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在末出现的这一现象曾经遭受过怎样的攻击和曲解，诗歌的历史将记下这重大的一笔。这一诗歌现象，诞生于中国的诗歌受到极左路线的摧残以至于濒临毁灭的时代。它是作为勇敢的反叛而诞生在那些严峻的月的，顾城当时把自己最早的诗篇题名为《无名的小花》，并为之写了一篇“小序”：“随着一个时代沉入历史的地层。《无名的小花》也变成了脉纹淡薄的近代化石。我珍视它、保存它，并不是为了追怀逝去的青春，而是为了给未来的考古学者提供一点论据，让他们证明，在世纪和间，有一片多么浓重的乌云，一块多么贫瘠的土地。”
当这些话第一次被公开发表在北京一张名为《蒲公英》的小报上时，公刘为这一段内心独白而“感到颤栗”。顾城的这些内心独白，带有鲜明的抗议和挑战性。无疑，他们意识到了自己是那个阴暗时代的弃儿和叛逆者，他们的出现必然带有挑战的性质。与顾城《无名的小花》同时出现的，有舒婷的一些诗，如《致橡树》，有北岛的诗集《陌生的海滩》、芒克的《心事》。
在支持这一新的诗潮上，同样是值得记住的一。这一3月号的《诗刊》发表了北岛的《回答》，4月号又发表了舒婷的《致橡树》。原先生长在荒郊野地的小花，终于得到了一些园丁的关怀。尽管未来还有无数的挫折和艰难，而这种关怀是历史性的。《诗刊》在的行动导致了8月的首届“青春诗会”的举办。到了当月号《诗刊》，几乎以全部的篇幅刊登了一批崭露头角的青诗人的作品。由于热心的前辈和编辑的扶植，再加上一些评论工作者的支持，中国当代诗歌的一股有力量的潮流，终于流淌在大地上了。
整个形势充满了戏剧性。新的诗潮冲击着当时平静得近乎死寂的当代诗歌界，从而引起了骚动，这是一个失去了平静的。一方面，有人惊恐于诗歌充满了“危机”；一方面，有更多的人惊喜于诗歌勃发着生机。正是这种充满矛盾的惊呼声，把人们带到了不平静的、甚至有些冲动的历史新时期。人们面临的是一种十分反常的怪异的情景，这就是，有相当多有地位的前辈诗人对新的诗歌潮流的涌现感到不安并为此不满。他们不约而同地站到了这一诗潮的对立面上。当然不是全部的前辈都如此，但人数不少，只有少数的前辈诗人对青持理解的和谅解的态度，他们的宽容和开明使青一代心怀感激。但成为主流的却是严厉的责难乃至无情的攻击。
当什么是“朦胧诗”都弄不清楚的时候，有一位著名的诗人责难道：“朦胧诗能为人民服务吗？能为社会主义服务吗？社会主义要不要这个东西？文艺是有阶级性的，不能因为古代有朦胧诗现在也就非有不可”，“有的人就是跟风转，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另一位著名的诗人在这股新诗潮面前表现得更为激动，他写了一系列的文章批评“朦胧诗”，他绝口不谈具体作品，却宣告：“它，既乏生活气息，又无时代精神，恋曲独唱，声音沉湎渺茫。学外国的残渣而数典忘祖，败人胃口，引读者入迷魂阵。”在另一篇文章中，一开头它就判决：“现在出现的所谓朦胧诗，是诗歌创作的一股不正之风，也是我们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一股逆流。”更为粗暴的指责来自更为权威的诗人，他甚至对整个的青一代做出审判：“他们对四周持敌对态度，他们否定一切，目空一切，只是肯定自己。他们为抗议而选择语言。他们因破除迷信而反对传统，他们因蒙受苦难而选择语言。这是惹不起的一代。他们寻找发泄仇恨的对象。崛起论者选上了他们。他们被认为是崛起的一代。”在一次公开的谈话中，这位诗人甚至说：“不客气地说，这是一些诗坛的打砸抢派（他们在北京、福建、贵州都有），他们一面抄袭我的作品，一面又要把我送进火葬场。比如那首有名的诗《生活——网》，其实源自我的《火把》。原诗是生活是一张空虚的网，张着要把我捕捉。”
一位如今不写诗，也不以诗著称的老作家，在这样的气氛中也发表了意见。他的这些意见也许是众多指责中最严重、最激烈的：“这种诗，以其短促、繁乱、凄厉的节拍，造成一种于时代，于国家都非常不祥的声调。读着这种貌似革新的诗，我常常想到：这不是那十****期间一种流行音调的变奏和翻版吗？从神化他人，转而神化自我……实际上这是一种连贯的、基于自私观念的、丧失良知的、游离于现实和人民群众之外的、带有悲剧性质的幻灭过程。”
需要弄清楚的是，朦胧诗究竟是怎样一个现象，竟引来了这么多情绪激动的讨伐和宣判？究竟是什么样的倾向和力量曾经断送了新诗的生命？是那些变幻莫测的政治运动的砍伐，是那些无休止的“批判”和“整风”，以及同样是无休止的要求配合这个和配合那个呢，还是一代人对于新诗进一步发展的认真的探索和实践？令人诧异的是，那些人对于至少长达二十的诗歌变异都缄默不语，却对着“朦胧诗”及其作者充满激愤。这说明中国诗歌惰性力量的强大。同时，从反对的激烈程度来看，却正好说明了新诗在新时代的崛起有着非凡的价值。
历史造成了诗歌的倒退，历史曾经把诗推向了窄路乃至绝路。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新诗当然也要求转折。而这种要求的实现却是极其艰难的，因为它必然要求重新审议那些被歪曲的长长的历史。新诗的新的崛起，是继“五四”之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最本质的特征，是在现代神学的桎梏之下作为现代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现代迷信曾经把大部分的诗歌化为神的颂歌，新的崛起意味着诗歌与神学的决裂。人重新回到诗中来，人的主题重新成为诗的主题。新的崛起，实际上是汇合于整个思想解放运动的潮流中的诗歌思想内容的一次除旧布新的行动。
新诗的新的崛起，也是历史转折点上诗歌艺术的一次革新运动。如前所述，宣告了一个诗的新时代，诗歌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到艺术都有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后来由于指导思想和理论的极端化而受到损害。新诗艺术到了后期已经出现严重老化和退化的现象。词汇的单调、形象的贫乏、形式的僵硬、感情的虚假已成为诗歌的普遍性问题。新诗潮所宣称的“反传统”（不是所有人都如此宣称），其实指的是对于上述这种艺术趋于僵化的批判和革新的愿望。
当社会的思想解放，当诗歌终于抛弃了假、大、空而注重说真话，随着思想内容的扩展，艺术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问题。较早地觉察到这一问题的是雷抒雁，他指出某些说了真话的诗反映仍不强烈，究其原因，诗的“缺乏表现力”是一个重要原因。为要打破这种艺术上的封闭状态，他写下《让诗歌也来点“引进”》一文，认为“诗人必须放开眼界，来点引进”。他特别提到了外国诗歌，特别是那些美的诗在新诗发展中曾经起过的作用。他说：看来，为创新而“引进”，将是一种趋势。不在诗的理论上打破现有的观念，诗是难以前进的。大胆地引进，大胆地抛弃老调子是完全必要的。
北岛在《百家诗会》中也说到这种艺术革新的要求以及他对这些要求的实践：“诗歌面临着形式的危机，许多陈旧的表现手段已经远不够用了，隐喻、象征、通感、改变视角和透视关系、打破时空秩序等，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前景。我试图把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引入自己的诗中，造成意象的撞击和迅速转换，激发人们的想像力来填补大幅度跳跃留下的空白。另外，我还十分注重诗歌容纳量、潜意识的瞬间感受的捕捉。”新诗的新的崛起，要求冲破诗歌的民族自足主义，要求改变那种艺术上的闭关锁国和自我隔绝状态而走向世界。关于民族化，北岛认为：“民族化不是一个简单的戳记，而是对于我们复杂的民族精神的挖掘和塑造。”对于群众化的简单机械的理解和实践，把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和群众的喜闻乐见的提倡推到极端，以及提倡用新民歌以改造和代替新诗，提倡在古典诗歌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等.都不同程度地意味着这种“隔绝”。所谓的“失去了平静”，是指诗在开始的新生活面前感到了改变这种封闭所带来的沉寂和不协调的要求和冲动。
新诗的走向世界，首先要求适应这个世界。新诗的现代化更新与西方诗艺的引进和借鉴是不可避免的。作为新的崛起的一个迹象，它已体现出从思想到艺术的现代倾向。当新时代降临的时候，首先是青人喊出了要求变革的声音，其主张就是走向世界。他们认为诗应当不断地“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个别走向普遍，从瞬间走向永恒”。于是，他们“大胆地跨出了过去诗的园地，热情地环视着周围被长久禁锢的广大世界，并向世界顽强地介绍着自己”。他们宣告：“我们将从这里开始，走向世界。”
中国新诗正是怀着这种不平静的心情跨入了。总的说来，动荡不安总比一潭死水要好，平静意味着停滞；不平静，彼此激动，充满论战，这正是希望的象征。
注释：
田间：《在京部分诗人谈当前诗歌创作》，《文艺报》第期。
臧克家：《也谈“朦胧诗”》，《文学报》（4月9日）。
臧克家：《关于“朦胧诗”》，《河北师院学报》第1期。
艾青：《从“朦胧诗”谈起》，《文汇报》（5月）。
艾青：《在京部分诗人谈当前诗歌创作》，《文艺报》第期。
孙犁：《读柳荫诗作记》，《诗刊》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