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在敦煌炒得很热的关于她的爱情生活的传闻。对于这个话题，赵清兰不但不忸怩作态，而且谈得十分率直，目光里洋溢着无限的深情和眷恋。
“我们是1989年相识的。”她说，“他是安徽人，在海南工作，是一位有点名气的雕塑家。那一年，院里请他来帮助雕塑，我们就认识了，当时只谈过一次，仅仅一次。但就是这一次交谈，我们对于雕塑艺术，对于敦煌文化的感受，竟是那样的投机，那样的默契，彼此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两个月之后，他到澳洲去了，我也上北京外语学院去深造。1992年他又来了，我们陈列馆正式聘请他为兼职美术师。一别数年，见面之后有一种老友相逢的感觉。也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吧！我一个人艰难地在敦煌过了好几年，而他也经历了漫长的婚姻危机。所以再见到他时，犹如在沙漠中长途跋涉之后突然发现了一眼清泉，或者一棵茁壮的大树，感到有了一种依托，可以给我宁静和幸福。我心里明白，我终于找到了理想的丈夫。可是你知道，他当时并未离婚，是一个有家室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爱情要经受多么大的磨难，要承受多么大的压力，就可想而知了。但是我不怕。不管社会舆论有多大，不管他年纪有多老，也不管他结没结过婚，我都要跟他。因为我们的两颗心撞击到了一起，我们的呼吸是那样的协调。我们之间一个眼神就可以知道对方在想什么，要什么。他的前妻长得非常漂亮，在外贸部门工作，成天和资本家、外商打交道，世俗的东西太多了。他是艺术家，喜欢自然的东西，要的是气质和素养。因此可以说，我们的结合是必然的，共同的语言把我们拉到一起了。我们的爱情是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中进行的，各种冷眼，各种嘲讽，叽叽喳喳，指指画画，我都经受了。我决不低头，决不后退，因为我有爱的权利，爱是没有错的。”
看，这就是新一代的敦煌人。这就是新一代的幸福观。他们不再接受灵与肉的分离，而追求灵与肉的统一与和谐。他们的勇气是值得喝彩的。
有情人终成眷属。她终于和他结合了。他的前妻在商海中另有自己的追求，他们结婚时她表示了良好的祝愿。而那些弥漫在沙漠中的风言风语也自动消散了。现在她生活得很安静，也很幸福。她将全部精力用在了学术研究上，她参与编写的《敦煌莫高窟全集》正在顺利进行之中，她撰写的《莫髙窟第268-第275窟报告》即将出版。我发现她其实是一个很文静的人，是一位性格内向、事业心很强的青年。她用十分真诚的口气告诉我：“我喜欢敦煌，因为它特安静。生活在这里心灵上有一种宁静的感觉，可以专心致志地做学问。我也感谢敦煌，我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爱情。我这一生过得无怨无悔既有事业，又有爱情，很满足。比起上一代敦煌人来，我要幸福得多了。即使别的年轻人都走了，我也不会离开敦煌。真的，这是心里话。”
在敦煌，我还认识了一位比赵清兰更有个性的女青年杜秀珍。她是莫高窟的法语讲解员，丈夫马克是巴黎的一位青年学者，应聘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教书。杜秀珍的法语水平在丝绸之路的文物单位中是有名的，甚至连许多法国人都知道她的名字。这位杜小姐很有点脾气，第一次接待部组织座谈时，领导上指名让她参加，她当着我的面拒绝了：“我不去！烦着呢！”后来勉强参加了，却不发言。我问她为啥不说话，她从鼻子里哼了一声：“没劲！”“为什么？”
“这种千篇一律的文章，有什么意思？”“你怎么知道是千篇一律的文章？”
“那还用说。这些年，北京的、上海的、兰州的记者们来海了，采访几天，回去写出来全是一个调子：敦煌如何如何好。敦煙如何好，还用你来说？中国人谁不知道？纯属浪费时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苦恼，说了一大堆，到时候他们一个字都不写！”
说完就再不吭声了。直到座谈会结束，她一直望着窗外，明显地表现出对这种例行采访的反感。我快要离开敦煌的前儿天，偶然碰见了她。那是一个闷热的傍晚，我吃了饭在院子里散步，却发现她赤着脚坐在廊道里乘凉。看见我，她微微一笑，指了指对面的水泥条凳：“坐下吧！”我坐了下来。她略带歉意地说：“上次我的态度不好，我可能得罪你了吧？”我笑了笑：“哪里！要不是你拒绝合作，我还不会想到去访问那么多的年轻人呢。”“这我已经知道了，所以才和你打招呼呢！”杜小姐微眯着眼睛说。朦胧的暮色中，她看上去很像是一位吉卜赛女郎。“你要真想写一篇全面反映敦煌的文章，就应该了解我们这些人，知道我们在想些什么。比如我们这些讲解员吧，1981年一共来了21个人，一个枪毙了，一个疯了，一个进了监狱，还有几个当了领导。枪毙的是因为钱，疯了的是因为婚姻问题。两地分居是家常便饭，连简单的生活用品都没有，孩子生了急病根本没有办法。拿我来说，丈夫在法国（在中国是暂时的），我在敦煌，一年见不上一次面。工作10多年了，连个中级职称也评不上，至今没有房子住，我能没有想法吗？我能那样高兴吗？”
杜秀珍连珠炮似的放了一通，然后停了下来，逗她身边的一个小女孩玩。好像忘记了我的存在似的。玩够了，她乂转过头来，接着前面的话题讲：“所以说，我对敦煌是既恨又爱。”
“那么，”我问了一句，“是恨多呢，还是爱多呢？”“那当然是爱多了！”杜秀珍毫不犹豫地说，“我们这些日语、英语和法语讲解员，都是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了好几年的，有些还是留了学的，属于髙层次的翻译人才，大城市的旅行社和博物馆都抢着要我们，可我们一个都没有走。啥原因，还不就是这点恋情吗？”
这时天已经黑透了。杜秀珍静静地望着远处逶迤起伏的山峦，眼里闪着熠熠的亮光，声音变得很轻很轻：“我经常把敦煌比作我的母亲。我母亲特爱唠叨，有点神经质，交代起事情来没完没了，特让人心烦。但我一离开酒泉就想她。每次回家，见了满脸皱纹的老妈，立即感受到一种温暖，一种力量，一种深人骨髓的母女深情。”
我感到一阵心动。已经有两位青年在抱怨敦煌的同时，将敦煌比作母亲。这不是偶然的。杜小姐接着说：“我这个人表面上看起来挺开放，骨子里却挺乡土。我本来可以到法国去定居，在巴黎生活，但却没有走。我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敦煌，敦煌有我的事业，有我的回忆，我的生命之根在敦煌。我到外地去，到法国去，我说我是敦煌人，大家都肃然起敬，脸上现出尊重的神色，我就感到特别骄傲，一股暖流就会通过我的全身。说实话，这比给我一笔钱更让我高兴，更让我心里踏实。如果到外闰去打工，虽然可以挣一点钱，但人生的价值却不可能像在敦煌这样体现出来。”
这我完全相信。据我所知，杜小姐不但自己不想离开敦煌，而且已经说服了丈夫马克，在北京外语学院的应聘期满后来敦煌和她一起工作。目前正值暑假，马克就成天跟着爱妻进洞子为欧洲游客讲解。当这样忙碌的时候，她也就忘记了种种令人心烦的事情。我问她：“每年可以赚不少外快吧？”
“不。”她轻轻地摇摇头，“我虽然工资不髙，但绝不死皮赖脸低声下气地缠着外国人卖画讨小费。要是没有了国格人格，只知道捞钱发大财，那莫高窟就又回到王道士的时代了！”
我一惊。没有想到这位被人们认为身上有“刺”、头上有“角”的现代女性，竟能说出如此深刻的话语。
这时候，马克——一位典型的法国美男子来到了我们的身边，静静地坐在一边，听妻子说话。当他听到杜秀珍说起斯坦因和伯希和盗窃敦煌文物的时候，不由站了起来，用流利的汉语解释道：“不是偷的，是买的。”杜秀珍瞥了马克一眼，用激动的口吻反驳丈夫：“不对，是偷的！”“是买的。”
“是偷的！”
“买的。”
“偷的！偷的！偷的！”“好好好，偷的，偷的。”
马克垂头丧气地坐下了，苦笑着对我说：“她的爱国主义强着呢！每天给游客讲解，都要我按她的口径讲。稍有差错，她就给我好看。”
杜秀珍嘴角闪过了一丝笑意：“这算什么爱国主义？每个中国人都会是这样的。”
在我离开敦煌的前夜，樊锦诗院长将一位满身尘土、汗水涔涔的青年领到我的房间，说，“给你领来个伴儿。”我给他倒了一大茶缸凉开水，他仰起脖子一口气就喝干了，看样子是渴极了。樊锦诗走后，他打开水龙头，脱光衣服，足足地擦洗了一个钟头，才将浑身的热气冲跑了。他告诉我，他是在摄氏40度的阳光烤晒下，从两宁横穿格尔木，走了整整两天，才来到敦煌的。我问他广是来参观的吗？他冋答：“已参观过多次了。”“那么……”
他指了指放在地上的大包小包：“是来敦煌工作的。”“噢？”我从床上一跃而起，重新打量眼前的这位青年：髙大，结实，粗矿的眉宇间透出一股豪气。
他叫王武，陕西人，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这些年一直在靑海的一个省级单位厂作。
“为什么要来这里？”我问他，“西宁不是挺好吗？”
“我到敦煌来，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专业特长。”王武抽了一口烟，缓缓地。
“为啥不到你们老家去？在陕西搞考古更有用武之地嘛！”“敦煌有敦煌的优势，”他说，“这样多的石窟和壁画，历史上那么多的民族杂居在一起，这些都是中国独一份儿的。”“想过下海吗？”“没那本事，不眼热。”
他告诉我，他们一个班的北大同学已经有好多去了广州、深圳、海南，都发财了。
“人家都在下海，我是下沙漠，”他笑了笑，“人家是孔雀东南飞，我是笨鸟向西飞。各有各的追求嘛！”
好―个笨鸟向西飞！我们当前所缺的，不正是这种笨鸟精神吗？
于是我想起了这些日子在敦煌听到的种种关于青年学者的议论。有人说，过去的敦煌人是奉献的一代；年轻的敦煌人是索取的一代。我凝视着趴在桌上翻阅资料的王武（他已在烈日暴晒下颠簸了两天》，久久地思索着这个问题。他们果真是索取派吗？是的，他们索取属于他们的那一份：职称、工资、住房，以及爱情和娱乐他们已不像上几代敦煌人那样，为了敦煌可以不要家庭，不要生活，不要爱情。他们已经没有了老一代敦煌人的苦恋心态，他们不想再做苦行僧。然而他们也更愿意奉献。如果不是为了奉献，他们不会千里迢迢、万里迢迢地来到敦煌。杨富学、朱悦梅、赵清兰、王惠民、张元林、赵声良、杜秀珍、王武……这些名牌大学的髙材生能够离开灯红酒绿的都市，到这寂寞无边的沙漠绝塞中来工作，本身就是一种崇髙的奉献精神。他们以自己丰硕的工作成果，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年轻一代敦煌人身上所闪现的，依然是亘古不灭的爱国主义光辉而这正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之所在。古老的敦煌莫高窟，正是有了这群生气勃勃的年轻人，才显得那样富于朝气，也更增添了它的魅力！
第二天清晨，太阳尚未升起时，我离开了敦煌。车子开出了研究院的大门，缓缓地向前驶去。路边的树林里，一群一伙的青年在念英语，念日语，一些人在高唱流行歌曲，跳迪斯科。中国西部一个小绿洲上的新的一天开始了。
我怀着深情的祝福，离开了这群可敬可爱的青年。车子飞快地奔驰起来。我的前方，瑰丽的朝霞铺满了整个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