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山总是屹立在海拔百米、千米甚至数千米的地方，蓝天也仿佛被它挤得摇摇欲坠了。这时我最想说的一句话是：山是个巨人；但是，当我置身于山中，看到没有女人支撑它时，我又想说另外一句话：这个巨人是很脆弱的。
是的，越是山高的地方，往往越是女人不去的世界。
我始终认为，四十年前慕生忠将军的那句话不仅震醒了格尔木，也撼动了包括唐古拉山在内的中国西部高原。
他说：“青藏线上离开了女人，是拴不住男人的！”
一句本不该他这个身份的人说的话，蕴含的人生体悟无疑更深了。他是站在一面山坎上讲这话的，本来山坎比他高得多，此刻却被他踩在脚下。
当时，是风雪放肆狂吼的一九五四年深冬。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公路——青藏公路——刚通车，西部建设需要大量人才，老将军正要动员筑路大军在世界屋脊落地生根时，没想到修路民工纷纷打点行李准备杀回老家去，有的索性连招呼也不打就拉上骆驼逃走了。
他们的老家在甘肃、宁夏、陕西，甚至还有更靠内地的省份。
民工大逃亡的事刺痛了筑路总指挥慕将军，他在说了那句石破天惊的话以后，从山坎上走下来，拦住一个扛着行李卷正走出大门的民工：
“你们干什么去？”
“回家。老婆已经第三次警告了，再不让她生娃娃，她就要另找汉子了。”
将军又拦住了一个青年人，问了同样一句话。
回答：我都三十岁了，还不知道搂着女人睡觉是啥滋味呢！总不能让我当一辈子光棍吧！
修路人眼里流出带血的泪水。
这看起来难以改变的现状，迫使将军出台了一个大胆的举措：
动员民工在格尔木娶媳妇，安家落户，生养娃娃。
他没想到这个举措仍然不见明显的成效，将军按捺不住心头的怒怨和焦虑，只好铁面无私地采取组织措施了：共产党员带头。
第一个接受“政治任务”的是来自宁夏的回族青年马珍。他回乡探亲前，将军动员他：
“回来时把婆姨搬来，在格尔木给咱种娃娃，生后代。”
老实巴交的马珍把头一扭，说：“我不傻！就这地方，谁愿带婆姨谁带去。”
“让谁带？我就让你这个共产党员带头！”
马珍不吭声。党员这两个字比什么都圣洁。
就这样，马珍成为最早在昆仑山安家落户的人之一。把妻子留在格尔木的帐篷里，他到昆仑山中的纳赤台养路段当了段长。
他是第一代格尔木人。
据说，在将军这一层高级将领中，慕生忠是较早地具体参与了国家经济建设的。正因为这样，他讲话的调门总不是那么无限拔高，都很实际，很人情味。
到了六十年代初，由两顶帐篷起家的格尔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的高原小城了，有人称格尔木为“昆仑山下的明珠”，也有人称它为“小上海”。你很难用一个具体的数字说清这里面有慕将军的多少功劳，但是你又不能不承认他无法否定的作用。
即使是到了这时候，将军当初提出的让女人在格尔木生娃娃的设想还是美好的愿望。青藏公路沿线的兵站和地方运输站，仍然是冷冰冰清一色的男子汉世界。不过，他已经没有能力继续实现宏愿了。正是那个年代，他被卷进了在庐山端出来的所谓的彭总那个“****集团”里。
两千公里青藏运输线上，没有一个女性。
骆驼草干卧在没有雨的寒风里。
那时，我在线上跑车，总觉得日子很苦，很涩。即使行驶在雪山上也有在沙漠里跋涉那种干渴的感觉。
车轮碾出了一声声叹息：
女人啊，你在哪里？
二
我很喜欢在甘、青、宁、新地区传唱得很广的独特民歌“花儿”，它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高原风韵。我们汽车团在格尔木扎营后不久的一天，我沿着格尔木河向昆仑山方向散步，听到一位回族歌者在漫“花儿”，悲悲切切，让我好不酸楚：
镢头挖了大黄根，想你尕脑盖子疼，帽子有哩戴不成。
镢头挖了菜子根，想你眼睛珠子疼，眼泪有了哭不成。
镢头挖了桦木根，想你耳朵根子疼，了者你着听不成。
镢头挖了石榴根，想你脚底板子疼，离开你了活不成。
……这是一支想女人的歌。歌声是从黄土梁子那边传过来的，听得见漫“花儿”的声音，却嘹不见人。我能辨出那是一个老者，也许他唱了几十年情歌了。
也怪，后来我每次从这儿经过时都能听到这漫“花儿”的歌声，只是嗓音一次比一次苍老，悲凄！
高原上打光棍的男人，心里都长出荒草了！
再后来，“花儿”声断，我们就在那个地方看见了那座女兵坟……
关于那个女文工团员的故事我并没有亲身经历过，是后来的战友们讲给我听的。
那位女演员从京城出发随团去西藏边防演出，被高山反应挡在了昆仑山上，高山反应无情地袭击体弱的她，使她连神儿都提不起了。当时的兵站根本就没有想到会有女人来住站，所以修盖的全是一个模式的可以住一个排的大房子。现在猛然间来了一个女病号，又不能及时送到西宁或兰州，只能临时给她收拾住处。
于是，在兵站那一排圆木帐房之外，便有了一顶单独存在的军用帐篷。女文工团员就在那里面休息。照顾她的只能是个入伍才一年的男卫生员。
昆仑兵站来了一个女文工团员的消息很快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到青藏线上的角角落落。那晚，兵站聚集了五个汽车连队。谁也不去想她是因病来到了昆仑山的，大家只知道她是个会唱歌的女人。
军用帐篷的灯亮在了兵站每一个人的眼里。那晚没有人不朝了瞭望。
最先走近帐篷的是两个从甘肃天水入伍的汽车兵。他俩久久地站在十米开外的地方，望着帐篷里的灯。他们没有走进帐篷的奢望，也没有要和女文工团员搭话的胆量，只是盼望着她能出来，看上一眼就满足了。要知道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女文工团员是啥模样啊！
想看一眼女文工团员的当然不止这两个天水兵了。住站的兵都像他们一样怀揣着这样一个羞涩的美好愿望。
于是，又围上了几个兵；又围上来了几个兵……
他们只是远远地站着，谁也没有勇气近前一步。
帐篷外面的响动，自然惊动了里面的主人。女文工团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惴惴不安地开了帐篷门，想探个究竟。当她看到一群兵围她而站时，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她不顾体虚、气喘，笑盈盈地走出来，说：
“欢迎大家到里面来坐。”
没有谁挪动脚步。
她再次诚恳邀请大家，仍然无人进去。
这时，不知谁说了一句话：“我们想听你唱歌！”
唱歌？这使女文工团员有点为难，撇开她是舞蹈演员不会唱歌不说，只瞧瞧眼下她被高山反应折磨得六神不振的蔫乎样儿，能唱吗？她正犹豫着，这里又有几个兵同时起哄：
“我们要听你唱歌！”
面对这些坦率、朴实的兵们，她不能对他们说她不是歌唱演员，也不能把自己的病情讲出来。这些可爱的战士们一年间难得看到一次演出，有的甚至当了三四年兵也没有和文工团照过面。
今晚，对于他们这个一点也不苛刻的要求怎么好意思拒绝呢？
女文工团员这时好像忘了自己是个病人，便张口唱起了歌儿……
这一夜，昆仑山上这个一向冷寂的兵站，变得热闹非凡。听歌人和唱歌人的交融达到了无与伦比的默契。女文工团员后来完全不像个严重的高山病患者了，随着兵们的欢呼掌声，她唱了一支又一支歌儿，而且越唱兴致越高，越唱越想唱。兵们把巴掌拍红了也不知疼。
歌者和听者都疯了。青藏线上何曾有过这样一个男女狂欢之夜？后来兵们看到女文工团员是强打起精神唱歌了，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帐篷……
这是绝对可以想象得到的结果：女文工团员的高山病急骤加重，唱完歌后，她就躺倒了，再没起来。
第二天，她长眠在了帐篷里。
对于她的死，没有人怀疑是高山反应所致。但是，汽车兵们却都有一种负罪感，是他们没节制地让她唱歌，使本来有病的她病情加重，催着她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她的坟就在昆仑山一个向阳的山坡上。最初，那坟很小，你如果不大注意，就很难看得到。后来，过路的汽车兵们都知道了女文工团员的故事，便每人都捧来一掬土添在她坟堆上，使它越来越大，渐渐地变成了一座小山了。
山坡上的女兵坟，是一种象征，也是一种昭示。它告诉人们，这里曾经有一个勇敢多情的女性打破了青藏高原沉寂而单调的生活；同时它也召唤那些有志气的血性女儿们，到世界屋脊上来创造多彩的生活。
女兵坟把太阳抬得很高，很高……
三
昆仑山的风雪一年四季狂吹着。今天吹走了远方的海市蜃楼，明天吹走了的还是海市蜃楼。
一切都是那么遥远，只有茫茫的雪原……
四
单调得像凝固了似的现实，突然又被一个美丽的传说唤醒。
那天，我出车刚回到营房，就接到了一个电话。是青藏办事处宣传处文化干事李廷义打来的。
“我看到《人民日报》了，写得很好，向你祝贺！”话筒里传来他抑制不住的兴奋的声音。
“你说什么呀？祝贺？”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惠嫂》嘛，登在《人民日报》上。”
我一下子明白了，哭笑不得。
说起来这是一件令我十分尴尬的事。原来，前一天，《人民日报》登了一篇小说《惠嫂》。作者是青藏公路管理局的王宗元。小说讲述了不冻泉养路段惠段长的爱人热心为过往司机服务的故事。王宗元、王宗仁，一字之差，且都是写青藏公路上的事，这样人们把王宗元误认为是我就不足为怪了。
说实话，《惠嫂》这篇小说的影响面毕竟是有限的，事情的爆起是后来有人把《惠嫂》改编成了电影《昆仑山上一棵草》，这个影响就海了！尤其是在青藏线上，谁能不看这部电影？
直到到前两年，《北京晚报》的李凤祥还把《昆仑山上一棵草》误认为是我的作品。我不敢假王宗元的名字，赶紧声明纠正。
王宗元的贡献在于他给青藏线的男人国世界里送来了一个女性，惠嫂这个人物一夜之间在两千公里线上传开了，那情景绝对不亚于后来徐迟写了《哥德巴赫猜想》以后，陈景润的名字一下子被国人知道了。与陈景润不同的是，这个惠嫂是王宗元用笔塑造出来的，现实生活里根本没有惠嫂。
天国是虚无，天堂是幻影。
青藏公路沿线仍然没有女性。
我永远都忘不了，我们连队在长江源头兵站广场上第一次看《昆仑山上一棵草》时的那种充满渴望而懊丧的复杂心境。
那晚，天空飞着雪片。我们从西藏亚东执勤回来一到源头兵站，就听说了放映《一棵草》的消息。大家忙忙火火地整完车，扒拉了几口饭菜，就坐在了广场上。不用说，电影看得很解渴，但说句心里话，扮演惠嫂的演员长相实在平平，明显地带着陕北农村妇女的气味。可以得到安慰的是，她说话、办事利落，到位。对来往于不冻泉养路段的汽车司机那股热乎劲，真烫人心！尤其是那个她扯着调皮司机的耳朵让他老老实实去吃病号饭的镜头，把我们的心扯得痒痒的，谁都巴不得惠嫂也揪揪自己的耳朵，吃一顿惠嫂亲手做的病号饭。
那一夜，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了一个十分美好的梦。
次日，我们投宿不冻泉。兵站与养路段一墙之隔，我们连的驾驶员都到养路段去找惠嫂，结果没有，连个女人的影子也没有。只有几间半地上半地下的圆形帐房冷凄凄地挺立在寒风里，几个脸膛被高原风雪吹打得像藏民一样的道班工人，在昏暗的酥油灯下打扑克……
我们很失望。大家的心还沉浸在电影的镜头里，越是这样就越失望。
是王宗元欺骗了青藏线人，还是青藏线人的痴情太重？
我们不愿意在岩石与虚无之间看见一棵虚张声势的树，只希望汽车的轮子在冰雪地上展开翅膀时，能感受到大地的芳香。
鲜花，照样开在天幕。
月亮，也可以是归鸟的巢。
终于有那么一天，我们的生活中真的来了一位“惠嫂”时，我们却变得那样惊慌，手足无措……
五
一切美丽的故事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突然发生。
当我们在唐古拉山顶上被一场意外的大雪围困得寸步难行的时候，一位年轻漂亮的大姐走进了我们的生活，使我们这些野性的汽车兵们一时间变得像野兔见了雪豹一样规矩起来。
她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出现在她的服务对象面前，使我们始料不及，也使我们喜出望外。
当时，我们已经把横在车队前面的一道雪墙铲得所剩无几了，大家刚放下锹和镐，准备喘口气，最后来一个“冲呀”突围出雪山。
这时，有消息灵通人士宣布了一个绝对属于爆炸性新闻的消息：
“战友们，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温泉兵站来了一位女招待员，她马上就要和我们见面了！”……
他下面的话被我们随之而起的狂叫声湮没了。
一阵撼天动地的欢呼声之后，雪山突然变得鸦雀无声。大家都企盼着，等待着。
“发布消息的人呢？接着往下说呀，那位女招待员长得怎么样，能不能描画描画！”
就在这个时候，一辆小嘎斯车兜着一阵旋风“吱”的一声停在了我们车队旁边。
司机下车，随之一个女同志很麻利地一跳，站到了地上。
今天，在我凭着记忆描绘这位第一个在青藏线上出现的汉族女性时，心情仍然是抑制不住的激动。她把青藏公路那页惨淡而伤感的历史揭过去了，是她结束了西部这块高地的一个时代。她的勇敢和伟大是我不管过去和现在以至将来都十分钦佩的。我会尽量地把那天她留在我脑海里角角落落的印象都搜罗出来，展现给读者。这是珍贵的历史瞬间呀！
当她落落大方地站在我们面前时，我们立即都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神话的环境。
她帮着司机从车上把一个用棉被拥着的保温桶抬下来，放到地上。这桶罩装着足够我们十多台车驾驶员填饱肚子的饭菜。她十分麻利地掌起勺，一边给我们舀饭一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