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之上的一切自然物之中，流动的江河是最能够激发、催生想象的，关于生命和源头，关于大洋及彼岸，还有桥与船。不知道黄河源头的泉以及姜古迪如冰川点点滴滴的融水，此刻是多了还是少了？而大西南的横断山区，并行的江河大川在峡谷深处的奔突、坠落、人所不知的咆哮又所为何来？江河流过的地方会有绿色，江河拐弯的地方会有城镇，古渡口掩埋着千百年的秘密，虎跳石上跳动着大自然史诗一般的音乐和神话……人之初便是逐水草而居的啊！今天的人以院士之尊，怎么能说这是白白浪费的付诸东流呢？怎么能如此干净彻底地丧失敬畏之心呢？
只有流水滋润的中国，才是中华大地的完整集合。
但，这一切正在被污染之中。
正在被切割之中。
正在飘逝之中。
一个可怕的比喻在我脑海中闪过：中国，大坝上的中国。
大规不是大地。
大坝刚硬而霸道，大坝处于自然物的对立面，大坝必将成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的牺牲。哪一条大坝没有裂缝？哪一条大坝不在诱发地质灾难？更何况还有那么多发岌乎可危哉的病险水库、将溃之坝？
大坝不是大地。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没有敬畏，哪有和谐？
完整的大地是稳固的，“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梁启超语）托起多少四季往复、兴衰故事、生命流变、炎黄子孙！那是少年中国，绿色中国，文化中国，科学发展观引导之下的和谐中国，一言以概之：大地上的中国！东望大野，或者是西望雪源，我们在大自然中所见的，永远只是她的卷首的几个字母，而笔者这本书的书写，却已近尾声。这个时候，我的心里洋溢着大山水中的风景的柔和，“它的柔和就是瀑布之顶的滑动，它的持续存在就是不断开始。每一种自然现象是一种流出，其流出之源也是一种流出，每个源头都有新的流出”（爱默生）亲爱的读者，你当看见、你当听见、你当感觉到：《大山水》的尾声，就是大山水的流出尾声之一：信水一一黄河水的各种别称黄河不仅善淤、善决，黄河之水还是“信水”。《宋史河渠志》说：“黄河随时涨落，故举物候为水势之名：自立春之后，东风解冻，河边人候水，初至凡一寸，则夏秋当至一尺，颇为信验，故谓之信水。
二月、三月桃华始开，冰泮雨积，川流猥集，波澜盛涨，谓之桃华水。春末芜菁华开，谓之菜华水。四月末垄麦结秀，擢芒变色，谓之4麦黄水。五月瓜实蔓延，谓之瓜蔓水。朔野之地，深山穷谷，固阴冱寒，冰坚晚泮，逮乎盛夏，消释方尽，而沃荡山石，水带矾腥，并流于河，故六月中旬后，谓之矾山水。七月菽豆方秀，谓之豆华水。八月萸；华，谓之荻苗水。九月以重阳纪节，谓之登高水。十月水落安流，复其故道，谓之4复槽水。十一月、十二月断冰杂流，乘寒复结，谓之蹙凌水。水信有常，率以为准；非时暴涨，谓之客水。”通过对黄河水涨落的观察与分析，宋人根据一年之中植物生长的过程及有关时令，为黄河来水命名，集中起来，不同时节的黄河水的名字为：
信水，桃华水，菜华水，麦黄水，瓜蔓水，矾山水，豆华水，荻苗水，登高水，复槽水，蹙凌水；另有非时暴涨、规律之外的不速之客“客水”。
多么美妙的水的名字啊，何等伟大的黄河颂歌！这些名字最初的命名者是河边候水人，是农人还有护堤守堤的兵丁役夫与河官。北宋时黄河屡次大决口，两岸农人苦不堪言，仅公元1117年沧州大水淹死者就达100万之众。可是农人对黄河对黄河之水并不是以“害河、“祸水”咒之骂之，毕竞是这黄河之水养育了我们的祖宗，还要养育我们的子孙啊！大宋的大智慧，于此可见一斑。
以诗一般的名字为黄河来水命名，只是黄河两岸人民生活的一个细节，一个值得后人深思回味的细节。但，黄河是要泛滥的，面对灾难如何处置？对河势工情，宋人也有相当的研究，并形象地为之命名，其中包括了洪水的程度、特点，争取到了防御洪水的一部分主动权，是北宋河防与农人生产相结合的一个特色。
《宋史.河渠志》：“凡移谷共横注，岸如刺毁，谓之劄岸。涨溢逾防，谓之抹岸。埽岸故朽，潜流漱其下，谓之塌岸。浪势旋激，岸土上隙，谓之沦卷。水侵岸逆涨，谓之上展；顺涨，谓之下展。或水乍落，直流之中，忽屈曲横射，谓之径釕。水猛骤移，其将澄处，望之明白，谓之拽白，亦谓之明滩，。”这些形象的描述，其实是洪水灾害的分类学，掌握了各种河势水情的特点，才可以应对，在险要河段备置抢险料物。
如今“信水”安在？
关于黄河来水的诗一样语言的描述，不仅喻之于物候节令而且用之于洪水灾难，那不是北宋时文化的博大精深又是什么呢？
在人与河的关系中，人依赖于水，水无求于人。人从河中得到生命之水，也是文化之源。
尾声之二：回河一屈大河之势以从人北宋初期，黄河下游河道大致与隋唐五代相同，经由孟州、怀州、郑州、开封、卫州、滑州等地而下，从渤海湾南部人海。由于这条河道行水已久，河床淤积，河患频频。
滑州决口，黄河夺淮，宋真宗赵恒“发兵夫九万人”治水堵口。堵决后仅四个月，黄河又决于天台，再夺淮，天圣五年即公元1027年7月至10月堵塞决口，黄河回归原道。第二年，黄河又决，公元1034年7月再决于澶州横陇埽，今河南濮阳之东。河水于此地离开京东故道，另冲出一条新河，浩浩荡荡流至平原一带，由今山东惠民县南的棣州、滨县以北人海。是次改道后，宋仁宗赵祯下令“权停修决河”。宋人称澶州横陇埽决口以后的河道为“横陇故道”，行水十余年，未大决。床历八年即公元1048年，黄河大决于澶州商胡埽，河水改道向北流，经大名、恩州（今河北清河西北）、冀县、深州、瀛州（今河北河间）至乾宁军（今河北青县）合南运河于天津人海。
回河之争由此而始。
商胡大决后，先是宋仁宗采取了暂不堵决的主张，“岁灾民困”也。可是皇祐三年即1051年，北流之河于馆陶郭固口决口，次年堵塞后，水势壅塞不畅，恢复故道即回河之议再起。河渠司李仲昌主张先开六塔河，六塔河的位置在“今清丰县西南三十里六塔集，宋时穿渠自今开州（濮阳）北十七里，引商胡决河流往此地，东南人横陇故道，是为六塔河”（《禹贡锥指》欧阳修两次上疏反对回河，理由是：“天下苦旱，京东尤甚，河北次之”，“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后，继以凶年，人户流亡，十失八九”。在这“国用方乏，民力方疲”之际，以“三十万之众，开一千余里之长河”，力所不逮恐怕还会激起“流亡盗贼之患”。第二疏中，欧阳修讲的是黄河决溢规律：“河本泥沙，无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渐壅，乃决上流之低处，此水势之常也。”欧阳修继而指出：“京东故道屡复屡决，理不可复，不待言而易知也。”而李仲昌主张开凿的六塔河，河宽仅五十步，“欲以五十步之狭，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并断言此法“于大河有减水之名，而无减患之实”。
欧阳修的奏疏上达皇帝后，引起了激烈争论，欧阳修是少数，宰相富弼、文彦博等都站到了李仲昌一边，至和二年，即公元1055年宋仁宗赵祯下令集天下之人力、物力“同修河决”。公元1056年四月塞商胡北流之决口，引河水人六塔河，这小小六塔河怎么容得下滔滔黄河水？“是夕复决”，治河官员有的流放有的降职，第一次回河失败。
黄河既然不恋故道，那就北流吧。公元1060年，北流大河于大名第六埽决口，决出一道支河，名二股河，宽二百尺，下泻130里。为与北流有所区别，宋人称二股河为东流，有官员认为不妨因势利导，维持北流、东流分别人海，把黄河下游人海河道“分而为二，则上流不壅，可以无决溢之患”。不料两年后，北流河道又决，未几再决。宋神宗赵东流、北流之争再起。1069年6月，宋神宗采纳顼召集大臣司马光、王安石等询问对策，王安石的意见，堵塞北流，黄河之水尽归二股河。当年，东流之河决口，一决再决三番四复，北流也决，东流也决。宋神宗对王安石等一众大臣说：“河决不过占一河之地，或西或东，若利害无所校，听其所趋，如何？”王安石不以为然，仍主张东流：“北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复淀塞。昨修二股，费至少而公私田皆出，向之潟卤，俱为沃壤，庸非利乎？”于是再堵再开新河，使北流纳入二股河，不到四年，公元1077年黄河又是一决再决，后来仍由乾宁军人海，北流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