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秋天，我从农场被调回了西安，回到了原单位。
我在医院里做护士工作。
我刻苦钻研医学，努力做个好护士。
没有朋友，没有知己，没有话语，虽然回来了，问题并没有解决，人们看我的目光不是平视的。单位组织基于民兵，我被排斥在外，有的人嫌训练艰苦，领导就指着我教育那个人：“这基于民兵不是谁都能参加的，你应该珍惜，比如她，想参加我们都不要……”于是，那个人就变得十分坚定。
这样的事情要在以前，我会觉得人格受到污辱，会悲伤得掉眼泪，但现在似乎有了改变。人格是生活演进而来的，人在生活中认识了社会也认识了自己，环境给予生活以丰富的内容，给予人以深刻的思考，思考使人变得清明与自觉。在生存的河流里，一直让自己不下沉、不随波逐流，这便是与罗敷河相伴给予我的启迪。
面对纷杂的人生，我能坦然相对了。
年龄已近30，谈了两个对象，均以失败告终。
失败的原因也如出一辙的相似，男方单位对我的政治审查通不过。那时的男方也都很听话，单位通不过便自动终止了关系，没有谁为此事提出什么异议，更没有谁说出这辈子娶不到我就要抹脖子上吊这样很慷慨激昂的话来。检讨自己，政治不佳固然是一个原因，恐怕很大程度上与我的孤傲、冷淡有关。人说“失恋”是痛苦的，我常问自己“痛苦吗？”回答自然是否定。的确，没有“恋”也就谈不上“失”，“扒堆贱卖的菜”并没有因为回到城市而摆上货架。
1978年，面对着最后一次的高考机会，我束手无策了。我被领导通知，不能参加。也是，那时我的政治情况依旧很糟糕，上大学这样的事情是要没有一点瑕疵的人去的。因此，单位只走了一个上医学院的，我照旧留在传染科病房。
病房的日子如复印机印出的一般，一页页地翻过去了。
……他是我的同龄人，才从部队转业回来不久，分在外科，后来，又来到了病房。闲下来，我们常在办公室里面对面地聊天。他很强壮，爱看小说，有些多愁善感。有一天，他在为一篇小说里的情节掉眼泪，那是一本刚复刊不久的《延河》杂志。
我看了那小说说：“为这伤感太不值得，这样的文章我也能写出来。”
他说：“我不信。”
我当下就把杂志的地址抄下来，让他等着瞧。
三个月后，我的第一篇小说《在同一单元里》发表了。不能说这不带有游戏性质，缺少创作的伟大与庄严，在给文学爱好者们讲创作动机时是要严格避讳，不能实话实说的，但人生这个问题实在是没有轨迹、深奥莫测的。总之，各种各样的情况和各种各样机遇的无穷无尽的组合是极其复杂的。世界上的大事都很简单，都一目了然，但人生命运的转折有时却要由很琐碎的细节才能解释，而这个解释往往又和结局完全的对不上号。
英国著名作家萨克雷说：“人生一世，总有些片断当时看着无关紧要，而事实上却牵动了大局。”
我拿着刊有我的文章的《延河》杂志站在病房里黯然神伤，那位等着看我写出小说的健壮同行却永远无法看到它了，他于一个月前患急性肝坏死而匆匆地走了。
我想我这篇小说是白写了，它没起到它应该起到的作用。
在那篇很不像样的小说发表的同时，我接到一个叫“路遥”的编辑写来的信，他在信里称赞了我的作品，说它老到、文化韵味浓，说它很有文字功底，他在信的末尾忍不住问了一句：“叶广芩，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当时认为这是编辑的好奇，现在想那应该是作家的好奇。
但我对文学却没有那么多的好奇，发表了一篇小说，目的已经达到，以后也再没有继续写下去的想法。至于那个“路遥”天知道他是谁，他问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是不能说的，一旦将我的一揽子“情况”告诉他，不把他吓翻才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路遥那封热情洋溢的信我没有理睬。很快，那信连同那第一篇小说便被扔得不知去向，再也寻不着了。我没有搞文学的志向，我也不想往这条路上钻，尽管那时伤痕小说被新复刊的各类杂志轰炒得糖炒栗子般，又香又热。
大概是《延河》编辑部觉得发现个新作者不容易，他们来通知让我参加1980年省作协举办的为期两个月的第四期“读书会”，其中不乏有路遥想知道“叶广芩是什么样的人”的想法。
因一切费用均由作协出，我们单位对此不好说什么，加之又新换了领导，便开了绿灯，同意我参加读书会。应该说，在走向文学的道路上，他们的确是着着实实地推了我一把。
但我不知道文学是什么。
我当时已经结婚，刚刚生了一个女儿，我是一门心思都在丈夫和孩子身上。我对文学没兴趣，我只想平平安安过小日子。我已经筋疲力尽，再也经不起任何风浪了。
我死活不进读书会。
丈夫说机会难得。
他在一篇《误入·悟出》的文章里写过当时的情景：“广芩这个人一向优柔寡断、稀里糊涂，看似刚毅果断，其实不然。那年，陕西作协通知让她去小雁塔解放军政治学校招待所参加为期两个月的读书会，她竟不愿前往，直至报到最后一天的下午5点钟，才被我拖到招待所去。办理报到手续诸事均由我代理，总算将她送进所住房间。临走，她又要跟我回家，问其究竟，据云看见那些‘读书会’的人害怕。所怕者谁？盖指同居一室的作协创联部的黄桂花和陕西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李佩芝等人是也。在招待所大门口，我将她教训一番，如此婆婆妈妈能成甚气候，实是不举雕琢的窝囊废。她却说她无心致力于文学，写那篇小说，发那篇小说均属一场误会，因了这场误会，才使得她来到这种令人尴尬的场合中。她说，别人都是大家、名家，惟她一人滥竽其中，众目之下实在难堪。我赌气而去，走到街口拐角处，回头望，见她仍在雨中的路灯下站着。我想，这个文学的大门对她何以如此难进，真不可思议！”
我丈夫的这篇文章自有他大男人思想的偏颇，而我内心深处对文学的恐惧是难以用语言表达清楚的。在事业上一帆风顺的他哪里能理解我的心！
在学习班里，我不得不直面了文学。
那个班里，有当年还是农民的王蓬，有专业作家韩起、文兰和马林帆等人，大家在一起谈诗论文，这使我常常想起在罗敷河边分手的郭、浏两位诗人，想起他们的激情和才气。王蓬、韩起们，也就是说读书会的所有学员都是省作协会员，只有我是只发表过一篇小说的门外汉，大家奇怪以我这样的“资历”怎么会混进了众多文学爱好者梦寐以求的读书会，我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解释是“误会”。开会时我从不发言，缩在不引人注意的角落，每天都盼着读书会早点儿结束。
《延河》编辑部的编辑常来看我们，我知道了他们中有王晓新、有路萌、有董德理……
我问路萌他是不是又叫路遥。
路萌说路遥跟他是两个人，彼此没有亲属关系，那个路遥比他年轻，是在全国得了奖的著名小说家，陕北人，这次没来，下去体验生活了。
我感到庆幸，好像路遥的不来对我是一种解脱。
但来了一个比路遥还有名的大作家。
那天，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在电话里说他是杜鹏程。
我说你别开玩笑。
他说：“我就是杜鹏程，老杜。”
我说要是这样我得管您叫“杜老”。
我不知道有什么事情，杜老说让我下午到他家去，他要跟我谈谈我在《延河》上发表的那篇小说。
我想我那一篇东西招来的事儿真不少。
我先找到作协，又找到杜老的家，那是当年高桂滋公馆里面的一个小平房，很简陋。我到时，杜老午睡才起，他穿着一件中式黑棉袄，个子不高，一个不起眼儿的小老头，与意想中的杜鹏程相差甚远。我中学时读过杜老的《保卫延安》，印象颇深，其中的部分章节还被收入到小学课本。文中“延安，周围是山，延河绕城流过，城东的宝塔山上耸立着雄伟的九级宝塔……”等段落至今仍会背诵。那时我的心中，杜鹏程是个大作家，是个遥远的、不可触及的人物。现在，这个人就实实在在地站在眼前了，真是不可思议啊！想来是文学把两个本无关联的人连在一起，将彼此相隔的无数万水千山化解为一个点，这个点就是陕西省作家协会。更确切地说是协会的这间狭小的平房，这个温暖的、阳光充裕的冬日的下午。
我说了我是谁。
杜老说：“你原来这么年轻，看文章我以为你有50岁了，看你的名字也不像个女的，你是搞文字工作的？”
我说我是医院的护士，我从没写过小说，这是第一篇。
杜老说：“你怎么就想起写小说了呢？”
我说有一天我看见我的一个同事在为《延河》杂志上的一篇小说流泪，就说这样的小说我也能写，就写了，发了，我那位同事却死了。
杜老说：“这篇小说写得不错，但问题也不少，我今天叫你来是想跟你交换一下看法。”说着将桌子上的杂志拿过来，递给我说：“我已经将它改过了。”
我看到，我那篇小说果然已被老先生用铅笔做了密密麻麻的修改。
那天，整整用了一个下午，杜老为我分析我的小说，哪里应该埋下伏笔，使后面的结局才不突兀；哪里要对人物的心情加以渲染，可以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哪里用的词应该再温和些，才不显山露水……
我很感动，作为一位文坛巨匠，花这么多时间给一个只发了一篇小说的业余作者讲论文学，而且这个作者还时时做着打退堂鼓的念头，这实在只能用“诚挚”两个字来解释了。
望着杜老那花白的头发，那略带浮肿的脸庞，我想要是以后搁笔不写了，从杜老这儿就说不过去，会使他失望的。
那天临走的时候，杜老说：“你把我改过的这本杂志拿走吧，将来你还要发很多文章，还要出集子，那时候，你就把我帮你改好的这个收进去……”
老先生连将来出集子的事都为我想到了，我感到惭愧。
我现在回过头来想，当时的杜老以他老作家的敏锐眼光看出了我存在潜力的同时，也看出了我的犹豫，他用这种方式给我以鼓励，将我引入文学殿堂的大门，以至后来我加入省作协、加入全国作协也都是杜老热心推荐的。初入文学之境便遇良师，这是我得天独厚的福气，是机遇对我的厚爱。文学青年众多，并不是谁都有我这般的幸运！
后来，真应了杜老的预言，为出集子，我将20年前的那篇旧作翻出。有了一番写作经历之后再阅处女作，简直有一种“惨不忍睹”的感觉。构思粗劣直白，文字幼稚肤浅，读之让人背芒面赤。而杜老之批改历历在上，品味那些修改，细密周详，既为我藏拙又不露斧凿，哪怕一个词的细微改动都蕴涵着深刻的艺术道理和人生追求。老一代作家对年轻作者的爱护与扶植渗透在字里行间，老一代作家对文学事业的完美追求和无私奉献也渗透在字里行间。
由老一辈对我，我知道了该如何对别人。所以，在后来的编辑生涯中，我不敢有丝毫的怠慢与掉以轻心。尊重别人的人格，尊重别人的创作，文品与人品相比较，人品更为重要。
自第一篇小说之后，我连着又发表了一些作品，在陕西的文坛上有了一点极有限的名声。80年代初，我的“问题”终于得到了公允的解决，1983年我调到《陕西工人报》副刊部，主持副刊的工作。不久，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接下来我就到日本去留学了。1991年，在一个秋雨绵绵的早晨，我收到西安杜老的爱人文彬大姐的信，说杜老已于10月27日去世了。读罢信，我头脑轰然，恐仓促看错，细读再三，字字无讹。当时，班里有5名中国留学生，消息立时传遍，人人黯然。那节课老师讲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听清。
回国后急奔杜家，见房屋依旧、陈设依旧、气氛依旧，室内独不见先生。望着墙上杜老的遗照，想及当时为我分析修改文章的情景，不禁情难自已，泪如雨下。
杜老是我文学的引路人。
在作协的新春茶话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我那篇小说的责任编辑路遥。
一个黑脸的汉子在我身边坐下，他看了我半天，伸出手说：“我猜你就是那个叶广芩。”
那一口陕北话，土得能掉渣。
我说我是叶广芩，我问他是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