足于感官的享受，就变成了鲁迅笔下的“看客”，他批判像林和靖这样的文人，“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知识分子忘掉了对国家民族的责仟，一味休闲而成为名人，实际上是把休闲看作责任的逃避，这是中国的隐逸文化的病态。在白堤苏堤上看风景的后代人，很少去思考白居易、苏东坡对社会的贡献。当然，他也不是一味沉湎于宏大话语，他把种宏大的话语和审美价值结合得很自然。他庆幸苏小小死得很早，认为这样可以保持她在世人心目中青春美丽的记忆。他说，作为一个妓女，她仍然有自己的灵魂，正统文人忽略了的苏小小、白娘子，他却唱出了颂歌。
他写西湖，从道教、佛教、儒教，写到岳飞、秦桧，再到林和靖，再写苏小小、白娘子，把这些本来互不相干的人士统一起来的，就是一种文化深层的严峻审视，怎么能说他是滥情呢？洋溢其间的是，对中国历史文化人格深层的透视和批判？他的散文以情理交融见长，用我的说法，就是审美的抒情和审智的沉思结合，笼统地讲他的散文完全是滥情，是不公平的。
他是一个在感受中思考的人。他落笔之处，大都是古代文人足迹所经过之地，对这些早已为经典文本表现得淋漓尽致的地方，他都拿出他自己一套一套的观念。他在《抱愧山西》里说，本来，按传统的观念，穷了怎么办，就造反，吃大户。但山西人在那个时候，不这样，做生意，一做做到俄罗斯，把商业和金融（钱庄银行）开到了长江、黄河流域，推动了商业文明。但，他们的文化人格有缺陷。后来衰败了，没有成为上海那样的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对天一阁的藏书，得以保存下来，他说保存下来的不仅仅是书，而是坚持不懈地一代又一代的文化人格的传承。对岳麓山书院，他说这是知识分子，包括朱熹，把自己的精神，对文化的操守，源远流长地保承下来。他赞扬的就是这种精神，哪怕被流放到最遥远最苦难的北方，身体每一个器官本来享受的艺术生命的欢乐，却变成忍受痛苦的载体。但是，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就在那里办学校，在那里经营，最后，政治上的流放者，变成文化的占领者。从这里，他看到了文化人格的建构，文化人格的传承的伟大力量。
当然，他对传统文化人格的薄弱环节，则不吝惜笔墨痛加批判。
在《十万进士》中，他并不是泛泛地批判科举制度，他批判的是这个制度对文化人格的腐蚀。科举制度是一个筐子，使得知识分子进了这个筐子之后就牺牲了自己的人格，只管自己升官发财。
余秋雨的成功主要是他的深邃，他的智慧，使得他的散文艺术化的，恰恰是他在激情之中渗入了哲理。哪怕是到山上，到一个沙滩上走一走，他都想象出人的生命哲思，他说，本来可以从一万多个台阶上去，但是台阶上没有脚印，可从沙滩上走去，就留下自己脚印。在沙上的感觉是，你越是努力，它越是温柔往下陷，你越是使劲，它越是疯狂。人生就是这样的，好不容易爬到山巅，没地方可去，不上山见不到高度，见了高度又无法飞跃，还得下山，“人生就是上山下山”。当然，他散文的动人之处，并不仅仅是哲理，更突出的是，他把哲理和诗情，把深邃的思考和感性、激情结合了起来。对传统的散文，在想象和意象上，有很大的突破。他不是到了西湖就歌颂西湖美妙，表现自己感情的美好。他只说西湖的水里融化着中国所有的宗教，道教、儒教、佛教。他巧妙地把空间的游泳，从一个古迹游到了另外一个古迹，变成了时间上，从宋朝游到了明朝。西湖底的土，给他的感觉是，不太硬，很柔软，这里面有几千年的历史积淀。这都是抒情的想象和智慧的思考的独特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