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沈醉说戴笠坚持当天要飞上海，是为了去接他的情妇——电影明星胡蝶。这叫什么？这叫“官场腐败”。一个高官，为了见情妇，置天气恶劣于不顾，说好听点是痴情，说难听点是腐败，腐败到连自己的生命都不顾了——真是“死了都要爱”。
那么，******对于戴笠的死，是什么反应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听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里面，是怎么说的：
“……******听到戴笠飞机失踪的消息，非常着急，立即亲自打电话到航空委员会查询222号飞机的下落，然后火速派了几架飞机沿途搜寻，******对毛人凤说：‘戴笠可能是迫降到解放区去了，所以暂时失去了联络……’”
可见，依据沈醉的回忆，******对于戴笠飞机的失事，不但感到很意外，而且是方寸大乱，十分着急。
大家注意******在上面说的这句话：
“我想戴笠可能是迫降到解放区（蒋称匪区）了，所以暂时失去了联络。”
******的这话说明：******当时，根本还没有料到戴笠已经死亡，而仅仅猜想戴笠是被八路军抓走了。
这句话值得注意，如果******有心暗杀戴笠的话，他应该早就知道结果了。
当然，读者可能会说：你这是孤证，难道******不会装蒜吗？
别急，听沈醉继续往下讲：
“……******叫毛人凤赶紧准备一个特工人员携带无线电台、报务员、外科医生和药品，到一些可能降落的解放区上空去，一旦发现这架飞机，如果没有机场不能降落的话，则跳伞下去。******再三叮嘱毛人凤，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找到戴笠。******接见了我们，用极为关怀的口吻对我们说：无论如何，要不惜一切代价，将戴笠找到。******还写了个手令：无论何人，不准伤害戴笠，各军政机关，各地方政府，如发现戴笠，应负责妥为保护，此令！……几天之后，戴笠失事的飞机找到了，******立即操心起来：今后由谁接任戴笠的工作呢？此时毛人凤向******推荐了郑介民代理戴笠的工作，******同意了……”
沈醉的这段话，仍然出自他的著作《我所知道的戴笠》。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不但很担心戴笠的安全，而且******事先根本就没有做好找人替代戴笠工作的准备，多亏了毛人凤向******推荐郑介民临时接替戴笠的工作。
鸡飞狗跳，热锅上的蚂蚁，这一切的迹象和“******暗杀说”，显然是相互矛盾的。
这里还有一点需要各位读者特别注意的是，沈醉的回忆和证言，是在1949年之后撰写的，当时他作为一个国民党战犯，写文章原则上是要讨好拘押方的，事实上，他有相当多的文字是在讨好拘押方，因此，哪怕******有那么一丁点儿暗杀戴笠的嫌疑，依照沈醉在1949年之后所处的环境和他一向的文风，沈醉必然会借题发挥，指控******暗杀下属的“丑行”，而不会像本文这样，将******写成一个对于戴笠之死事先毫不知情的人。
从这点而言，沈醉这份关于******没有谋杀戴笠的描述，应该讲是有相当的可信度。
事实上，戴笠是国民党军统的头号人物，他死了之后，全国各地单线联系的高级特工，纷纷与军统失去联系，而这批单线联系的高级特工，手下又各自有大批中低级特工，因此国民党整个情报网络遭受了重大损失。
自从戴笠身死，国民党的军事情报工作一落千丈，******“失势”，和戴笠之死，不无关系，也就是说，暗杀戴笠，根本就不符合******的利益。
可见，******根本就没有暗杀戴笠的利益动机——******的嫌疑，应该是可以排除的。
也许诸位会说：你就单凭沈醉一个人的证言？
当然不止。诸位再跟我来，听听当年的亲历者——国民党资深飞行员赵新，对本案的证言。
依照飞行员赵新的说法，戴笠之死，不但与暗杀毫无关系，反而与国民党空军的腐败有一定的关系。
赵新是这样说的：
“……1946年3月15日下午，我照例去队部值班室看任务派遣牌，看到上面写着：222号专机，起飞时间：3月16日上午8时，航线：北平—天津—南京—上海，飞行员：赵新、冯俊忠，要求3月16日早上7时前做完飞行准备……翌晨，我乘吉普车驰往西郊机场，立即仔细地检查222号飞机，在每个关键部位检查完两遍后，确认飞机完全良好，就在飞行纪录簿上签字交给了机务员。时已7时45分，随即登机做起飞前准备。当我一踏进机舱，看见舱内已坐好了7个人，其中一人，好像见过面，后来才想起在庆王府参加******50寿辰，聆听训话时，就是他站在******身后，当时我询问旁人，说是叫戴笠，是军统局的头头……”
赵新的这段证言，出自于《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北京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274～276页，是赵新自己所写的回忆文章《戴笠摔死前后》。
读者可以从赵新的上述证言了解到：3月16日早晨，在戴笠的飞机起飞之前，赵新已经仔细检查了戴笠的飞机，而且还将每一个关键部位都仔细检查了，而且还都检查了两遍，发现飞机一点问题都没有，换言之，没有发现被人做过手脚的迹象。
应该讲，依据赵新的这个证词，我们似乎可以排除“飞机被做过手脚”
一说了。我们继续往下读赵新的证言：
“……时钟已指到7点55分，我正要按下启动按钮，启动飞机时，忽见机头左侧下方滑行跑道上，飞驰来一辆吉普车，车上的人急忙向我挥手示意，并迅速停在我机头下方，我探头问：‘怎么回事？’同时看出挥手人是张远仁（绰号小黑子，四川人，航校第18期毕业生），他大声嚷着：‘不要开机！有急事！队长让我来替你！’我问：‘究竟出了什么事？’他说：‘快下来！队长叫你去，你见到队长就知道了！’我说：‘我机上的行李怎么办？’他说：‘拿下来，你不去了。’我见时针已指8点，再说也来不及了，就带着行李坐他的吉普车进城了……次日，即3月17日中午12点5分，地面接到飞报：南京明故宫机场云高300，有雷阵雨，能见度极差，着陆困难。队部立即回电：222号专机，请你速告明故宫机场打开导航台，进行穿云迫降，如果不行，改飞上海或济南。但是，上海、济南的天气也不好，于是，222号专机只好硬着头皮，在南京做穿云迫降。不久，接南京明故宫机场报告：222号专机在云层中盲目飞行，与地面联系困难，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雷雨中，先后三次尝试下降，都越过了机场，无法着陆，在最后一次下降中飞偏了，飞往江宁县去了。下午1点6分，222号专机电讯联络突然中断，地面多次呼叫，可是已经听不到222号飞机的讯号了。戴笠的飞机撞山了……”
赵新在这一段里，透露了一条重要的信息：航空大队的队长，临时指派张远仁替代赵新去驾驶戴笠的飞机。
那么，这个航空大队的队长，为什么要临时让张远仁去替代赵新驾驶戴笠的飞机呢？
对于这一点，赵新在同一份证词里，是这样解释的：
“……222号失事原因，主要是飞行员张远仁听说有去上海的任务，因赚钱心切，立即向队长送礼，一再要求派他去上海做黄金美钞生意，平时张远仁与队长同住一院，关系也好，在队长考虑张的技术水平不高，可否派他去正犹豫不定时，张就说：‘主要替队长赚钱，请队长也出些本钱，一定能赚回大钱。’把队长说动了心，于是，他两人在222号起飞前夕，连夜准备妥当，决定由张于翌晨赶到机场，并以队长的命令，将我撤换下来……”
可见，赵新说，原来张远仁要借这次飞行任务的便利去上海从事金融投机活动，获利后和航空队长二人分享，航空队长财迷心窍，于是临时起意并指派了张远仁去替代赵新。
张远仁的驾驶技术比不上赵新，按照道理，对于戴笠这样级别的高官，应该指派赵新去执行飞行任务的，但是，队长却临时改派了张远仁，这仅仅是为了捞外快，可见国民党空军的腐败。
赵新的这段证言，是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的：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军政界兴起了一股到上海炒卖黄金、美钞、汽油等生意的歪风，国民党空军也未能免俗，航空大队的这位队长，明明知道飞行员张远仁技术不过关，也要临时决定改派他去接替赵新给戴笠开飞机，不为别的，只为了张远仁会给他（队长）分红。
这还不算，国民党空军在事后还专门作了调查。对此，赵新是这样说的：
“……事后调查得知：222号专机因为看不见地面，先后几次穿云，都越过了机场，飞行员掌握飞机的高度、速度、方向，都与穿云图上的航线偏差很大。失事的原因，主要是飞行员张远仁飞行技术差，张远仁和冯俊忠接受的是旧式飞行训练，缺乏科学头脑和先进技术的训练，尤其对无线电波，单凭听觉的盲目飞行和利用无线电罗盘的定向飞行，他们全都没有学过，张远仁只是学过一些初步的穿云迫降理论，一点实践经验都没有，冯俊忠对仪表、电波、无线电等设备也不熟悉，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受过美国空军训练中心的严格训练，盲目穿云，一遇到恶劣天气，就缺乏应变能力，这就是这次事故的必然性所在。戴笠失事一案，在国民党空军史上是一件丑闻，以前是不能披露的，现在我觉得应当将真相公之于众……”
很明显，赵新所提供的材料显示，戴笠的飞机失事，有两个最主要的原因：
1.天气恶劣。
2.飞行员技术不够好。
而之所以派了一个技术不过关的飞行员（张远仁）执行这次飞行任务，不为别的，只是因为航空队长和出事的飞行员狼狈为奸、假公济私，他们借出差上海的机会炒卖黄金、美钞挣钱。航空队长如果不是为了这个，是不会派张远仁去飞上海的，因为张远仁技术不好，不应该让他飞这一趟，戴笠是高官，飞行安全马虎不得。
总之就是两个字：腐败。依据以上的各种证言，我们不妨梳理一下本案发生的全部经过如下：
1.1946年3月15日白天，航空队接到戴笠的飞行任务，航空队长指派飞行技术较好的飞行员赵新、冯俊忠执行此次飞行任务。
2.1946年3月15日夜，技术较差的飞行员张远仁连夜说服航空队长，让他接替赵新驾驶飞机，张远仁要借此机会到上海炒卖黄金或美钞并和队长分红。
3.1946年3月15日夜，航空队长经不起经济利益的诱惑，违背良心，甘冒风险，决定临时改派飞行技术较差的张远仁去执行任务。
4.1946年3月16日7时，飞行员赵新仔细检查了戴笠的飞机两遍，发现飞机安好无恙。
5.1946年3月16日7时55分，飞行技术较差的张远仁临时赶到机场，接替赵新驾驶飞机，赵新无奈，只好退出。
1946年3月16日晚上，张远仁驾驶戴笠的飞机抵达天津，在天津过夜。
3月17日早上，戴笠的飞机从天津飞上海，遇雨，转南京。
3月17日中午12时零5分，南京上空暴雨，飞机冒险迫降。
1946年3月17日中午13时零6分，飞机在南京（江宁区）迫降过程中，撞山失事。讲到这里，我想各位读者应该心里都基本有谱了：戴笠所乘坐的这架222号飞机之所以失事，主要的原因在于遭遇了恶劣的天气，而除此之外，国民党空军的腐败，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这恐怕是至今为止，关于戴笠命案最接近事实真相的分析。
