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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鉴定古代文字的？
王国维认为，古兵器、陶器、玺印、货币诸古器物为大众通行之物，其上面的文字必然也是大众通行文字。由此，他根据古器物和古文字的考释，来研究历史的演变及历史间的各种关系。比方说，他从古器物、古文字考出匈奴的族源来自鬼方、昆夷、猃狁，他还广征博引古文献及钟鼎彝器铭文，研究古代北方游牧部族史。其研究成果不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在学术界影响深远，成为后人借鉴的宝贵文献。他从小学的音韵学入手，通过研究得出，战国时期的文字分为以秦为中心的籀文和东方六国的古文，即西土文字和东土文字。如果要研究先秦乃至三代的文字的话，还必须从研究东土文字出发。
在甲骨文文字研究方面，王国维最大的特点，不是就甲骨文字本身去研究，而是把古文字学与古代史一起研究，充分利用最新的甲骨材料，去对照历史，创造并完善“二重证据法”。由此，他的研究成果频出。1915年，他写出了《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三代地理小记》和《鬼方昆夷猃狁考》；1916年他发表了《殷礼征文》；1917年他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殷先公先王考附注》《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序》《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考释》和《殷周制度论》；1918年他写了《戬寿堂殷墟文字考释》；1919年他写了《殷墟书契后编释文》；1920年他写了《随庵所藏甲骨文字序》；1925年他发表了《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之发现学问》和《古史新证》等。他的这些研究成果，都具有首创性。同样，在金文研究方面，他取得的成就也是很大的。从1914年《宋代金文著录表》和《国朝金文著录表》写出以来，所涉及的敦、鼎、钟、符、卣、盧、尊和彝等各方面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著述颇丰。其间的文字考释以及金文与史料相结合的考证方法都是他的“二重证据法”的具体运用。
由此可以说，王国维签定包括甲骨文、古器物等上面的古代文字的方法，是他将“二重证据法”的活用，其核心精神就是互证，以辨别字的声、形、义和真伪。
在《毛公鼎考释序》中，王国维对他的文字考证方法和观点有描述：“自周初迄今垂三千年，其讫秦汉亦且千年。此千年中，文字之变化脉络不尽可寻，故古器文字有不可尽识者势也。古代文字假借至多，自周至汉，音亦屡变。假借之字，不能一一求其本字，故古器文义有不可强通者亦势也。自来释古器者，欲求无一字之不识，无一义之不通，而穿凿附会之说以生。穿凿附会者非也，谓其字之不可识、义之不可通而遂置之者亦非也。”
这段话指出了文字考证中出现的一些弊端，主要是表现为穿凿附会和置之不理。由这种现象，也间接道出了文字考证之难。“文无古今，未有不文从字顺者。今日通行文字，人人能读之、能解之，《诗》《书》、彝器亦古之通行文字，今日所以难读者，由今人之知古代不如知现代之深故也。苟考之史事与制度文物，以知其时代之情状；本之《诗》《书》，以求其文之义例；考之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参之彝器，以验其文字之变化。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则于字之不可释、义之不可通者，必间有获焉。”但困难并不可怕，因为古器物上的文字都是古代通行的文字，如果结合它们来考证史事和制度文物，知道所述时代情状，以此类推来考义、考音、考文字变化，必然会有所收获。这也是王国维考证文字的指导思想。
王国维说：“然后阙其不可知者，以俟后之君子，则庶乎其近之矣。孙、吴诸家之释此器，亦大都本此方法，惟用之有疏密，故得失亦准之。今为此释，于前人之是者证之，未备者补之，其有所疑则姑阙焉。虽于诸家外所得无多，然可知古代文字自有其可识者与可通者，亦有其不可识与不可强通者，而非如世俗之所云云也。”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考证的目的，既是用来揭示真相（求真），也是为后人做铺垫的。由此，也可看出王国维的一种长者风范。
《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是王国维考证古文字的主要著述。尽管考证鉴定的字数较少，但都是难度越来越大的字。该著述纠正了《史记》中记载的个别错误，证明了司马迁的《史记》的确是一部信史，被誉为甲骨文发现19年来第一篇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科学论文。从该著述中可归结出他所运用的一些文字鉴定方法：以史考字法、字形类比法、依句推勘法、音形义互求法、偏旁分析法、从文化史上来辅助考证法、同声通假法等。
比方说，在甲骨文的卜辞中，王国维发现，乙、丙、丁三字均于字外加框，而这三字均为当时的人名。由此他悟出于卜辞中十数处发现的“田”，即上甲。由此，他进一步得出，殷时祖父之名时于人名外加“□”或半形框的，“或即郊宗石室之制”。这些就是推勘文字规律的结果。卜辞中出现的不少文字都是纯象形文字。比方说，王国维发现，有两个字体，外形像人的头、手和脚。他通过对《说文》戈部所述该字称，“贪兽也，一曰母猴，似人从页，巳止戈其手足”、毛公鼎“我弗作先王羞”中的“羞”字、克鼎“柔远能李伏”和《博古图》《薛氏款识》以及盄和钟上的“柔燮百邦”、晋姜鼎“用康柔绥怀远廷”中的“柔”字的描述中鉴别出，该象形文字为“柔”字，并进而得出，柔、夔和羞三字，“古音同部，故互相通借”。这可以说是以史来考字法的运用。又比如，殷墟卜辞中出现的“土”字，在《铁云藏龟》中，“土”上面的一竖均作空心。而在《前编》中，“土”上面的一竖为实心。他通过研究对比得出，二者为同一“土”字，“卜辞用刀契，不能作肥笔”，所以上面一笔作空心状。由此，他结合《史记·殷本记》《诗·商颂》《春秋左氏传》《世本·帝系》和《周礼·作人》中有关“土”的描述，得出此“土”即为相土。这是字、史互证方法的具体运用。
王国维的文字鉴定方法，充分运用到了他考证和史学研究的各方面，并且这些方法并不是单纯机械地运用，通常都是相互结合、多方比较进行。其核心还是他的“二重证据法”的灵活运用。当然，在文字鉴定方面，他并不是单纯为了鉴定而鉴定，其目的是为了考史。因而，他的文字鉴定方法，可以说是他考史的辅助手段和工具，归于考古学中的基本技能。而也正是得益于这些方法，他才在鉴定古文字方面获得了长足进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对今天的人来说，无疑具有借鉴和利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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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取西方史书与中国古籍互相补正？
在学术思想上，王国维坚持：“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在谈到“何以言学无中西也”？他说：“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
这段话充分体现了王国维一生为之坚持的学术精神：真正的学术研究是纯粹的，非功利的。因而，任何学术，就其本身来说都是一种独立存在，只不过是人的主观意识上的差异对待才有了优劣好坏之分。就中西方文化而言，它们都不出科学、史学和文学的范畴，因而，西方有的，中国也有，差别不过在涉及的领域和范围上的广、狭、疏和密。二者同为世界学术的一部分，在双方交流过程中，是互相推动和促进的。
王国维生活于一个社会大动荡、大变革和思想观念大转变、文化大转型的时代。中西方文化碰撞的结果是，西方文化日益强势，中国传统文化逐渐势微，以致出现了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和全盘西化的思潮。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下，谁也做不到洁身自好。王国维自不例外。为此，他还刻苦学习日、英、德三国语言。可以说，对于西方文化，他是主动接纳的。但是，从社会层面上来看，他的言行和著述内容，所包含的思想还是受锢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洋为中用这个范畴的。
王国维曾说过：“国家与学术为存亡。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则于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世变愈亟，则所以笃之者愈至。使伏生、浮邱伯辈，天不畀以期颐之寿，则《诗》《书》绝于秦火矣。既验于古，必验于今。”
这文字既可视为王国维的一种学术态度，又可视为他的一种爱国情怀。由此可知，他要取西方史书与中国史籍互相补正的说法，并非要以西方的史实来取代或修改中国的史实，而是指以西方的学术思想和观点作为参照，吸引他们的视点和方法来考证中国的历史，完善中国的史学。也就是说，取西方的学术观念与中国固有的材料互相参证。
在西方的学术界，对王国维思想影响最深的人物分别是康德和叔本华。他们的思想成了他的哲学思想的源头。另一方面，英国如洛克、休谟等所提出的实证论思想也让他深受熏陶。为此，他学过逻辑学、数学、化学和物理学。这些学问无疑培养了他科学的研究方法。可以说是他史学方面“二重证据法”的思想之源。
史学所要研究的就是“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对史料的考证属“求事物变迁之迹”的范畴，属史学的基础部分。要做好这一部分，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王国维极重视研究方法，对西学的领悟让他具有了世界学术的眼光。因而，他说：“故今日所最亟者，在授世界最进步之学问之大略，使知研究方法。”何为“最进步之学问”？在史学研究方面无疑就是西方的实证主义方法。为此，他学以致用，建立了自己的考证方法——“二重证据法”。
二重证据法把考古学方法引入到了史学研究领域。考古出土的古器物、历史遗存物具有可靠性、可信性。通过对历史实物的研究，也使研究方向跳出了历史文献的范围。在研究本身来说，历史遗留物具有原始性、无修饰性，考古的成果也就能成为检验前人和今人历史认知的判定依据，从而纠错更新，甄别事实，澄清真相。同时，二重证据法是一种历史比较研究方法。通过对考古得来的地下材料与已知的材料彼此比较分析，就能发现异同之处，并得出具体的、可信的结论来。王国维在历史地理、古代祀典、制度、古文字辨析、甲骨断代、甲骨缀合研究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就充分证明了“二重证据法”的科学性和实效性。
在甲骨文研究方面，王国维是将甲骨学由文字学演进到史学的第一人。他先后撰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殷礼徵文》以及《古史新证》等。他将甲骨文同历史古籍对比来研究，用卜辞补正书本记载的错误，从而得出崭新的结论。
王国维既不疑古又不信古，在史学考证方面，他将西方实证精神与具体实情相结合，从而得出为后人所信服的结论，开一代学术之先。
在研究西北地理和蒙古史方面，王国维利用简牍、敦煌文献、碑文以及外国人的著述，加以比较、校勘、考证，写出了有重大贡献的论文。如《流沙坠简序》《鬼方、昆夷、狁考》都是通过对地上和地下材料的比较、分析，而得出的见解和论断。他考证出的蒙古地区古代游牧部族突厥、回鹘族的历史，就是结合碑文、墓志铭而得出的。同时，在熟悉汉文书籍的基础上，参考相关学者的专著，引用相关的外部资料而对比、甄别和糅合，进而得出翔实的结论的。
在戏曲史研究方面，王国维更是摒弃或无视陋见，用一种严谨的学术态度来对待，从而创作出了《曲录》《戏曲考源》《录鬼簿校注》《优语录》《唐宋大曲考》《录曲余谈》《古剧脚色考》和《宋元戏曲考》等专著。在考证中，他不但将西方实证思想融入其中，先做分析考证，后做综合论述，还将西方美学思想融入其中。
他说：“观其会通，窥其奥窔者。”比如说，他对元曲非常推崇，常用美学和史学的眼光来评判它：“关汉卿一空倚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白仁甫、马东篱，高华雄深，情深文明；郑德辉清丽芊绵，自成馨逸，均不失为第一流。”“元剧自文章上言，优足以当一代之文学。又以其自然故，故能写当时政治及社会情状，足以供史家论世之资者不少。又曲中多用遗语，故宋金元三朝遗语，所存甚多。辑而存之，理而董之，自足为一专书。”
此外，王国维还运用实证和逻辑推演的方法，长期致力于《水经注》的研究校勘。他通过《水经注》宋刊残本及明清以来的主要版本和抄本，不仅对《水经注》本身进行校勘，还能举一反三，将研究所得知识和体会运用到古器物、古地理的考释上，也为研究殷周秦汉历史，包括西北史地和蒙古、元史方面减少了阻力。
王国维是位知行合一之人，他的“学无中西”的观点被运用到了他所涉猎的学术领域的方方面面。其目的当然是为了“求真”“求是”。他所要倡导的其实是一种人格平等的观念，其意恐怕就是为了拆除中西学术之间的藩篱，消除时人对西方学术思想的那种极端认识——要么隔膜和敌视，要么膜拜和媚外，从而让中西方学术之间能平等交流，进而彼此取长补短，相互促进。这也就是他所阐述的“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