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王阳明呢？之所以进京是因为父亲考上了状元。作为状元之子，虽然其才华在当时可以说是很难找出与之相匹敌的人，他不仅精通儒、道、释三教学说，又能统军作战。但作为身处官场上的官员来说，他是没有丝毫根基可言的，何况像王阳明这样的文武兼修之人，反而会更容易受到很多人的忌妒。然而，从他28岁步入仕途以来，一直都在为朝廷办事，在他近30年的仕途中，如果不能做到进退有度，又怎么可能游刃有余地辅佐明王朝的三代皇帝呢？
从王阳明的仕途上来看，有一个令人奇怪的现象，就是每一次他被起用的时候往往是国家需要人才的时候，而往往他执意退下来的时候却是国家已经安定下来的时候。可以说，这与王阳明在军事方面的才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年经过龙场悟道的沉淀后，刘瑾、丘聚、罗祥、魏彬等干预朝政的八人也相继被诛，朝廷又恢复了一时的平静，但因刘谨等人多年把持朝政，其手下到处搜刮民财，坏事做尽，致使南方很多田地荒废，并且盗匪情况十分严重。当时，王阳明的官职也出现了变动，从庐陵知县到四川清吏司主事，又到南京太仆寺少卿等职，虽看似在不断地升迁，其实大多为闲职。但这种不断的升迁也让他对边疆的防务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于是他经过不断的考察，写了一份详尽的《陈言边务疏》，十分全面地阐述了他的军事主张和思想。而正是这一份《陈言边务疏》，让他再一次得到了时任兵部尚书王琼的高度赏识。
正德十一年，南赣的湖广、福建、江西和广东等地区发生了多起大大小小的暴动，朝廷曾多次派兵前去镇压，但因为这一地区山险林茂，地形复杂，官军每次都是无功而返。这时，在兵部尚书王琼的推荐下，朝廷起用了这位曾做过兵部主事的王阳明，并任命他为左佥都御史前去巡抚湖广、福建、江西和广东等地的八府一州。而为了彻底消灭这些土匪，王琼还特意为王阳明请到了“便宜行事”的圣旨，不仅赋予了王阳明生杀的大权，他还可以随时提调当地的军队。
这些地区山深林茂，如果是从其他地方调集兵马，那么等调来了，土匪也早走了，而且外来兵马不熟悉当地的地形，根本无法对付这些土匪。为此，王阳明特意在土匪出没的这几个地区分别从当地组织起了一些民兵队伍，并抽调都官对他们进行了训练。另外，他还在盗匪经常出没的地区推行了一种“十家牌法”的制度，规定每十家为一牌，每日有一家对其他九家所在地进行排查，如发现有陌生可疑人等即行告官，如有隐匿者，那么这十家都一起统统论罪。做好这些准备后，他即刻调兵到广东与江西和福建交界的漳州去打击那伙人数众多且活动猖獗的土匪。到达那里后，他一面派人打探虚实，一面放出风说是官兵打算撤退，用以迷惑对手。接着，他便在一些重要隘口设了伏兵，以便乘其不备攻其不意，最终一举将詹师富等土匪首领斩首示众。紧接着，他又去平定漳南，此次他采取了攻下一寨是一寨、消灭一巢是一巢的办法，事先探听好情况，然后再根据对方的势力大小决定出兵的多少，很快平定了这一地区的土匪。而后的两年中，王阳明基本上将这一地区的土匪消灭了。
对于此时的王阳明，朝廷花费了很多力气都没有办到的事情，却在他因地制宜的策略之下将广东、福建、湖广、江西等地多年的匪患彻底扫清了。按照常理来说，很多人都会向朝廷报捷并等待封赏的，可是王阳明没有这么做，他反而是在功成之后主动向朝廷上疏，以身体欠佳为由请求辞去官职回乡养病。当他将请求辞官的折子发出之后，在一次平定小的叛乱的途中，不想又得知了宁王叛乱的消息，此时的他却出人意料地主动出击打败宁王。然后，再次向上请求辞官。
其实，王阳明对朝廷提出辞官不止一次两次，而是每一次当他打了胜仗后，在向朝廷报捷的同时，都会以身体或其他原因为由提出辞去官职的请求，虽然每次都没有得到允许，但他不断地在提。王阳明的这种请求从正德末年一直提到了武宗死后世宗继位，但在明世宗这位新皇帝执掌政权后，不但没有批准王阳明的辞官之举，反倒接连对他进行了提升封赐。在明世宗继位不久，当他收到王阳明的辞官请求后，即刻便升任他为南京兵部尚书，而不到半年的时间，明世宗又封王阳明为新建伯。虽然王阳明的这些升迁及受封与兵部尚书王琼等人的极力推荐有关，但与他这几年在南方平叛中所取得的战功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王阳明之所以会不断地提出辞官，其实这也是他从自己多年仕途中所感悟到的。因为作为一名官员，越是功高，则越是容易受到众人的忌妒，如果自己在言语上稍有不慎，必然会给人留下把柄与口实，所以他采取了这种一边进一边退的策略。就像他在平定南方四省叛乱期间，每取得一次胜利，便会向上提出辞官，这其实就是在不断地向朝廷和众大臣表明着自己的一种态度：虽然自己取得了一些战功，但自己不是为功名而来的。当未得到朝廷允许后，他又投入到了新的战斗中，而这是为了国家社稷的安危和当地百姓生活的安宁，也是实践自己军事理论的一个机会。他本来是打算辞官，听到宁王在南昌起兵叛乱的消息后，突然改变决定，紧急调动当地军队与宁王展开了一系列斗智斗勇的平叛行为，这更是一种对国家在危难之际所做出的民族大义的行为。
在国家有难、人民受苦的时候，王阳明敢于在官场中一路向前，甚至是在未经上报的情况下便主动采取了一些作战行为和方式，虽然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在昏庸的武宗时期，王阳明却把自己为官时的一切谨慎与小心全都置之脑后了，可以说这是一种义无反顾的行为。而当取得了胜利，完成了一项使命时，王阳明却不求功名反而意欲退下来，这种退是数十年如履薄冰的官场生涯的“让”，而不是兵法上欲进先退的策略。而在这种一退一让中，仕途在王阳明的脚下，变得顺畅了起来。
6.心学研究是拨开乱世迷雾的一把钥匙
在王阳明多年的仕途生涯中，当明王朝出现权力纷争时，他不得不让自己退居到争夺的边缘。这看似仕途一片暗淡，但实际上对于王阳明来说，这种暂时远离明王朝权力中枢的时候，往往是他研究心学的重要时刻，而其研究所得，同样也深刻地影响着他的仕途，让他在日后的官场中更加游刃有余。可以说，王阳明对心学的研究，是他日后打开明朝官场上乱世迷雾的一把钥匙。
其实，王阳明对人生仕途的思考，从他还没有踏入仕途时就已经开始了。早在王阳明17岁的时候，他就已经为自己勾勒出了未来的仕途，所以他一直努力地读书，并且积极地参加着每一场科举考试。但是与当时众多的书生所不同的是，功名利禄对王阳明来说就像是过眼云烟，他所追求的是成圣之道，比如儒家的孔子，以及道家的老子。当时的王阳明又受到了娄谅老先生颇多的影响，所以经常到处寻找一些关于娄谅先生的著作来读，这对王阳明对待仕途的态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时，王阳明父亲的官邸中有很多的竹子，一个偶然的机会，王阳明的目光注意到了这些竹子，当时他就想：这些竹子里必定含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他知道，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有其生存和灭亡的道理，竹子更是毫不例外。闲暇的时候，王阳明就开始看院子里的那片小竹林，希望能从竹子这一节节的竹节间悟出一些道理。当时，王阳明的这一举动很快就引起了母亲的注意，母亲以为儿子遇到了什么挫折一时想不开，就找来了王阳明的一些朋友来开导他。可是这些朋友劝过之后，发现王阳明的思想很正常，于是一个个摇着头走了。于是，母亲就将这一消息告诉了王阳明的父亲王华，王华和儿子谈过一次话后告诉王阳明的母亲，说儿子是在反思人生的道理，不要打扰他。在这种宽松的家庭环境之下，王阳明终日对着院子里的那片竹林发呆，竟然达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甚至是一天一夜哪里都不去，只是那么聚精会神地望着那片竹林。
那时候的王阳明实在太小，虽然他在父亲严格的督导之下读了很多的书，但终究是人生的历练太少，所以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尽管如此，王阳明的“阳明格竹”的故事，却成了后人津津乐道的激励人上进好学的典范。其实，王阳明的这次“格竹”是成功的，因为他虽然没有从“格竹”中悟出道理来，但他深知：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有着由表及里或者粗浅不同的差异，所以一草一木间，一定蕴含着人生深刻的道理，只不过是自己还未从中参悟出来罢了。
可以说，王阳明的这一思想上的认识，在他步入仕途后的第二年便得到了一些印证。那是弘治十三年，王阳明当上了刑部云南清吏司的主事，他奉命“审录江北”，在对一些案件的审查过程中，他那种“格竹”的精神再一次从思想深处迸发出来，在王阳明对那些原本已经审定的案件的“格审”之下，他竟然发现了很多的错误。于是，他揪住这些案件里的疑点，最终平反了很多的冤假错案，让他在自己的仕途上，一开始就给上司留下了一个做事勤奋认真的印象。
若论起王阳明因心学的研究而对他仕途产生的影响，还是要说起武宗皇帝继位后刘瑾祸乱朝纲王阳明被贬贵州龙场时的一次经历。当时，一路上躲过了穷追不舍的锦衣卫的暗杀到达贵州龙场后，少年“格竹”时的经历就给了他重要的提示，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草木有枯有荣，就像是做官，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
果不其然，在王阳明于贵州龙场放下自己的仕途追求而潜心悟道期间，其对人生的见解很快得到了当地人的赞赏，经常有不少的人聚到一起，听王阳明讲学。没想到，这一举动却惊动了当地的官府，因为王阳明当时毕竟是一个被贬出京城的犯官。地方官府便派出了一批衙役前往龙冈书院，打算将书院拆除掉。不想，官府的这一举动却引起了当地居民和好学之士的强烈反对，在争执不下的情况之下，双方竟然大打出手，那些官府派来的衙役被当地居民打得狼狈不堪，无奈之下只好将情况反馈到了官府。很快，这一事件引起了当地官府的重视，因为当地居民为了维护王阳明一个犯官，竟然敢公然与官府对抗，这说明王阳明的言论极具蛊惑性，若长期如此，极有可能生出反心。但当地居民多为瑶民和苗民，官府又不敢公然派兵前去镇压，因为这样一来极有可能会将对方逼反。经过一番权衡，官府还是决定由贵宁道按察分司对王阳明采取一些限制性的措施，使他不能再对当地的瑶民和苗民进行言语上的蛊惑。
贵宁道按察分司派出了按察副使毛应奎来处理这件事，为了不惊动王阳明，按察副使毛应奎并没有直接将王阳明召唤到府衙，而是脱了官服到王阳明讲学的书院前去暗访了一番。经过几天的听讲，按察副使毛应奎发现，实际的情况跟上级所说的根本就是两码事，这哪里是什么蛊惑人心，分明是在讲一些做人的道理，就像当年老子讲道、孔子授徒一样，书院只不过是贤圣之人做学问的地方。于是，按察副使毛应奎便向王阳明道明了身份，并且不无担忧地将自己心里的话说了出来。虽然毛应奎和王阳明仅仅是见了几面，但听了对方的几次讲学后，毛应奎已经从心里为王阳明的满腹经纶所折服，于是坦言道：“我已经将自己亲眼所见和亲耳所闻的一切都写成文字，并呈了上去，但恐怕那些官员仍然以为我是在护着你，可能还要做出一些阻挠你讲学的事情。”虽然此时离王阳明上疏力谏武宗皇帝诛刘瑾时相去并不久，但此时的王阳明早已非昔日的王阳明了。在毛应奎走后，王阳明即刻给州太守写了一封长达数千字的信，其言辞恳切，一面对州太守动之以情，一面又将其中的利害讲了出来。并附上了数页其讲学时的提纲，说这些均为圣人之道，自己之所以对当地的瑶民和苗民大讲圣贤之道，正是在为朝廷做事，要感化他们。
读着王阳明的长信，加上按察副使毛应奎明察暗访的结果，这位太守也没了脾气，因为若是真的强行拆除书院，到了官逼民反的地步，他这个州太守也就做到头了。正在这时，王阳明再一次来了一封书信，在这封信里，王阳明巧妙地以委婉的口气向太守讲明了上次官府差役的事情，并说明之所以会发生冲突非是当地苗民所为，只因被派去的衙役没有遵守太守之命，到龙场后挟势擅威，加上汉人与苗人言语不通，这才有了上次的误会之举，而今苗人已知其错，故写来一份请罪书。随着书信，太守果真看到了一份请罪书，下面按了诸多手印，写了诸多苗人的名字。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在潜心于心学研究的过程中，王阳明也在慢慢经历着自己宦海的沉浮，当初“格竹”时的失败，对于王阳明来说，只不过是在“格竹”一件事情上的失败，并不等于他这种探求真理的努力失败了。到了后来，王阳明步入官场，他这种“格竹”的精神再次运用到了具有现实意义的“审录江北”上，并最终“格”出了真知，平反了很多冤假错案。然而，当他在后来因讲学而遭到官府的责难后，王阳明巧妙地运用了自己在心学的研究中所得到的“理”和“道”，将一场政治危机化解于无形之中。同时，王阳明这种在思想上的大彻大悟，也为他日后在官场上的风生水起种下了不可或缺的“福”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